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不愧为商界伟大的实践者，他认真钻研古往今来的经商知识，总结自己实践中的经商经验。因此，司马迁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荀而已也。”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把经济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等同于政治和军事的程度。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意思就是，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素质，即使想向我请教这些经营之术，我也不会告诉你其中的诀窍。
什么是“智勇仁强”？智，即是机敏灵活，能够随时以应付形式的各种变化；勇，即判断果决、当机立断，决不可坐失良机；仁，就是取予适当，不要一味的与人争利；强，则是说要意志坚定，时机不成熟决不能轻举妄动，就如同治国统兵一样。
虽然白圭最后说“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这或许是白圭感觉到，那些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即使学会了他的经营之术，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
比如，在当时，由于荒灾、战争、赋敛加重的年份，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的现象很盛行。由于粮食收获的季节正是封建政府征收赋税的时候。一般来讲，政府的户口税是收钱的，还有各种苛税，如房屋税、牲畜税、农具税等等，都催得很紧，要得很多。一些农民们为了应付燃眉之急，于是不得不忍痛拿出粮食以至口粮来换钱缴税，或者用以钱购买自己并没有生产而官府又要索纳的物品。因而，一些“为富不仁”的商人就趁机，大杀其价。但是，农民因贫困借了债，为偿还到债务，也不得不忍痛以低价卖出粮食，其中所遭受的克刻的剥削也不言而喻了。而如果有人学了他的经营诀窍之后，用来做一些损人利己的欺诈事情，这恐怕就与白圭先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
另外，那些放出债务的人又大多是商人，他们在贷出货币、收回实物时，已经在折价上预先压低了实物的价格，取得了高利。而那些余粮不多的农民，此时出售粮食只是为周转急用，在明年新谷上场之前，他们还不得不再次出售其他的副业产品，甚至借债，买回口粮。在此时，这些商人又施展其另一手段——抬价。所以，农民为了糊口，又不得不拼了血本去借回高利贷。因此，碰到荒年的时候，农民往往没有粮食吃，而商人们却囤积居奇，等待粮价的暴涨。
农民卖或买都难逃商人的手掌，而商品又通过严重的不等价交换，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受到惨重的打击。许多农民因还不起高利贷债务，无力维持农业生产而开始用自己的土地、园宅、儿女顶账，以至于出现了大片荒芜，而农民无地可种的现象。
但是，诚贾良商并不是人们凭空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白圭就是这一时期诚贾良商的最著名的代表。他以讲求诚信为基础，操纵着自己独有的经商之术，在奸伪之风弥漫的商界里，驰骋纵横。在生活生产上，他指导人们“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在经营上实施“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谋略。就这样，他一边指导着农民选择优良品种作为种子，以增加谷物的收获量，一边不失时机地掌握买卖。进行着平抑物价、调节商品流通的作用，充分展示出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大量的新谷登场入市他就出比其他商人高一些的价格购进，而当遇到了歉收的年景他则大量地卖出谷物，此时他所出售的价格又比其他商人低一些。但要明白，因为白圭在购进和卖出时间上的差异，所以他的购进价格相对于歉收的年景“人取”之价而言，还是便宜了很多，而“我与”价格，也比“我取”时高出了一些，因而还是很有赚头的。这就叫做“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买，虽贱已贵。”
如此以来，白圭虽然不能取得最大程度上的利润额，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有计划的大量购销，其实更能从中获取最大的收益。并且，他的这种做法客观上还对市场起到了调剂作用，对农民以及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好处。因此，这也是白圭对自己的这套经商之术很是引以为豪的关键。
商人的眼光需要很独到，鼠目寸光的人做不成大商人。做人做事眼光要放长远些，推己及人。为他人着想也就是为自己着想，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只会贪图享受，私心满腹，长久下去，必定吃亏。要想更大的发展，就要保持更长远时间的眼光，所以我们必须从远处看起，从诚信做起，进行合理规划，制定出长远之策。
另外，要时刻谨记，人永远是最大的资本，包括自己和别人。只有别人在你这儿买东西，你的货物才会出现流通，才会出现赢利。但首先质量要有保证，价格也要公道，这样人们自然会记住你的好，以后才会再到你这儿来。同时，受益者也会将这一好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你也就声名远播了！保持这种信誉，以后就会财源滚滚了。
值得感叹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白圭能够怀着一颗如此的仁慈之心，这也实在是难能可贵，也实不愧“诚贾良商”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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