如今，很多往事已经模糊不清。记忆像一张褪色的照片，影像也撒满了旧迹。只有个别细节还在脑海里如同跳跃的浪花，偶尔将光斑一闪，让你欣喜地张网将它捕捉。
（一）白洋淀诗人群落
1974年，春节过去了，春天来了，该回村务农了。想到回村我就有点怵头。说实话，我并不怕只靠肩挑背扛的劳动。当初选择那个偏僻、冷落、仅有9户山民的小山村，不就是去自讨苦吃的吗？不就是想凭着青春热血和精力，体尝一下毛主席号召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乐趣吗？我们不是都说，要用我们的双手，拼出一个沧海变桑田的世界？况且山民们不是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息繁衍吗？但仅仅几年，知青以激情谱写的理想之歌就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悲怆凄惶的唢呐声。理想彻底破灭，对“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厌倦，对当时流行观念的嘲讽，对人生价值的新探索，使我们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大串联”，希冀在再次深入社会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人生定位。我已经三上华山，数次往返晋祠，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也已经浪迹了一番，并且不止一次地和朋友们探讨到全国旅游的方案。
这些在“文革”动乱年月里认识的中学生朋友们，大都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爱好。我们在一起犹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穿裤子的云—我们变化多端、形影无踪，倒也逍遥。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可说是过得相对自由一些。毕竟，被扔在农村的插队草民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根本不能构成对高层权力威胁。所以，我们被遗漏在“四人帮”严峻的视线之外。只有当他们眼角的余光不幸扫荡到我们时，才被报刊或电台鼓噪一番。
不想回村，我想去白洋淀游荡一番。早就知道那里是一片云梦泽国。而且有极方便之处：好多同学和朋友都在那儿插队落户—张建中（林莽）、宋海泉、崔建强、栗世争（多多）、潘青萍（乔伊）……有些虽没见过面，比如姜世伟（芒克，又称猴子）、越重、赵金星和陶雒诵，但已久闻大名。很多朋友已去过，如于友泽（江河）、赵振开（北岛）等，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儿的水上生活，对久居城市或山区的人，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应当说，除了那儿的环境，还有更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这些朋友在当时那个年月，都决非等闲之辈。大家都在读书，都在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蜿蜒迂回。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大家都对流行的一切嗤之以鼻，只是表达的形式不同而已。
我、栗世争和其他两个在白洋淀插队的小伙子结伴乘火车前往徐水。栗世争那天穿得挺整齐。上火车前，我们还胡逗乱闹的。可一上火车，一找到座位坐下来，他就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样儿。和他说话，他也是做出一副特别矜持的样子。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曾经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于是有点诧异：这小子还挺能装孙子的。其实我们在一块儿是最讨厌装孙子的。但细一想，觉得他如此也有道理：你怎么能知道身旁没有充满阶级警惕的革命战士？！你又怎能保证没有专事告密的人？人人都要有一重厚厚的保护色。“祸从口下生”在那时是生活的现实，二重心理和二重性格是心灵的操炼。