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魅——陈云出川并最早向世界介绍长征
宝兴旧称穆坪，因土司名而取地名。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7日占领天全。红军先头部队仍为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在芦山飞仙关，红军突然掉头向北，于8日突破川军脆弱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沿茶马古道向硗碛方向快速行进，准备翻越夹金山。
就在红军中央纵队即将从宝兴灵关启程赶往夹金山时，中央通知陈云停止长征，执行“泸定会议决定”，出川赴上海。“泸定会议”在党史、军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据陈云回忆，那次会议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1935年5月29日）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如果从时间上推算，当天毛泽东仍在磨西，准确地说这次会议应该叫“磨西会议”。对此，在泸定研究红军史达40余年的专家王永模作了证实。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红军将北上（但没研究是从泸定直接向北走丹巴还是向东先攻天全），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与上海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6月12日，陈云接受任务后，立即从灵关启程。由于路途遥远，沿途戒备森严，陈云又一口江苏口音，没有可靠的当地人护送绝对不行。经慎重考虑，中央选定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校长席懋昭和从冕宁随红军北上的地下党员陈梁护送。为严格保密，即使中央领导人中也只有几个知道陈云的去向。
陈云三人为避开追击上来的薛岳兵团，决定先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奔成都，继而再下重庆。这一路的惊险在电视剧《陈云出川》中已有详细介绍。差不多半个月后，陈云闯过1400多里险途，终于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安全登船。席懋昭、陈梁等返回川西。9月，陈云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席懋昭的命运。1938年2月，席结束在延安的学习后回川，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3月8日由于被叛徒出卖，他在雅安被捕，后密押重庆渣滓洞监狱，1949年在“11·27”大屠杀中牺牲，年仅37岁。多年来，席懋昭的身世一直难以定性，直到1983年4月，陈云才得知席的情况，立即向四川省委询问。当省委将复查情况和席的照片报送北京后，陈云经认真审阅和仔细辨认，亲笔为席懋昭写下翔实的证明材料，证明席确曾担任过灵关殿（村）小学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这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重庆的那位同志。”
1984年5月，四川省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追记大功一次。这时距离席送陈云出川差不多过去了50年。
在一般人印象中，埃德加·斯诺是向西方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人，其实，最早向世界作介绍的是陈云。早在1935年秋，陈云就化名“廉臣”，假托一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生动、细致地记述了“1934年10月赤军从江西出发至1935年6月到四川天全的经历。”1936年春，该文首先发表在巴黎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同时，巴黎《全民月刊》予以转载，尔后，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并很快传到国内，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传。
