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是抗战胜利60周年，各种学术团体都分别有许多的活动来纪念、研讨“抗战文化”，而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文学与文学活动（学术活动），也是在抗战期间达到了“又一个火山爆发期”，这便产生了讨论“郭沫若与抗战文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应当说，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活动历来是郭沫若研究的两大主要领域之一（另外一个领域当然是《女神》及早期诗歌创作），产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了。如果我没有统计失误的话，像今年这样的以“郭沫若与抗战文化”为主题的大型研讨活动也已经进行了四次，今天我们利用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还能够读到十年前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时的大量相关论文。
然而，检索近十年来关于郭沫若与抗战文化的研究成果，我们也不能回避其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遗憾，这就是说，十年前，蔡震《生命的辉煌——论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刘平《借古抒怀以鉴今——试析郭沫若的历史剧与传统文化》、郑守江《从文化学的视角对郭沫若抗战史剧的思考》等文章表达了我们认为郭沫若对于抗战文化的基本贡献，那么，十年以后的我们几乎就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十年前的学术结论，取得更深入的思考的成果。
甚至更多的论文，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述这些论述挖掘郭沫若自身精神立场的高度，而是将更多的篇幅留给那些关于郭沫若政治思想觉悟的史实追述，郭沫若的文学也被一再重复地表述为一个反映爱国进步、反抗国民党专制的形象文本，至于更深刻的文化启示，特别是作为文学自身发展与郭沫若精神发展史意义的阐释，依然并不多见。
我以为，正是郭沫若研究界内部的这种将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简单联系的表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塑造出了一个简单而不丰富的“郭沫若”，以至当政治风标有所偏移的时候，就会有那么一些原本并不熟悉史实的人士“借郭沫若说事”，以至有不负责任的否定歪曲之辞。如果我们考虑到郭沫若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全面深刻的结合就是从抗战开始的，对郭沫若的简单的褒扬和恶意的否定也常常是由这里出发，那么我们也就更有责任认真、细致而有说服力地阐述这一时期郭沫若文学与文化活动的历史丰富性，以及那些不以表层的政治变迁为转移的深刻的文化价值。
二
当然，平心而论，从中国抗战文化的角度研究问题这在今天依然充满了难度。因为，在新世纪的今天，在抗战文化研究需要“深化”和“推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尴尬：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热烈与学术态度上的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比——除了像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这样重大的历史标志外，全国性的抗战文学研讨活动日渐减少，曾经影响一时的专门性学术杂志（如《抗战文学研究》）早已停办，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培养中的“抗战文学方向”因为招生困难而不得不叫停，作为大学本科生选修课的《抗战文学研究》几乎就无人问津。对于一位执著的学者来说，现实的冷漠与学术学理层面上的价值完全不能匹配的事实实在让人困惑：抗战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如此复杂地作用于中国人的生存与精神，而作为中国人特定精神反映的丰富记录，抗战文学却在广大的青年学子中日益光芒黯淡，其中的原由值得我们深思。
不过，即便如此，我以为当前的中国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学研究，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值得我们郭沫若研究加以认真地观察和借鉴。
例如，已经有学者开始意识到，“抗战文学”这样一个词组，它起码包含两个原本并不相同的意义项：抗战与文学，这样便完全可能出现两个方向的解读，一方面可以是“一切服从抗战需要”的文学活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是“在抗战中”文学如何活动，当然两个方面也可以是彼此联系的，不过从学理论上讲，前者更多包含的是抗战的主题与内容，表达着中国作家在民族危亡关头的严肃，这个时候，抗战主题的强度就是抗战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后者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范围内定位文学的特殊生存环境，“在抗战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描述，它更加倾向于将文学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作为历史现象的主体，抗战是对这一主体存在方式的特殊考验-考验了我们的作家，因为他们各自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文学还意味着什么？也考验着我们的读者，抗战的焦虑与饥馑让中国读者的接受与阅读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新变？最后，也考验着文学存在的社会体制，包括我们的政治管理体制与文化传播体制。