普遍的空虚和孤独感，栽培出对人、对事物、对感情的繁杂果实。正是这样的现实使他和当时那些诗友追求一种韵味独特的语言，一种习惯于人云亦云的人所难以读懂的比喻和联想，以及一种令人困惑的句法。他们的诗歌是特殊年月的果实。只有当时占据诗坛的“工农兵”诗人才只会浅薄地直抒胸意。然而直至今天，我们仍把那些平白直露的“诗”称做顺口溜。记得还是在村里，一天，郑光召（《老井》作者）拿了一本当年报刊吹捧的诗集，高声朗读了两句，念完后他就将那诗集顺手一扔：“这么没个性的东西也叫诗！”房间里充满我们哗然不恭的笑声。确实，寡淡如水的顺口溜始终被我们所不齿。后来，我这群插队诗友走上文坛的时候，被评论界称为“朦胧诗”派。甚至很多老诗人都读不懂他们的诗。艾青不是批判北岛那首《生活》—网—的诗，说题目比诗的正文还长，有这么写诗的吗？其实他很清楚，诗人北岛曾经从他早期诗作里汲取过营养，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派诗人的旗手。对于艾青的批判，北岛只是淡淡地一笑。
那天，白洋淀风不小，摆渡我们的渔船顶风向大淀深处荡去。我觉得很开心。和栗世争在船上把此行的路线定下来，先去寨南，然后再去栗世争和芒克所在的村子，其他比较远的村子，只是把人给叫出来或去看一看就可以了，但乔伊所在的村子是必须去住上一宿的，那里朋友比较集中。
第一个晚上在寨南度过。这村的宋海泉是我清华附中的同学。当时在我们这些插青中，他的学问是最庞杂的，可谓博今通古。至今仍能对任何问题旁征博引。他多才多艺，除吟诗作赋，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和他同村的崔建强则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还有我校高一同学刘满强，他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来，真是声振寰宇。栗世争的歌喉也不错，大概和根子（越重）在一起的缘故，他始终没扔下练嗓子这功夫。除了醉心于现代派诗歌，他还醉心于意大利男高音的用声技法，动不动就是“呵，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这些人在一块儿别提多开心了。轮流唱歌，喝劣质白薯酒、谩骂打闹……白洋淀的鱼鲜美异常。那时食油供应紧张，但在这里做鱼，我从没见过他们用油，只是把收拾干净的鱼往锅里一放，再加点水和盐之类的佐料，就会做出极美味的鱼来。饭桌上我们谈政局、谈种种小道消息，谈那时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流行的黄皮书和蓝皮书，也谈其他朋友写的诗或小说什么的。自然，互相“挤对”、“踩瞽”居多。然后就把对方的遣词造句、诗歌意境给嘲弄一番，学问好的还能将对方句子的出处索引一番。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欣赏的譬如惠特曼、爱略特、庞德、艾伦堡、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杜琳娜、波得莱尔等人的诗句和意境拿来推崇一番。我们热衷于现代派，像荒诞派戏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涅斯库的《犀牛》《椅子》等。有时我们谈到郭路生。他的诗，如《相信未来》《烟》《酒》《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60年代后期散布着巨大的魔力。他的诗歌所具有的冲击力，扫荡了当年所有官方发表的顺口溜。我觉得，郭路生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当所有的舆论都在糟蹋文化的时候，他用他的文字重新确立了真正的诗歌形象。但有人对他偏爱甚至能背诵贺敬之写的顺口溜提出异议，可是何必那么尖刻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矛盾和局限。郭路生内心同时沸腾着水与火。它们造就了诗人，也使他在煎熬中患了精神分裂症。说他在部队郁郁寡欢，每日以烟为食，说他退伍后就进了精神病医院，出来后又要写名为《壮志篇》的诗，还要写河南“红旗渠”，结果在河南林县体验生活途程中，被小偷光顾，一文不名的他再次发病，流落街头20余天才被接回北京……大家听了，除了惋惜，不再评点什么。
