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严寒使他防不胜防。虽然他下榻的友谊宾馆室温高达近摄氏二十度，他又备足了各种御寒的服装，但他还是感冒了。他拖着病体紧张地投入安排好和没安排好的活动：演讲，会见陈鼓应、黄顺兴、张春男以及众多的已到大陆定居、讲学的旧时好友，外加游览北京辉煌的名胜古迹。他又血压上升了。但他掩饰着病态，照例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各种场合，洋洋洒洒，慷慨激昂地宣讲他的主张。
晚八点，我来到友谊宾馆三楼。还没见王晓波的面，陈鼓应、廖秋忠分别来告诫我：王晓波身体不好，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也就是廖秋忠此话刚说罢一两分钟，王晓波走过来把我拉进他的房间。
他中等身材，椭圆形的脸庞颇显现出棱角，虽戴副眼镜却不显学究气，衣着俭朴随便，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印象。几句话之后，他便谈开了他的理论。“中国有无数令世界震惊的东西，”他说，“马可·波罗来中国之后，大为震惊，认为这正是西方所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国……”他历数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一切，之后，话锋一转，“那么，为什么中国近百年来国运愈来愈弱？既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又挡不住西方的迪斯尼游乐园呢？”他不赞同“全盘西化”才可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主张，“事实这也不可能。‘华夷合治’的主张只能产生强烈的‘依赖’意识，而导致民族自信心的衰竭。然而历数中华之家珍，我们比谁差？即使今日，中国的高科技在世界上也是与美苏并肩媲美的，何苦自我作践呢？”
他侃侃而谈。从他那激昂的语句和动作手势中，我看出他是条多血质的汉子。他年龄不大，采访他之前，我读了他的一本著作：《春天与中国》。本书封面折边上的数行字不妨摘录如下：“王晓波，中国人，民国三十二年生。台大哲学研究所毕业。曾任教台大、世新、哈佛大学，兼任研究员及访问学人。现任中国大陆问题研究员及世新副教授。著有《先秦儒家社会哲学研究》、《国父思想论》、《韩非哲学的历史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史论》及论文数十篇。另著有《象牙塔外》、《西潮的回应》、《时代呼声》、《有话就说》、《良心的挑战》。他曾誓称：‘我愿终身为真理的仆人，永远做中国苦难的良心。’为海内外知名之思想言论家。”真是人如其文！我不禁连连赞许地点头。
突然他对我说：“对不起，我要换个姿势坐，现在这么坐让我很不舒服。”说着他起身，将沙发搬到和我可以更好地交谈的位置。这也正合我意。刚才的沙发是一顺摆向，我们互相对视要扭脖侧头。现在则对视而畅谈。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说：“……我要为中国的统一和民主而奔走呼号。你知道吗？我在台湾蹲了好几年国民党的监狱。”
他谈到他为捍卫自己所认定的真理而付出的代价，他并不追悔什么。他认为：“一切的思想要有具体的意义，必须要有不断的知识的充实和实践，否则都是空话或虚伪的意识形态而已。”
也许是搞理论的思想言论家不愿多谈个人富有感情色彩的经历，他回避对我谈自己感情的历程，狱中的经历也绝口不谈。他只谈理论：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世界的过去和今天，立体地比较，纵横地剖析，每个题目都那么博大艰深，让我在纸上难以尽述。终于，我还是将话头引到造就他性格和生活道路的选择上去了—
“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要大家写自传，我总是一开头就写：‘我生于烽火，长于台湾。三岁不到走遍大江南北，五岁不到渡海来台。至今我的祖国还分裂着。祖国以其苦难哺育了我，也以苦难锻炼了我。’”
他的话引起我一阵共鸣的战栗。可以说，无论海峡两岸的哪一方，凡是一九四九年前出生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所说的一切。我们是一代人。我们经受着同样的磨难。
“我确实是生于烽火，生于抗战末期。因生得太晚，未能恭逢‘七七’之盛，而只抓到一点抗战的尾巴。但家父却是参加抗战行列的军人，舅舅则是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军。所以我对抗战的了解，除书本外，还可说得上‘家学渊源’。”
他娓娓而谈，并且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是在抗战时期，当时的国军，在部队里有伙食，掺砂带石的‘八宝饭’能吃饱已不错，毫无营养可言，而眷属亦无眷粮。物价昂贵而薪饷微薄，眷属都在半饥饿状况。即使高级将领也如此。当时某基地司令部发生一件事：有个少将军官下班回家，坚拒守卫的宪兵检查手提包，而闹到卫兵的长官处，该少将要求卫兵退出才肯接受检查。当手提包打开来，发现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碗没吃完的糙米饭，是要带给家人吃的。他为军官的颜面而不肯让士兵检查。后来，这位少将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了。那长官的卫兵不是别人，就是家父，一个宪兵中尉。虽职责所在，但总是使这位将军不免难堪。故家父每提及此事犹有内疚，而欷歔不已。”