在这个思路中，我们实际上就将中国的抗战文学与简单政治宣传与政治表态剥离开来，将文学本身的发展演变作为了考察的主体。如果我们将抗战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存在的背景，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几乎将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作家的生活与写作因为抗战的到来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众所周知，战争打破了先前书斋的和谐宁静，将中国作家从象牙塔赶人了奔向大后方的洪流之中，让他们和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人民一起，经历着战争和贫穷的磨难。在走向战场、返回民间、走进大后方的过程中，文学家们的精神世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现实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格外分明地凸现了出来，这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表现，也早就成为了当时许多作家的相当自觉的认识。过去，我们常常强调郭沫若如何将文学理解为抗战爱国的“工具”，其实，郭沫若更从作家主体精神的自我变化方面阐述过抗战，他说是“抗战的号角”，“把全体的作家解放了，把我们吹送到了十字街头，吹送到了前线，吹送到了农村，吹送到了大后方的每一个角落，使他们接触了更广大的天地，得以吸收更丰腴而健全的营养。”
这当然不是说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政治无关，而是从政治所起的作用也应当从作家自己的精神演变方面加以梳理和解释。作为对“文学艺术”本身的苛求，我们可能会批评郭沫若的创作太“政治”，其实事实恰恰还有完全相反的一面：作为一位纯粹的政治行为的判断，其实郭沫若又常常太“文学”了！这就说明，我们绝对不可忘记郭沫若的抗战文学终究还是文学现象，它与政治的特殊联系与其说是政治现象还不如说是发生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找到能够阐述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形式。贾振勇《意识形态想象与郭沫若史学研究》提出一个“意识形态想象”的命题，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选择中如何内化政党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以为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论述，与此同时，陈俐的研究则更进一步指出了政治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复杂关系：“若要对郭沫若的一生作简单的总体评价，可以说，20年代的郭沫若，是一个先行者的‘党喇叭’；建国后的郭沫若，是一个传声筒式的‘党喇叭’；而40年代的郭沫若所持的话语方式，则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形，怎一个‘党喇叭’了得。”
事实上，如果我们结合郭沫若自身的精神发展史，也将能够更深入也更客观地阐述其抗战文学（文化）选择的深层含义，也更能窥见其中的复杂性。例如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一系列创作和研究中都不断强调的“人民本位”思想，民主自由追求以及对“五四”精神的推崇等等都表明在他那里，“救亡”并没有简单地压倒“启蒙”，政党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代替一位“从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如果放大到对中国抗战知识分子的更广泛的观察，我们便更能体会到这一启蒙理想的重要影响。在战争的洗礼中，“救亡”并不像过去我们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压倒”了启蒙，其实中国人也因为战争而更加深入地反思和检讨着自己，著名的“新启蒙运动”恰恰就是在战争的时代被提出来的，而且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热烈讨论，这样的思路不能不引起我们相当的重视：“目前的救亡运动，抓住了全国上下利害不同的社会层。”“这一社会运动，必须有一个坚实的思想运动做它的前驱，那是不用说的。抗敌救亡既然打破以前一切社会运动的狭隘性，包括一切爱国分子，一举而解决民族的社会的两种任务，因此，与文化适应的思想运动，我们叫它作新启蒙运动，是过去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的最高综合。它继承着以前的启蒙传统，而展开一个全民族的（非民族的分子除外）思想解放的抗争。”
再如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就表现出来的“春秋战国情结”，到抗战时期，这种力图从中国原初文化精神中寻求动力的愿望无疑更具有了现实生长的必要性。他在《青铜时代》中说：“春秋在政治上的争乱的时代，在思想上是矛盾的时代，政治上的争乱是在求定，思想上的矛盾是在酝酿新的统一的。”在《献给现实的蟠桃》中认为：“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我们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隶制的束缚，想从那铁的侄桔中解放出来”，“战国时代是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在《屈原研究》中论及“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失，《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单纯从政治意义出发，我们曾经努力将郭沫若与“战国策派”划分开来，其实，这种简单的划分并不利于我们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某些共同的文化心态的把握。
自然，文化的某种共性也不能替代作家个体精神世界的独特性，除了“意识形态想象”，除了一个时代共同反映出来的“春秋战国情结”，我们其实还能读到郭沫若心态的复杂与微妙来，例如历史剧《屈原》，除了热爱祖国、抨击邪恶之外，屈原也不时流露着诗人郭沫若自己的人生感慨甚至艺术感慨：
宋玉（有些惶恐）先生，你这样说，我怎么受得起？
屈原不，我不是同你客气。凡是你们年轻一辈的人都是我的老师。人在年轻的时候，好胜的心强，贪懒的心还没有固定，因此年轻人总是天真活泼，慷慨有为，没有多么大的私心。这正是我所想学习的。（复就座于亭栏上）就拿做诗来讲吧，我们年纪大了，阅历一多了，诗便老了。在谋篇布局上，在造句遣辞上，是堂皇了起来；但在着想的新鲜、纯粹、素朴上，便把少年时分的情趣失掉了。这是我时时感觉着发慌的事。在这一点上，仿佛年纪愈老便愈见糟糕。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过，《湘累》中的屈原是自况，“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看来，这话到了1940年代依然是准确的。如此的个人感念汇入郭沫若政治情怀与文化理想当中，显然是加强了文本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此还较少注意。
三
从中国抗战文化的丰富性我们也可以引发出郭沫若研究的新课题。