那时候，这些作家、诗人的书都是禁书。中国的书架上只有“雄文四卷”，小说就是《金光大道》《艳阳天》之属，舞台上则是那八个“样板戏”一次次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文学艺术有“样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事情就是这样—不塞不流。我们能离经叛道，当然还是“文革”这个催产剂。大批判的号角越高亢，我们就对被批判的东西感到神秘，于是就要研究和探讨和比较一番。出于这种简单而非一句话能说清的原由，还是早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17年出的所有的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古希腊神话到资产阶级现代文艺理论丛书，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凡是有些价值的书籍，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这些书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思维。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这些书在我们之中神秘而神速地流传着，没人问它的来路，只是被催着快读快还─还有别的人在等着看。于是昼夜兼程地读、做笔记。那时，只要谁那儿有这类书，就会成为大家推崇的人物。
白洋淀似乎刚刚通电（这就比我们山村先进多了，我们仍点煤油灯）。为了节省电费，灯的瓦数都很小，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胡吹海聊到很晚才睡去。
第二天，宋海泉在队上借了条船，一行人唱着叫着杀向抵庄。和我们的小山村有个共同的特点—居室前都是水，这里是很深沉、很安静、呈深绿色的湖水；我们建在半山坡的居室下面则是清澈、奔腾的乌马河。“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我们都自视颇高。
抵村插青宿舍处的位置不错：房舍前面的地势比寨南插青宿舍开阔一些。乔伊（藩青萍）在北京尚未回来，戎雪兰和她的男朋友在，她的男朋友高高大大，很有艺术家的风度。在白洋淀他和戎雪兰一块儿画那些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现代派油画。我们去的那天他们不知为什么事在闹别扭，戎雪兰的小姐脾气发作了，把男朋友的画笔使劲地抛到淀里，他就蹲在淀边默不出声地打捞。赵金星和陶雒诵也在。那时赵金星刚刚出狱（他因写了不少哲学方面的文章而触怒了极左派，被抓进监狱关了几年）。当时的赵金星已在中学生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学者形象。在哲学和马列经典方面，他很有权威。他的名声在我们这批中学生中不胫而走，受到不少激情澎湃的少女少男的崇拜。在白洋淀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关于他和陶雒诵的爱情，也被中学生们广为传播。即使在他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当时抓思想犯已不再直说其“思想反动”，而是弄些莫名奇妙的刑事责任栽赃）投入监狱时，陶雒诵也照常去探监。一出狱，她就把他接到白洋淀来了。在这里他们俨然是一对和睦到极点的夫妻，我注意到陶雒诵总是对赵金星流露出掺杂着崇拜的缠绵柔情。在那凌乱而又破败的房舍里，我们自然是先把熟悉的朋友们的消息交流一番，谁谁在那里，谁谁在干什么，谁谁“病”了（被抓、或被“群众专政”了的表达方式）。后来大家就问赵金星蹲监狱的滋味，他告诉大家，最不好过的是案子悬着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结局。而宣判之后，就踏实了。即使有骚动，那也和刚进牢狱的滋味不一样。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刚被放出监狱大门时的情景：“我背着在监狱里用的那些破行头，一走到居民区，一看见那些低矮的房子，肮脏的街道，蹲在地上拉屎的孩子，还有在狭小的天空盘旋、不愿离巢的的鸽子……就强烈地体会到自由的可贵。监狱外面的一切都被我赋予了梦寐以求的诗意。恰好我行走在一家人的窗口下，从那里飘出贝多芬的《欢乐颂》，我一下就坐到墙根下，街道上所有的嘈杂声都消失了，只有伟大的贝多芬在诉说着生命音符……”