他讲述这故事时仍然谈吐自如，没有丝毫费力追思的印记，足见这故事给他的印象之深已熔铸到他的血液之中。辗转迁徙的幼年，烽火连天的岁月，爱国抗战的父亲和舅舅，死于战乱的母亲，耳闻目濡民族苦难，熔铸了他坚强的爱国意志，他要寻找富国强民的道路，他迷恋哲学，醉心于忘我实践以实现其主张。1987年，他和几位志士仁人发起组织了工党。
“正是苦难的历史，忠勇的爱国志士的精神，铸成了不可撼动的中华国魂。我们不能忘记血写的历史，更不能忘记开拓中华的明天。”他说着，脸上露出痛心的神色，“然而可悲的地方在这里：民族的历史不能哺育民族的下一代，这是不可忽视的民族危机。在台湾，那些电影不是枕头拳头，就是哥哥妹妹，尽是些饮食男女之事，而少激发民心士气之作。整个风气好像台湾的这一群人和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中国苦难历史不相干，没几个人晓得当年军阀如何鱼肉乡民，如何丧权辱国……而只晓得美国的迪斯尼乐园和世界选美大会！”他告诫说，大陆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绝不能为了抓钱忘记民族的历史。不是说大陆有信仰危机吗？会不会沉迷于迪斯尼乐园和功夫片、商业片？而一讲民族的历史，便来了左耳进右耳出？中国，远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尽情亨乐的那一境地啊！
也许他以为自己的意思没表达清楚，于是起身去写字台上取来一份复印好的文章，说：“这篇文章总括了我最近的观点，送你吧。”正是从这篇文章里，我知道他是位民族主义者。他极端赞成孙中山所强调的“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这一观点。所以在他那篇文章中，再现了他的一贯观点：强调中华民族积极有力的一面，以唤起民族的自信心。他鼓吹我国的古文明，也鼓吹大陆现代独立的高科技。对一些海外华人贬低大陆的言辞决不苟同。“有人讲了多年大陆的厕所如何如何不卫生，可是离开台湾的城市到农村去走一走，恐怕区别不大。说大陆的很多设施十分陈旧；可我看大陆的宾馆酒家并不比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逊色……”他激烈地抨击“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主张，认为这都是反民族主义的。“唯有根绝崇洋媚外之心，建立民族自信心，才能看出中华民族力量之所在。这就要诚心诚意地依赖自己的人民。如此，台湾独立的主张，终必会为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所粉碎，进而促成全国的统一。”
逻辑清晰，语言简捷有力。我审视他的神态，他的自信与朴素多多少少掩饰了他桀傲不驯的一面。如果来访之前我没看那份简介他的材料，无论如何我不会知晓他：“是1971年‘保钓’运动委员会的创导者之一。1973年2月被国民党拘捕。释放后当局限令他20年内不得公开演说与发表文章，并要他定期到‘安全机关’报到，遭到他的蔑视。”请看1987年他参与的主要活动：担任3月15日成立的“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担任5月2日成立的“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顾问；担任5月17日成立的“夏潮联谊会”评议委员，并是该会章程修订小组的成员；是8月23日成立的“教师人权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是11月1日成立的“工党”的15名顾问之一。一年来，为岛内“统派”力量的整合、纪念“二·二八起义”和“台湾民众党”、为抗日志士和政治受难人的冤案申诉、推动外省人返乡探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在从事这一切时，又并未影响他著书立说。
有心人会从这时刻表里看到很多东西。当然，精力充沛，刚直不阿，大义凛然，真不愧是“真理的仆人”，“苦难的良心”。除此，我们难道不能从台湾民主力量的汇集成长到形成力量这一过程中，感受到台湾的政治空气中所含有的令人激动的成分吗？
九点半了。想到陈鼓应和廖秋忠的嘱咐，考虑到王晓波的健康，我起身告辞。谁想，热情的被访对象劝阻我：“我很愿和你聊。再坐会儿，再坐会儿。”我出于习惯，很怕打扰了别人属于自己的时间，尤其对于文人学者。况且，你看他的房间吧，写字台上、一个玻璃橱柜里、床上，甚至暖气片上，都堆放着各种资料、书籍，还有他大约正在奋笔疾书的讲演提纲。可又盛情难却，我们又聊到十点钟。送我出来握手话别时，他显得很激动，也许是他整个晚上阐述的内容使他热血沸腾，也许是他对谈话内容的总结，他有力地握着我的手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必须从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锁铐中挣脱出来，中华民族才能恢复固有之创造力而飞扬于世界。”
街上弥漫着冬夜寒冷的雾幔，行人寥寥。幽蓝的灯光在寒风中摇曳，我望着海淀双榆树小区的高层住宅楼，劳碌了一天的北京公民正在入睡，黑糊糊的窗口里什么也看不见。我又回首看了看友谊宾馆，希冀看到王晓波窗口的灯光。我分辨不出哪个窗口是他的房间，我什么也没看见。但当我的目光收回，重又注视前边的道路时，在那雾气迷茫的幽深处，我分明看到了一颗来自海峡对岸的中国心，它闪烁着灼热的红光跳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