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宽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横跨多学科的文化大家；而且，他“亦学亦政”，其后期还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去世后，邓小平赞誉他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文化旗帜。
鲁迅与郭沫若堪称现代中国文化“天幕”中的双子星座，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某种意义上，郭沫若的潜在研究价值甚至有可能超过鲁迅。
这是因为，首先，郭沫若涉足的学术领域比鲁迅更为广博。除文学之外，他还兼治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而且均成绩斐然，卓然成家。鲁迅和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各有千秋，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只不过由于郭沫若的治学范围太宽，致使多数专业知识单一的研究者像瞎子摸象似的，仅能领受其部分华章，而难以感知其整体风采。
其次，郭沫若比鲁迅多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40年历史风云，而且他是与政治联系得最紧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多次从戎、从政，他“改造世界”的兴趣远远大于“解释世界”。研究他，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现代中国复杂纷纭的历史剪影。郭沫若留下的上千万字的著述，都是他建构、阐释、宣传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记录，凭借它们作为“以文证史”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一个“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的大课题。
再次，郭沫若与鲁迅各有不同的文化个性。如果说鲁迅身上更多的具有值得知识分子效法的、让人肃然起敬的“典范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典范性与典型性的统一”。如果说鲁迅身上更多的具有批判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如果说鲁迅身上更多的表现为“独立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独立性与顺应性的统一”。鲁迅与郭沫若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文化个性，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一生主要生活在体制外，郭沫若后期则是体制中人。事实上，郭沫若后期的思想文字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身上的典型性、建设性和顺应性，其实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感召下，自觉地向郭沫若看齐。所以，可以把郭沫若看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研究他，不仅可以大致窥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而且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走向未来，如何进行精神重建，均不乏启迪意义。
郭沫若身上的时代印记是极为鲜明的，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造就了郭沫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们不仅丰富了郭沫若研究的内涵，同时也使郭沫若研究相当地具有挑战性。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郭沫若研究明显落后于鲁迅研究。作为郭老故里的专业郭沫若研究机构，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深化郭沫若研究，拓展郭沫若研究，组织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全国郭沫若研究专家，围绕中心重点课题开展研究，计划编辑、出版这套“郭沫若研究丛书”，以此对郭沫若研究尽一份学术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