我听得十分感动。一个希冀洞察社会和人生的青年在追求中付出了代价。也许这是中国特定的环境里普遍的现象？也许这是一个不安定的青年必然的命运？在亚洲、在第三世界、在中国……在白洋淀的这间房舍里，陶雒诵痴迷地望着他，那目光显示她的全部世界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一大船的来客要吃饭。又是陶洛诵为大家操持起来。她不声不响地收拾活鱼，买来了一些蔬菜和花生米什么的。赵金星也去给她帮忙。很快，他就成为主做而由陶洛诵打下手了。饭菜很丰富，全部上桌时已经天黑了。我们这群人只管饕餮，胡吃海喝。赵金星忙得满脸汗油，烧的是柴灶，他和陶雒诵的脸上还有碳黑的痕迹。陶雒诵指着一样菜，带着骄傲的口吻说：“这是他挣的。是他给人看病挣的。”赵金星不是这里的正式插队学生，但他不愿靠陶雒诵养活，便在研读哲学之余自钻医术，给淀民医个头疼脑热什么的，居然得到了淀民的认可。作为回报，患者就送他一些土产、蔬菜什么的。
第二天我们都显得有点睡眠不足。因为夜里凑在一起，躺在床板上聊各自经历的事儿，谈自己阅读的好书，讲点鬼故事，是很有气氛的事儿，谁也不肯早早睡去。一直在村里待着没回城的同学则问京城又有什么新的政治事件。自那年2月起，“中央‘文革’”又开始部署“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党内层层扒皮的斗争正引起社会普遍的不满。认为一个这么大的执政党号令全国去批判章回小说《水浒传》、批判“克己复礼”、“反儒尊法”之类的运动，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事情，很表现极“左”派在当时已是黔驴技穷。“上帝叫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80多岁的老人郭沫若，在那一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上，被拉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几次三番遭点名批判……黑暗中有人背诵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看看，历史典故倒是不少。可在动员了全国各民族人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史无前例”、已经搞了数年的伟大“文革”后，却透露出“焚坑事业要商量”，而且“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信息─就是说，焚书坑儒的事儿，是历代都“行”的“秦政法”，这可是批不得的！那么，搞得天翻地覆的“文革”，究竟搞的是什么东西？！想想，实在让人胆寒。
栗世争和我睡的床铺为近邻。每当谈到形势严峻时，他总是特别认真。我知道他在创作上很有魄力，同时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自我保护能力。在这点上，我们很多人都不如他。记得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气极败坏地跑到我家，说他已奔忙了一整天，到现在还没吃饭，“哥们儿，有剩菜剩饭端出来点。”我那会儿已吃完饭，招待他吃毕，他才说，据可靠消息，已经开始查抄“地下文学”，“我知道你有个稿箱，他妈的我得查查，你准抄了我的诗。”那会儿我们之间经常传看一些文稿，看到有漂亮的句子，意向深邃的诗篇，总要摘抄到笔记本上。谁愿意拿自己的文稿让别人乱翻乱动？“哥们儿，你得对我负责，我不能进去。告诉你，万一我折进去了，在酷刑之下，岂有完卵？我他妈的准一一招供。”他咧着嘴笑着说，“你怕也没好果子吃！”虽然我们俩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着这些话，但我还是让他翻了我的那些笔记本，撕下了有他诗句的那些页码。然后他问还看见谁抄过他的诗句，谁从我这儿抄过这些诗。他让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我说我再没扩散过他的这些诗。他于是说他还要去谁谁的家去翻找，告辞走了。他的气极败坏让我也沉不住气了。那时我写过一个五万余字的中篇，叫《第四次慰问》，从知识青年的命运揭示那个时代对良知的摧残。这篇东西我在一些知识青年聚会的场合里念了三次，我从来不敢让它落在第二个人手中。记得有一次我在徐浩渊、李胜平那群朋友家念它后，徐浩渊到我家提出借手稿带走，我拒绝了。第二天，她们家就又被有关部门彻底地抄了一遍。抄她家一小时后我去找她，才知道事情的可怕，同时庆幸我没将手稿借给她，否则，我必难逃牢狱之灾，不能没有安全意识。我当然担心成为地下文学的查抄目标，他走后，我便将稿箱里的文字，通通付之一炬。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当时干吗不将稿件转移呢？事实上栗世争也并没将自己的稿子焚毁，他只不过转移到什么别处去了。
