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喂，哪一位？”
“我。”一个女人的声音，遥远而陌生。我有些茫然，不知该怎样答话。
“你寄来的书我收到了！”
噢，我这脑子！前些天，我的第一本书《青春的思索与追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买了40本分送给朋友们。在最后一个信封上，我迟疑了好久，终于写下了她的名字与地址。我们分手五年了，已无来往，这次寄书，不过是为了履行我的诺言。
记得那是在北京中山公园一棵绿阴参天的古槐下。介绍人走了，剩下我们俩。我们沉默着。如果是心心相印的情侣，沉默也许不失为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嘛！而我们，刚才还素昧平生，突然走到一起不免有些窘迫。不过，我先发问了：
“你在大学教书？”
她点点头。接着反问我：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这是我最不愿意接触的问题。我没上过大学。高考制度恢复后，曾报考过一次，但因数学交白卷而名落孙山。后来，我决定不再考了，并非自惭形秽，而是觉得在实践中边学边干，或许收效更直接。不过，在中国，标签是被人看重的。一瓶劣质的“老白干”如果贴上了“贵州茅台”的标签，也会身价百倍。于是，我戏谑反问了一句：
“你问的是中学还是小学？”
“你不是编辑吗？”她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回答她的时候，我尽量把语气放和缓：“我不是大学生，可我的确在做编辑工作；并且，我自信我在事业上的成就决不会比一个大学生逊色！”
她微微笑了，尽管有些勉强：“何以见得呢？”
“30岁以前我要写出我的第一本书！”
那年，我刚满25岁。为了“回答”她的轻视，我立下了这个誓言。
“你好！希望能得到你的批评！”
“你太客气了，我要好好拜读你的大作！”
“怎么样？有什么大作？让我拜读拜读。”从那以后，每次见面，她总要这样说上一句。
我们大约一个星期见一次面。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接触，我邀请她到我家做客，她去了。我提出到她家，她却没有同意。原来，她的母亲不同意我们来往，坚持要她找个有学历的对象，而她的态度则很矛盾。一方面，她觉得我不属于那种毫无志向的庸碌之辈，但同时又觉得不满足。她是大学生，我不是。这似乎不符合传统的择偶观念。对于我的“誓言”，她并没有当真。一个连初中毕业都说不上的人要写书，不过是一种“可爱”的狂妄罢了。
这以后的一天晚上，我们从北海公园出来，我骑车送她回家，路过府右街的时候。她忽然叫起来：
“快，下车下车，我妈！”
我们跳下自行车。她朝路边的一个老年妇女走去，我尾随其后。借着路灯橘黄的光，我看清了，那是一个大约有五十开外的老妇人。我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合碰见她。我觉得应该趁此机会和她交谈，以取得她的理解与好感。可是走了不几步，我站住了。—她专注地望着自己的女儿，没有把目光分给我一点点儿，像是根本就不承认我的存在一样。我是人，我有我的尊严。—我转过身，把背对着她们，还故意仰着头。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轻声说：“你骑车先走吧，我和我妈一起回家。”
我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现在怎么样？结婚了吗？”
“是的。你呢！”
“一样。”
“你爱人是……”
“和我在一个学校教书。”
“到底找了一个大学生。”
“你说话还是那么不饶人！”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中山公园。沿着铺满砖石的曲径，我们默默地走着。我预感到我们的关系将出现“转折”。
“你妈妈向你做了什么‘训令’？”我缺少幽默，但努力使自己幽默一点，想把气氛调节得轻松些。
她低着头，用脚踢走了路边的一粒石子。
“我考上大学了！”
“真的！”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她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秀美的眸子像明亮的星，发着美丽的光。
“业余的。”我补充说，“不过国家正式承认学历。”
她听了，眼睛蒙上了乌云：“可是，我妈不承认。”
我们走出了中山公园，各自骑上自行车走了。不久，我接到她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我早已预料到，我并不感到突然。
“祝你取得新的成功！”“谢谢。”
“有时间到我家来玩，好吗？”“谢谢。”
我们放下了听筒。其实彼此都知道，这不过是几句例行公事的客套。“恋爱不在友谊在”，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旧日的恋人相见，对于当初主动提出中止关系的一方，未尝不浪漫；
而对于痛苦地接受了这一现实的一方呢？时间好不容易使伤口得到平复，为什么还要重新去把它揭开？
的确，我曾经爱过她。分手的最初几个月，我常常在她上班换车的车站去等她，为了在上下车的人流中，能看上她一眼。后来，我不去了，而是把脚步迈向了离车站不远的北京图书馆和景山公园。在图书馆，我让黑格尔、托尔斯泰占据我思想的阵地。而站在景山公园崇祯上吊的歪脖树下，我常常痴想不已。“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的，什么都会消失，只有事业永恒。一个人如果从个人的愁怨中走出来，便可获得一个充实的人生。
这一段往事过去很久了，我一直把它储藏在记忆中，因为它毕竟是激励我奋发的一个起点。我现在有了妻子和儿子。我现在的努力已经不是为了向一个女孩子去证明自己的强大了。我知道了我应该怎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