例如抗战文化对于区域文化的发掘问题。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浑然无隙的板块，它本身就是多种文化思想与多个地域的文学追求的整合，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曾经讨论过区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关问题，在我看来，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集中凸现更在抗战时期，所谓解放区文学、国统区（大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这样的三分，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区域性存在的生动标志。当然，其中不可排除的是政治的分野、斗争与对立，但同样更有文学在不同环境中不同体现的多元组合，就是在政治相对统一的国统区内部，其实也存在着诸如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不同的文化格局，因为，国统区的大后方毕竟是一个广阔的地域，按照重庆出版社编撰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大后方”“包括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和沦陷前的上海、武汉、桂林以及福建、广东省的部分地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不同的地缘政治、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地域文化都对大后方文学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来自不同地域的中国这些知识分子纷纷涌向各自的大后方，在不同的生存空间继续着他们各自的思考的时候，除了服从抗战这一宏大的主题之外，其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差异。而恰恰就是这样的差异，带给了中国文学在特殊年代的不同的风采。作为四川之子的郭沫若，虽然他身受巴蜀文化的熏染，然而真正从理性上深刻研究它，从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再来感受它，此时“回乡”的意义恐怕是大有不同的。回乡的郭沫若，参与发起了“巴蜀史地研究会”，介入巴蜀地区的考古发掘与文化建设，与当时来到“大后方”的许多作家一样，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一改早期的主观抒情风格，体现出了一种质朴、明朗的写实倾向，显示着他对当下生存环境的关注。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重庆地区特殊雷雨气候给予郭沫若“雷电颂”的特殊意义，应当说，这都是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另外，战争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特殊思维方式也值得我们关注，例如目前学界讨论得较多的所谓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形式。有人将之追溯到五四新文学运动，认为从白话/文言、现代/古典、新/旧的尖锐对立，追溯到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学先驱发表过的一些“非此即彼”的激烈言辞，其实，无论我们能够从胡适、陈独秀等人那里找到多少表达“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的言论，我们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因为这些先驱者简单的新/旧二分而变得越来越简单。从上世纪初到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早已经摆脱胡适式的朴素单一的写实追求，在开创中国式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方面各有建树，国统区文学的政治呐喊与生命探索、解放区文学的革命理想与民间本色都获得自己生长的天地，在作为艺术主流的新文学之外，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的创作并没有遭遇到任何新文化力量的障碍和禁止。
真正的“二元对立”必须是与政治意义的对抗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真正的“二元对立”的产生并不在五四，而开始酝酿于抗战年代特殊的政治对抗，又最终在1949年以后的“专政”思维中得以最后的完成。结合战争文化环境中来研究中国作家思维形式的转换，包括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发生发展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对于郭沫若而言，这样的研究同样是有启发性的。例如何思玉、王颖玉两位先生提出过一个郭沫若抗战历史剧从“多元共存的事序结构变成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问题，他们认为，是战争使得郭沫若的历史剧“好人、坏人鲜明，邪恶正义明显”。另外两位先生，何思玉与刘同般也提醒我们注意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的“逆现象”：“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是时代的产物，所有时代的矛盾在他的历史剧中都有所反映，且呈现出一种逆现象。这首先是战斗的需要对剧作的双面影响上，既表现了历史精神，又割裂了历史精神；其次表现为大我的膨胀、小我的萎缩；再次，表现为为了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剧作中大都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阵线分明，以至于出现了好人皆好，坏人皆坏的现象。以上几种现象即使郭沫若的剧作获得了成功，又使其有所局限。”
目前学界对中国作家心态巨变的考察集中在1950年代，如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那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1940年代的特殊“锻炼”中逐渐完成思维方式的转型，以另外一种面貌进入1950年代的呢？郭沫若可谓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的课题在等待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