划着那条船，我们一行人前往栗世争他们村。我很想见见猴子（芒克），那时我只是听说过这个侠气颇重的诗人。他的诗纯净美好，像是无邪的单簧管在大自然里抒发情感。他不太和书卷气浓重的人厚交，但却喜欢和同村的劳动人民为伍。盛传他在村里爱上一个姑娘，拼死拼活地要娶她。他和村里的后生交朋友，把他领到家里住。一次，猴子的姐姐终于发了脾气，轰人家走，猴子就帮那村里后生一块儿和他姐姐干仗。很显然，这是我们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我还知道他和一个叫彭刚的现代派自由画家一同流浪过─效仿美国作家克茹亚克的《在路上》那种既浪漫又疯狂的方式，但在出北京没多久便被擒获遣返京城。
在大淀里很容易迷路。我尤其辨不出东西南北。我看淀里的景致总是大同小异：水路的两侧是方阵一样的芦苇荡，鸭子在那里游来游去。靠苇荡的地方总能看见鸭子下的蛋。他们村距离抵庄有半天的水路。记得那一天划船的是栗世争，他竟然一路划一路辨别方向，没出什么差子就到了目的地。他辨别方向的能力确实让我佩服。猴子不在，据说追那个妮子追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见到猴子，我有点失望。说实话，我真想知道他对身边的一切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他能那么投入地融入村舍之中，那么真心地交村里的朋友，在我总是难以做到的。但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那个太行山的小山村里，知识青年已大都谋生走了，只剩我独自留守，他或许能启发我点什么。
周游后，我又在宋海泉的寨南住了一个月左右。在那里我读书、游泳，真是优哉游哉。我们在大堤上闲聊，有时讨论一些颇为深奥的问题。谈文学，谈诗歌，谈当年政局。当然我们都坚信，中国不可能永远是眼下这个样子。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这样，当祖国摆脱了病恹步入健康发展那一天，我们就不会是隔岸观望的帮闲，而是搏水弄潮的健儿。
（二）再次“大串联”
在村里我看那些盖着县图书馆公章的书籍，那还是我和同村同学郑光召一起刚刚来插队时，在县图书馆被查封的禁书屋里偷来的。读书、做笔记、在纸上胡乱写些小说……日子过得倒也逍遥。突然一桩好事出现了。我的一个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来信，说他要借着探亲的机会去全国旅游，他知道我在大串联时期有着丰富的走南闯北的经验；况且去旅游，安全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他便选择我做他的搭档。但我没钱。怎么办？只好施展我的木匠手艺，打了一个碗柜，让村里的车把式穆夺小给拉到太谷县城，卖了30块钱人民币，又把没吃完的谷、小麦、玉米装了三口袋，用自行车驮了，拉到太谷纱厂，卖给了一个儿女成群，粮食月月紧缺的家庭。这样，我兜里揣着100多块钱，浑身轻松地和那位朋友在火车上会合了。当然，这百十来块钱是根本无法用来全国旅游的。但穷人有穷人的招儿。我只有动“知识青年”的脑筋，想了个万全之策：只花五分钱买张站台票即可，两人有一张车票足矣。果然，我这招儿屡试屡灵。令那个朋友佩服得不得了。
我爱旅游。那是读“无字之书”，它能给你书本上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三山五岳、大江大河、各个城市和村镇走一走、串一串，真是十分刺激的事儿。
这一行真是辉煌。从山西太谷上火车，当夜就到了陕西华阴县。我已经是三上华山了。我喜欢华山。它那样雄伟险峻，那样气势磅礴，登高望远，又是那样让人心胸开阔。所有这些，把旅游的辛劳和磨难都远远地甩在九霄云外。华山同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一样，所有的庙宇都被摧毁了。中国文化中有这样的说法：乱世和盛世看庙宇。那意思是说，庙宇总是在动乱的年月里首先遭到破坏；而在盛世，又总是首先将它修葺一新。事实正是这样。华山没有一处庙宇是完好的。西峰顶上的气象站因由解放军驻守而成为华山顶上唯一完好的建筑。在华山三天，我们就又登上火车，去了临潼。这是个美丽的小城。有杨贵妃洗澡的温泉，如今叫“华清池”。在这里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平生第一个温泉澡。这里还是西安事变的关键所在─蒋介石便在这里的骊山夹缝中被生擒。遛够了，我们又去了西安，在大、小雁塔、碑林等公园浏览了一番，便又乘车去了四川。