我在宝兴，只要一提到长征，无论问到谁，人们说得最多的是陈云和席懋昭，特别对后者，无不充满惋惜：“好精灵一个人哟，可惜了，死得太早了！”
锅巴岩：还要承担人们多久的饭碗
在汗牛充栋的描述长征的文字中，我认为陈云文笔之老辣屈指可数。兹录两段《随军西行见闻录》于下：
自云南省走向金沙江时，路上山峰嵯峨，千奇百怪，状甚可怕，夕阳西照时，山峰照耀如黄金……愈下山，越觉热，一到江边，天气更热，赤军士兵莫不痛饮冷水。江边借渡船为生者，因春夏气候炎热和秋冬气候严寒，故均开凿山洞而居。相传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即系此处。《三国志》上并云江边气候极热，马岱过水之二千人，中水毒死了一千五百人，或真有其事也。
这是对金沙江干热河谷的描写。下面是关于彝人的：
彝民之服装与汉人完全不同，头包青布而脑门坠下一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马巡，有些鼻穿银环，不论男女，均悬耳环，耳环不是金属制，而以骨制。面部熏黑。身上穿如和尚之袈裟，系由羊毛自织而成，腰系带、彝民所居山上日气候数变：中午炎热，下午四时发巨风，晚八九时下雨，次晨天晴。彝家每人身携利刃，用以防身，也用以割肉进食。足有绑腿，终年不穿鞋袜，只少数穿草鞋，但善于爬山，赤军从山路行进时，彝民则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用如此洗练的文字状物写人，在我阅读的长征文献中真不多见。但恰恰对宝兴，陈云几乎没着笔墨。就在他离开宝兴70年后的同一天（2005年6月12日），其子陈元来到这里，祭奠父辈英灵。
宝兴确实是个好地方。从灵关大峡谷往北走，你会觉得眼睛被染绿了。到处是树，水也是绿的。位于川西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这块风水宝地，取名自《礼记·中庸》“宝藏兴焉”，其幅员3114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4万余，1930建县，县城就在穆坪镇。这里居住的多是藏族，但老唐不同意这个说法，“准确地说应该叫青衣羌人。”老唐的依据是，宝兴自古为青衣羌人的居住地，汉代为青衣县辖地，唐武德元年（618年）曾在境内设置灵关县，天宝元年（742年）改灵关县为灵关镇。清朝沿袭元、明制，设四川穆坪宣慰使司即穆坪土司。天全设州后，穆坪土司隶属天全州。雍正七年（1729年），清庭正式收缴了天全高、杨二土司印信封号，实行改土归流，结束了760余年的土司统治。但穆坪土司直到200年后的1928年才真正废除，“可见其势力的强大。”老唐说。
宝兴全境褶皱密集，形成以高山为主的地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表崎岖。最高峰狮子山海拔5328米，最低大溪乡宝兴河谷750米，全境相对高差4578米。
县城临河，两岸山峰对峙。我眼前的河岸，照例修建着滨江大道，让人不由感慨中国所有的县大老爷，似乎审美观都是由某一课本统一培训出来的。我发现河边的栏杆，居然是真格的汉白玉，与故宫已经暗黄的汉白玉比，鲜亮耀眼得多。我问老唐，这汉白玉是真的吗？老唐说真的肯定假不了。我说怎么可能呢，你们县还真有钱到北京房山县拉汉白玉吗？老唐大笑，说我们宝兴的汉白玉比房山的好，北京还得到我们这里来拉呢！
这才知宝兴是石材王国。邛崃山石料丰富，对宝兴格外照顾，这里出品宝兴白、青花白、青花灰、东方白、中国绿、宝兴墨晶、菜花黄、翡翠绿等30余种，总储量达30亿方，其中尤以宝兴白最著名，被石材商公认为“天下第一白”。后来在硗碛寨，宝兴县水利局吕富永副局长告诉我，宝兴白不仅储量大，品质好，易开采，还被权威机构评为“罕见的优质大理石材”，质量超过意大利名贵的蓝旗大理石。开采后的粉末还是工业用碳酸钙的原料。
好在我脑壳没昏。不昏，就得提问：你们这样开采不影响环境吗？
问这话时是晚上，我已坐在硗碛香巴拉旅馆简陋的餐桌前，桌上是刚刚端上来的豌豆片炒老腊肉，杯中盛满用蜂桶寨蜂蜜酿的酒。按公关常识，这本是勾兑关系、广交朋友的最佳时候，我却撞了对方一下腰。我想说白了，今晚这一餐酒你不请我，我就自己掏腰包，但如果心里的话不吐出来，这酒喝了我也会呕吐。
