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去饭店看望一位发了财的朋友，中午他请我在饭店“随便吃点儿什么”。不想饭店小姐送上账单，几碟小菜，两碗清汤，竟收费近千元！我愕然失色，朋友却不在意地说，光汤就400元一碗呢！我后悔不迭，不该一口气喝光那汤，以至没有品出任何特殊的滋味儿。
从饭店出来，我想起了那张鸡蛋饼。
因长年供职于文化单位，迎来送往、宾朋相聚是少不了的，但每当吃完中西大菜，心中总不平衡，痛惜那动辄千元的餐费，便下意识地想起那张鸡蛋饼，觉得无论是澳洲龙虾，还是清蒸盘龙鳝，都远不如那张鸡蛋饼余香满口，令人难以释怀。
其实，那是一张极普通的鸡蛋饼。
我五六岁时，正赶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长大后才知道，那一年中国的有些省份有饿死人的，相对于他们，我还是极幸运的，但也深刻领教了什么叫做饥饿：每次做饭，年迈的爷爷都要拿秤称，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两个小窝头吃下去，根本就驱赶不走饥饿的感觉。记得当时最令我乐之不疲的就是：帮爷爷挑米中的稗子，因为间或有一些没有去壳的稻粒儿，攒到一小酒盅，我即可去皮蒸出一小碗米饭独自享用。至于零食，除了春节配给每人的一小包已有霉味的葵花籽和一小包花生外，记忆中竟是一片空白。所以，父亲在房门口种下的一株向日葵便凝聚了我的全部企盼。从破土时的幼苗一直到长出果盘，我浇水、施肥，关注着它的每一点微小的变化，随着那黄色花盘的绽开，我开始“设计”果实成熟后的“分配方案”，暗自品味着葵花子的香甜。
一位哲人说“生命是在不断地希望中延伸”，诚如斯言。如果没有了希望，人生便失去了太阳。尽管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这希望便也迥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是谁，无论他的生存状态多么艰难，希望总是引导他行进的火炬，总是触发他快乐的源泉。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的“希望”受到了威胁！
那天晌午，午睡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叶片晃动发出的声响惊醒。我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顾不得穿鞋便跑出屋外。果然，一个我不认识的乡下小孩儿正用双手攥住向日葵秆儿起劲儿地摇晃。
“住手！不许晃！”我紧跑几步，冲上去掰他的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能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而我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初谙世事的我还无法对眼前的事态做出“理性”的判断—他比我高大，比我蛮悍，我的制止很可能苍白而无力。果然，他不但没有松手，还抬腿一脚，正好踢中了我的下腹，巨痛使我“哇”地哭出声来，捂着小腹蹲在了地上。
首先跑出房门的是隔壁的张姥姥。她见状先上去打了那个乡下小孩儿一巴掌，“呦，我的小冤家儿，刚进家门你就给我惹祸！”随后过来搀扶我，见我仍啼哭不止，又返身跑回屋里，拿出了一只红皮鸡蛋往我手里塞。泪眼朦胧中，我看清了那只鸡蛋，在那贫瘠的岁月，在当时饥饿的企盼中，鸡蛋之于我，实在太奢侈，太昂贵，太可望而不可及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攥住那只鸡蛋，而是听凭它顺着我的手心滑落，掉在地上，“啪”地一声，碎了。
接着跑出屋门的姐姐看到了这一幕。她顾不得抚慰我，而是回屋取了小碗和铲子，一点一点地把摔碎的鸡蛋铲起，好在地面已被踩得坚实，蛋清才没有完全渗透进去。
姐姐当时正读小学，还不善于和别人“理论”，在张姥姥一迭声的道歉声中，拉起我回到了屋里。父母上班了，爷爷正在沉睡，姐姐便打开面缸，用铲子在缸壁上使劲地刮着，铲子发出一声声尖利刺耳的声响，好一会儿，姐姐终于从已经空了的面缸里刮出一捧残存的面粉，把它和鸡蛋搅拌在一起，加上水，摊了一张鸡蛋饼。
于是，我吃了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张鸡蛋饼。
长大后，幼时的许多记忆都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不留一丝痕迹，唯独这张鸡蛋饼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特别是这些年，生计愈发好过的时候，这张鸡蛋饼似乎便成了一个“结”，缠绕在我情感的链条上挥之不去，它似乎已经成了我幼年生活的一个符号，滋养我生命的一份养料。正因为有了它的滋养，我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中，才能够不追求奢侈，不羡慕豪华；才能够在生活的多重挤压下，使生命坚韧而富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