四川真是天府之国。这里绮丽的风光和俯拾即是的名胜古迹真是太丰富了。峨眉山、乐山大佛、杜甫草堂、都江堰以及诸葛墓等，能去的都去了。1974年的四川和全国各地一样，贫穷、动乱，到处可见上访的人群和四处游荡的“盲流”，在街头闹市，随处可见鸣冤叫屈的大字报。
一路上，我随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到处都弥漫着怨声载道的不信任情绪。在成都，我们看到一张大字报，在诉说了自己遭受的冤屈以后，该文作者表示，如果得不到平反，他将在某一天吊死在省革委会门前的大树上。四川省还是缺粮大省。和这里的人聊天，说只要给一位姑娘一个火烧钱和粮票，就能娶她当老婆。所有这些，我都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中。我那个朋友带的苏修135相机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镜头。也许过得太逍遥了。当年在那种动乱的年月里，谁有心思和经济能力去全国旅游呢？所以我们的行为总是引起不少人怪异的目光。毕竟那些旅游景点只是在太平盛世里被人光顾，而在朝不保夕、人命危浅的岁月里，几乎沦为荒山野冢。然而越是在这样的地方，越是能让人产生历史的思考，能让人发怀古之幽情。在一些佛家圣地坍塌的墙壁上，我们看到很有水平的“七言绝句”，大多是在发泄不满情绪。记得在峨眉山金顶上的破庙墙壁上，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千秋璀灿蒙糟粕，敢有佛风随我来。”我也将它抄了下来。
峨眉山除了青山依旧，流水潺潺以及猴子成群以外，最令人感慨的就是那些原本辉煌的庙宇，无一幸免于“破四旧”的浪潮。庙宇被大火焚毁，到处是颓垣断壁，真是惨不忍睹。而且这样著名的大山里人迹寥寥。我们走了半天也没见到其他游人。只是快到山顶时，才见到几个背着巨大包袱的乡下模样的人。他们小心谨慎地躲避我们，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发现，他们是虔诚的佛教徒，是来朝拜的。他们总是面对那些坍塌的寺庙磕头、烧香、摆上微薄的贡品。他们有人放哨，一看见有人影在山路上出现，就立即抽身离去。但多次狭路相逢之后，他们知道我们只是两个单纯的游客，便不再提防。
我们在洗象池的庙宇里住了一晚上。整个庙宇里只有我们两人，明朗的月亮无比皎洁，晚风徐徐吹来，让人浮想联翩。记得洗象池庙宇里有一水井，里面的水极为清洌，喝之甘甜无比，而在月夜里看那汪井水，荡漾着那那轮明月，就像在戏弄一个巨大的晶莹剔透的珍珠。
……一切都那样值得回忆。记得是在开往昆明的火车上，我实在太困了，便钻到一排座位底下睡觉去。这样，便没来得及安排对付查票的事儿。半夜里，我正睡得香甜，被踢醒了。“车票！”乘务员凶巴巴地朝我吼叫。我只能说没有。毕竟已不是毛主席号召全国“大串联”、不花一分钱乘火车的年月，我老老实实地掏了十来块钱补票款，这是此行我唯一买的一张票。
昆明是个不折不扣的春城。到处都是花香。这个城市让我流连忘返。八百里滇池烟波浩渺，滇池旁的大观园那副全中国最长的对联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不知为什么这里的文物古迹在浩劫之中能幸存下来，而在任何景点，都有那些无照人员兜售相关的景点介绍。我在这上面还是肯花钱的。无论对方开什么价钱，我都要买来保存。特别是蜡版刻印的介绍清朝诗人孙髯翁写的那副长达180字的对联的小册子，仅几页巴掌大的纸，字体也歪歪斜斜的，竟然卖一块钱！贵是贵了点儿，但想到其价值，我还是买了。对联中透视功名利禄的辞句堪称警世恒言：“……把酒凌虚，看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朱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于暮烟落照，只赢几杵疏中，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看古人如此超脱，真令我佩服不已。对照身边那些“费尽移山心力”的男女“强人”，如今又怎么着？即使呼风唤雨，应者如云，最终还是“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成了“断碣残碑，都付于暮烟落照”！大观园里还有副对联：“千秋怀抱一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何等胸襟，何等潇洒，何等超脱！至今，我还以为我在为人处世过程中，渗透着这样的哲理。它们已融入我的血液之中，看来是终生不能变了。
