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这套自选集的想法纯属偶然。
前几天，我打开电脑，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维玲先生的文章：《我与伊始》，其中谈到他和伊始去广州拜访秦牧时，先生曾和他谈起过我，并说他非常羡慕中国青年出版社能有我这样敬业的青年编辑。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由想起了1992年10月14日。
记得那天妻子下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知道了吗？秦牧先生逝世了！”我闻听愕然良久，接着泪水夺眶而出。随便找了一张纸，半个小时后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写好了，泪水也打湿了案头的稿纸。
关上电脑，我找出了这篇文章，读后仍心潮起伏。原以为，往事已如捧在手中的砂粒，早从指缝间流走了。不曾想，它其实是风干的黑木耳，情感的清水一泡，就立即丰盈鲜活起来。我又信手翻了翻其他的旧作，竟也不时拨动了我情感的琴弦。
于是，我决定编一套自选集。
这套自选集分4卷：杂文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小说。计180万字，是从我公开发表的近400万字作品中选出的。杂文散文卷按体裁分上、中、下三辑；报告文学卷也按题材分成了4部分；纪实文学卷总共11篇，没必要细分；小说卷只是按长、中、短做了分类。无论分集与否，四卷均按发表的时间排序，文字上一律将编辑在发表时删改的文字复原，以求存真。
自选集编好了，我的心静如止水。因为我知道，收录的180万文字，不仅浸透了我的情感与心智，也融入了我的追索和生命。
比如我的杂文，虽全部写作于30年以前，但今天读来仍酣畅淋漓，并无过时之感。这一方面说明作品抨击的社会时弊至今仍未消除，令人心生感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在杂文写作中的良好艺术功力。
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各分了一卷。划分的原则是：报告文学基本是写一人或一事，所依据的材料全部是真实的，力求每句对话都非杜撰。报告文学的写作难度，在于报告与文学孰轻孰重。常见的问题是，报告多了，文学性就削弱，文学性强了，真实性就大打折扣。我的报告文学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阅读自己早年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常常感叹，一堆采访得来的干巴枯燥的素材，居然可以被剪裁应用得如此生动而鲜活。纪实文学卷收入的作品则基本以社会重大问题或社会事件为题材，因为要顾及当事人的心理感受，一般都隐去了真实姓名。在细节和氛围的描写上，也有少许想象的成分。这些纪实作品发表后，几乎全部被报纸或刊物转载。
小说其实是我最早尝试的。由于很长时间是做青年读物的编辑和青年刊物的记者，反倒写得最少。200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连我的师长程树榛先生都非常愕然：原来你也能写小说呀！这些年，因为我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倾注给了工作，我主持的几本刊物发行量都曾有过明显的上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我甚至成了一个只会抓抓管理、搞搞发行的行政干部。其实，我在主持的所有刊物首先抓的是版面，是编辑业务。我从1976年正式从事编辑工作，经我手编发的各类书稿不低于八千万字，各种国家级的奖项也得过几次。我策划或主编的《世界小说流派精品文库》《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宗教经书宝典系列》《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库》《当代中国大写意》等大型丛书都为出版社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效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创作了大量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即便是小说，微型、短篇、中篇几种形式也都有过尝试。《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都收有我的作品。我的中篇小说《吐火女神》在《北京文学》刊出后，随即被《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一位30多岁的读者在地铁站买到载有这篇小说的《中篇小说选刊》，一路读下来竟忘了下车。回家后他的妻子看了也感慨不已，夫妻二人辗转找到我，一定要和我探讨女主人公的命运归宿。根据《吐火女神》改写的长篇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出版后，一位文化公司的老总在春节回家的列车上读了一路，回京后立刻找到我，提出由出版社转让版权，他要再加印两万册，承蒙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侯秀芬大姐首肯，《右边一步是地狱》得以在三个月内再版。
照常规，人们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多应自谦，我的做法却有悖常理。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李敖。此公说他今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能结识一个像李敖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朋友；一是不能坐在台下亲耳听李敖的精彩演讲。是名士乃真风流，李敖既然可以率真至此，我辈多一点自信该不为过。且不说我的杂文和散文文字娴熟，风格迥异；即便是报告文学，也有“傻青儿吴欢”式的灰谐幽默和“勇者”式的文采飞扬。纪实文学中，更有“第三者”的诗意与哲理，也有“昨夜星辰”的深邃与雄辩。小说因为写得少，不敢自诩，但其中的美学追求却是始终如一的。主编《小说选刊》后，我曾系统阐释了《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其中的基本观点，我在小说创作中曾努力践行，尽管达到的和我所期待的还有很长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