这事发生在当天下午，蜂桶寨以北约10公里、一个叫锅巴岩的地方。我们的车行至此，公路突然变得坑坑包包，抬眼一看，两座高耸的悬崖立在眼前。悬崖下立一块硕大标语牌，上书“还我一片青山绿水”，落款是“锅巴岩河道治理小组”。再看那悬崖，几十丈高的岩壁早被剥得裸如新婚的女人，别说树，连一根草也难见。岩壁錾凿整齐，肯定是人为。这让我觉得那标语牌做秀做得太拙劣了。
这叫不叫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转过一个弯，前面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整整两座山被剥得白花花的一片，左边那座山碎石从山顶一直滑入山脚，山脚处正在扒拉的工人小如蚂蚁；右边那座山被凿得线条分明，整整齐齐地直上直下，山脚下数台工程机械正轰隆隆施工。两山中的宝兴河里堆满碎石，水位被抬高了许多，从高处漫下，急如奔马。公路边上，堆码着加工好的石料，一群工人正装车。一眼看去，我就知道这里开凿时间已经不短了，没人管吗？
我找到现场一位老板模样的人，他姓蒋，黑瘦，30多岁，成都口音。问他：石料多少钱1方。回答一般1万多元1方，好点的价格更高。问这山开采多久了。回答说至少20年了，“我当娃儿时，这里就在开山放炮了。”我指着右边的悬崖问：“你说那座山有1万方没有？”蒋乜斜一眼，说：“1万方？亏你哥子敢说出口！那山起码有5000万方！”我心里咯噔一跳，真要挖下去，岂不比愚公还厉害？
蒋从我脸上读出了故事，问，你哥子是记者？我已无法回避。蒋并不紧张，说记者又能咋个，给你讲个最简单的道理，“人饿了要吃饭，对不？我就知道你们当记者的又以为这里可以大做文章，但二三十年了，为什么这个矿还得开？”蒋笑笑，“就因为人要吃饭，对不？”他的眼神像个哲学家。
我想既然已经不必再作暗访，索性挑明了谈话。蒋也爽快，有问必答。我问他这里为啥叫“锅巴岩”，他说你看这山嘛，山上的大理石一层一层的，不像锅巴像啥。又问，这样开矿对环境有影响，难道没人管吗？蒋说咋个没人管？管的人多了去，但宝兴作为农业县，从今年起农业税取消了，前几年又不准砍木头了，恁多人吃啥呢？说罢，他指着右边那座山头问，你知道它卖了多少钱？
我哪知道。
“30万块！”蒋伸出三个指头比了比，“是十多年前卖给一个台湾林老板的，共30年的开采权。”我问贵了还是便宜了。蒋有点生气了，又乜斜我一眼，“贵不贵我不晓得，我只晓得现在哪怕三千万，你也买不到了！”我不死心，继续问：“难道就这样挖下去？”蒋说不挖怎么办，除非你不吃饭去当神仙！
到底该谁当神仙呢？在硗碛的餐桌上，我把锅巴岩的事抖出来，并面带猪相、心中瞭亮地盯着吕副局长问，“锅巴岩难道不在蜂桶寨风景区吗？把两座山挖得稀烂，不光难看，潜在环境问题和影响，难道不该重视吗？”我可能有点咄咄逼人。
没想到个子不高、鼻正口方的吕副局长不慌不忙地放下已经端起的酒杯，说，你们当记者的关心环境，我佩服，如果我坐在你那把椅子上，我也会这样问。来，我们先喝一杯再说。
我说酒先不慌喝，我想听你把话说完。吕吱地一声将杯中酒喝个精光，不慌不忙地说，“你刚才问开采有多大影响，我不讳言，开采对环境肯定有影响，但我认为这是发展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吕提高了嗓门，“就像有些专家们坐在北京的高楼里讨论滇西怒江该不该修电站一样。这样的清谈谁他妈不会？专家们每月收入可能是8000块，可当地老百姓每年的收入才800块，让每个月拿8000块的专家感叹每月不到80块的未庄人不革命，这不他妈的很阿0吗？”吕越说越来气，“咱们宝兴人又不是猪脑壳，怎么会认识不到环境的重要性？如果，国家能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如果，县一级政府机关人头费能统一解决，如果，宝兴的基础设施不再欠账，那么，莫说一个锅巴岩，就是10个我们也把它给关了！”吕长富认为，整个宝兴的环保没有大的问题，抓得很紧，“你沿途过来也看到了，到处青山绿水，因此，我们才将构筑水电能源、石材工业、生态旅游、生态农业作为四大产业来抓。真要把电力工业搞上去了，我们对石材的开发肯定会降下来，甚至关闭石场，但目前宝兴作为一级政府组织要运转，既不能砍树，又不能收农业税，几千号人要生存，你说该怎么办？”
他把球踢回给我。
我无语。我想，如果我是这儿的县大老爷，也无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