我那个同行朋友回家与父母团聚去了，只剩我独自在昆明街头闲逛。终于等到他回来了，我们便游石林去了。
途中我们迷了路。两个人在荒山上走了很久，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看到山下有依稀的灯光。所幸这里的山并不陡峭，借着月光，我们在草丛中蹚着，终于抵达了灯光所在的地方，一问，竟然就是石林招待所！交验了各自的证明，我们住下了。房间原来是一间偌大的礼堂，还都是地铺，所有的旅客都住在这里。我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足足有一百多张地铺上，只睡了七八个人。
石林真美呀！那些千奇百怪的石头千姿百态地戳在清澄碧透的水中，游人们沿着水中蜿蜒的石头小路，欣赏着、惊奇着、兴奋着，忘乎所以正是天人合一的最佳境界。据说，如今石林的那泓池水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了那些石头依旧，我听了不免黯然。那水、那石，本是孪生姐妹，一个已干涸作古，另一个岂能一枝独秀？不过是勉强支撑罢了。
此后我们就沿贵州、广西、湖南北上了。也许我的赘述太多，应该早早结尾，那就只谈我在南岳衡山被“抓”一事吧。火车没进入湖南，我就决定登衡山。同行的朋友欲去武汉看望女朋友，我们相约在武汉会合后就分手了。记得在衡山站下了火车，乘摆渡过了湘江，在码头看到大型公告，说禁止一切闲散人员在南岳衡山一带逗留。我并没往心里去。类似的公告在不少地方都有。我一个游山玩水的插队学生又怕什么？当时已是傍晚，我在路边搭了一辆拖拉机，赶往衡山脚下。在路边的小饭馆里随便填饱了肚子，我就开始找住的地方。起初，我想在长途汽车站忍一夜，但又觉得应该好好睡一觉，毕竟我们坐的是火车硬座，再加上颠沛流离的，住旅馆吧。街头就有小旅馆，是当年流行的名称─“工农兵旅馆”，门面上写着“为人民服务”“顾客之家”、“住宿请进”等字样。我进去了。谁知登记时，我竟然从钱包里、书包里，找不到介绍信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时的介绍信（又称“证明”）犹如今日的身份证，没了它是寸步难行的。找不到，我想，那就算了，去长途车站吧。但那女服务员说：“没证明也可以住。你不就住一晚上吗？”我当时这个感激她呀，夸她服务态度好，夸她长得漂亮，夸她们旅馆干净……好话说了一箩筐，她也高兴得不得了。晚上，我坐在床上写完日记，将日记本往枕头底下一塞，便睡觉了。
半夜里，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把我从沉睡中吵醒。“谁呀？”我迷迷糊糊地问。门外的男人说是查房的。我只好穿着小裤衩去开门。是两个警察，他们要我出示介绍信。我说介绍信找不着了。他们便查看我的书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裤和袜子。他们又让我掏兜、查看钱包。他们审视我放在枕边的那块苏修手表，问我：“那块手表在哪里？”我知道他们在把我当歹徒─起码是小偷在审查。我说我就这么一块手表。钱包里只有十来块人民币。他们让我把藏在身上的钱都拿出来，我说你们也看见了，这就是所有的东西。书包里有个小小的通讯本儿，里面写有我认识的各路朋友，他们像抓住什么证据似的将它死死地攥在手里。我想到我那压在枕头底下的、记录着一路见闻的、抄录有庙宇墙壁上的“反动”诗词的日记本就胆战心惊。要知道，那里面任何一页的随便几行字，若被当时的执法人员看见了，我就肯定完蛋─会成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我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发现它。越想越紧张，我竟控制不住地浑身哆嗦起来，那警察锐利地问：“你哆嗦什么？”我说我从来没遇到这种场面，紧张造成的。他瞪着我说：“是吗？”我继续筛糠一般抖动着，点点头。最后，他吩咐我：“先睡觉，明天一早到派出所来。这些东西我们先拿走了。”他们把我的手表、钱包、通讯录以及那个书包和里面的衣服都拿走了。他们一走，我可松了口气。