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美——那支军队走到了这里
吴起，战国名将，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吴起治军以德著称。据传，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痛苦不堪。吴起见后，毫不犹豫地把士兵身上毒疮中的脓血一口一口吸吮出来。士兵母亲听说后，大哭。别人不解。母亲说：“我儿子要为吴将军战死了！”
今陕西吴旗县原是为纪念吴起而设，叫吴起镇，以纪念这位名将曾在此戍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至此，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接着，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再次讨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问题，正式作出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的决定。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毛泽东对长征的总结是：“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下《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山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吴旗县是建国后从志丹县新划出的行政区域。志丹县（原保安县）因陕北红军创建者刘志丹出生于该县而得名，原辖吴旗。将吴旗从志丹县划出，有纪念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意。吴旗有著名的胜利山和会师烈士纪念碑。洛河流经县境，县城一字狭长摆开，现为全国植树造林示范县。
那山上：战旗为什么美如画
午后，我站在吴旗毛泽东故居前，可以清楚地看到右前方的砚洼山上绿树森森。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副组长李志明告诉我，“那座山现在改名叫胜利山，以纪念毛泽东在这里指挥的切尾巴战役。”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但国民党军的骑兵对红军紧追不舍，毛泽东决定“切掉这个尾巴。不能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当时许多红军将领反对打这一仗，认为首先要活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此时中央红军从长征初的8.6万人只剩到7200人，而10月的陕北已是北风凛冽，许多战士还是单衣草鞋，长时间行军使大家的身体十分虚弱，不少人打摆子、拉痢疾，怎么能打仗？但毛泽东坚持要打，理由是敌人也是疲惫之师，以疲惫对疲惫，我们有经验。彭德怀是惟一支持毛泽东的。事实证明，毛的主张是对的。10月21日，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军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一线设伏，全歼敌人三十五师骑兵团，击溃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两个骑兵团，消灭敌人600余，俘获1000余，缴获战马1000匹及武器弹药。是役，红军牺牲200人。这就是著名的“切尾巴战斗”。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战后，毛在吴起镇为彭德怀挥毫写下了广为人知的《赠彭大将军》：山高路远坑深，大军任你纵横，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李志明告诉我，原先的胜利山光秃秃的，“这些年大兴植树造林，你看，树长得多好！连山下的洛河都有清亮的水了。经过6年退耕还林、还草，如今，吴旗的林草覆盖率达到66%！”我见到了洛河的水，在重庆人看来，那水算不上清亮，但在干涸的陕北，河里有水、山上有树，已经是奇迹。
吴旗幅员3791平方公里，总人口12万。如果再往北走，就是黄沙漫漫的定边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军说，从长征结束到现在，变化太大了，“当时的吴起虽说是个镇，但坊间笑话讲只有七户半人，那半户因为是个光棍。现在，吴旗一年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个亿！”
5个亿的财政，是我一路走过来所有县份中最高的。据袁军介绍，吴旗全县土地面积568万亩，人均47亩，可利用率达94.4%，境内具有独特的生物资源优势，特别是山杏和沙棘，山杏面积达30万亩，沙棘面积达100万亩，素有“国宝”之称的小尾寒羊饲养量达6万多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1.5亿吨。从1993年起，吴旗先后投资4.56亿元用于石油勘探开发，原油产量达到20余万吨。袁军认为，如果说吴旗的经济是油兴财兴、油衰财衰，那么现在的重点就是要依靠科技、强化管理、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方针，延长油井生产年限，使地下资源得到合理充分利用。
我刚进吴旗时，见到一个硕大的广场，一位全身戎装的将军骑在马上，背上竟绑一杆鲜艳的红旗。原以为是红军，近看是古将，便知这是吴起雕像了。据在现场施工的县城建局齐工程师讲，这里原来是座垃圾山，现在把它填平了改建广场，“投资两千多万元，面积1.4万平米，今后老百姓活动就有自己的场所了！”
在从吴旗前往延安的路上，我看到吴旗境内的沟沟梁梁间，到处有钻井和磕头机在工作，公路上飞奔的石油运输车川流不息。
企愿吴旗利用好资源，财运永盛。
最炎热的重庆8月，我在写这本书。
此时，我已走完长征山地，正在重庆晚报上陆续推出长征系列专稿。但还没有要结集出版的想法。一天几个朋友聚会，席间，有人问起西部的山，我顺便讲到了大渡河、磨西、抚边、红原和达拉沟的现实与困惑。恰好有一出版社编辑坐在旁边，起初他是一言不发，双目炯炯，似陷入了沉思。散席时他突然举起酒杯对我说，我应该把它写成一本书，“对于昨天的历史，特别是今天西部山地的种种变化与困惑，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呀！这是一本很有意义、同时很有价值的书。”
此公语调不高，让我有点发愣。不是酒精作怪，而是我还没敢往那方面去想。说实话，在我出发之前，连报社内部都有种种议论，最关键的一点，怕我发回来的报道是一组读者“厌恶的左倾题材”。我当时真想长出一百张嘴来分辩。但没法分辩。因为我找不到对手，只能意识到自己正在与习惯拔河，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习惯性思维——总以为一谈主旋律，肯定以乏味收场。事实上，出发前我心里就明白，如果我的长征山地依然去重复别人嚼过百十遍的馍，那我宁愿放弃。之所以不放弃，就在于我知道应该去求证红军为什么要走这样的山地？他们走过70年后，这些山地收获了怎样的庄稼、面临怎样的问题和困惑、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与策略等等，这是许多读者比关心重走长征山地本身更关注的一桩事情。现实确实如此。
行前，惟姜春涌先生始终支持我。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在西部山地沉下去采访了数以百计的老红军、老战士、老干部、工人、农民、牧民、专家、学者等，记下了数十万字的笔记，拍下了五六千张照片。我想自己的诉求应该在文字中得到回应。让我没想到的是，文章见报后，引起热烈的反响，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问有没有书出版。新闻报道和结集出书还有很大的不同，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没往心里去。一天，报社同事江波对我说，他父亲将我写的长征报道全剪下来贴成册，“说是要好生保存，慢慢看。”我心里很感动。所以这位编辑的提议突然让我有了出书的想法。
我对出书不懂。但我相信这位编辑的判断。
于是我开始了重新整理和写作。许多因报纸篇幅所限没能用上的素材、许多更深入的观察、思考和求证，都涌至笔端，它们那样鲜活地闪动着灵性之光，让我欲罢不能。当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竟久久无语。那些在西部山地中游走的灵魂，仍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它们真的让我感动不已。它们对今天的中国，仍有一定的教益。
还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众人的支持和帮助，这本书是出不来的。
摄影师冉文，带上自己的相机和上10G的内存上路。为一个镜头，他敢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跑来跑去，那一刻，我已累得气喘如牛、脸青面黑，挪不动步，他却行动自如，甚至在夹金山顶还来了一个飞跃之跳。
驾驶员刘英努，也是一条硬汉。在去岚安的盘山路上，山下300米宽的大渡河细得像一根筷子，山风大得似要将人吹到悬崖下。我眩晕，浑身直冒冷汗。刘英努却挥洒自如，面不改色。没有他，西部山地的许多旮旯我根本去不了。
邹蓉，一位我过去的好同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为我提供了重走长征路的部分资金，令我感动。
还想说的是，这本书对于许多喜欢西部山地的朋友，有一定实用价值。因为我在西部山地行走时，看到无数的自驾游们像蚂蚁一样地乱撞着，对那儿的历史和现实均一头雾水。这本书，对于这些朋友的出行，可能有较大的帮助，至少能成为比较有益的一份参考。
作者2005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