连忙将那日记从枕头下取出来，藏到了床板和床头衔接的地方。此后，在忐忑不安中，我居然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将日记本再次取出。本儿不大，我将它藏在裤腰里，然后就去派出所。昨晚上查房的一个上了点年纪的警察又审查了我一个上午，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听说我就是为了全国旅游而来，他有点不相信。“你兜里就这么几块钱，能全国旅游？”“我的钱都在同伴身上呢。”我解释说，我怕被偷被抢，所以在与朋友分手前，将重要的东西都放他那里了。“火车票也放在他那里了？”我铁嘴钢牙地说，我下车下得匆忙，忘了跟他要。他还详细地追问我家庭住址、插队地点。关于这两个问题，我是必须撒谎的。我知道，只要我在这里被扣押的消息一传回去，那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说什么的都会有。况且我那会儿正在办着“病退”（因身体不好，无法务农，申请返回北京），有点闪失，一切将鸡飞蛋打。所以我就铁嘴钢牙地胡乱编住址和插队所在地。他似乎察觉出我在瞎编，反复问，我则在反复回答的过程中始终没前后矛盾过，他便问我那个同行的朋友的下落。幸好我那通讯录里有他去找的那位女友的电话，这是为了防备失去联系他才给我的。那个警察就往这里打电话。虽然没找到那个朋友，但看我说的是实话，他便没再纠缠我。后来他出去办什么事儿，留我独自在那个院子里。院子里有个干活的木匠，他悄悄对我说：“别怕，没事儿。”为这句话，我挺感激他。快到晌午，那警察回来了，让我跟他走。他也不说带我上那里去，只是让我跟他走。这一路我非常忐忑不安，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终于，目的地到了，原来是警察分局。地方挺大，来来往往的都是警察。他让我在一间房外等着，他要去办理手续。我心想，坏了，可能是办理拘留手续……我便说：“我想上躺厕所。”他顺手一指：“那边，快点啊！”
南方小市镇的茅坑是真正的大坑。上边用木板与粪坑隔开。往下一看，足足有两三米深，发酵的大粪热烘烘的，蛆虫在里面奋力地蠕动，特别是风一吹，又臭又热的旋风便从下面掀上来，弄得你浑身不舒服。况且那木板年久失修，踩在上边咯吱吱地响，真是既可怕又恶心。我真不愿意把那个本本扔入这种龌龊的地方。可是不扔又怎么样呢？万一被发现……我一狠心，将它扔了下去。虽然心痛，却如释重负。心想，这回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谁知，再见到那警察，他却是还给我各种扣押的东西！钱包、手表、书包、通讯录……“打长途电话核实你的身份，用了5块7角，这是剩余的钱。你在这里签个名字……”
一场虚惊！我一边签名留念一边这个懊恼呀！那个本……唉，可惜了！
此后，他又押着我去了码头，监视着我买了一张渡过湘江的船票。在码头上，他指着我曾经看过的公告，说：“你擅自闯入不许闲散人员逗留的地方，是犯法的。念你是插队学生，放你走吧。”
真是懊恼！西岳华山、东岳泰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都去了，唯独缺这个南岳衡山！上了船，听乘客们聊天才知道，说此处正有大官在疗养呢，于是便封山育林了。噢，难怪呢。很久，我的心才彻底地放松下来。
然而，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就是那本被抛在茅坑里的日记。如果它还在我手上，该多有意思呀！但它已经作古。想起它，我就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怀。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我们逝去的青春，它属于你，却又被别人牵着。你没有机会自由地表达自己。你不得不被迫让你的青春流放。就像那本日记，你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关键时还不得不让它在茅坑里打滚，然后再去怀念它。但它最终还是没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那个茅坑改观了吗？已经九十年代末期了，小镇的厕所已经改观了吧？不会是当年那种浮泛蛆虫的大坑了吧……即使它没改观，那日记本也一准沤烂了。你只有靠残缺的记忆来追述那个在茅坑里打滚的青春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