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他早年热衷于追求功名，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十多年间，他究心于诗古文辞、宗明理学，使他成为一名正统的封建理学家，有“儒臣第一流”、“一代儒宗”之称。1853年初，太平军向湖南进军，咸丰帝命令吏部左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从此弃文就武，从办团练开始，募陆军、水师，创立湘军。1853年，曾国藩在湘潭发表反革命宣言书《讨粤匪檄》，督师东下。4月初，太平军在岳州大破湘军陆师，接着，又在靖港重创曾国藩所率水师，曾国藩悲愤投水，被左右救出。适逢湘军将领塔齐布在湘潭战场获胜，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曾国藩的湘军才转为优势。同年8月以后，湘军相继攻陷岳州、武昌、汉阳，并在田家镇击败太平军水师，曾国藩从此控制了长江上游。1855年2月，太平军反攻，湘军水师的湖口惨败，曾国藩再次投水，被左右救出，后率残部困守南昌。次年秋，乘太平天国天京变乱之际，重新聚集兵力，发动反攻，再次占领武汉、九江、安庆等地。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赣、皖四省军务，分兵三路同时攻取浙江，支援上海，围困天京。1864年7月攻陷天京，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因屡战屡败，遂自请开缺留营。后任直隶总督，又调两江总督。1872年六十二岁时死于南京。着作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一生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1811年至1852年为前期，主要从事科举、研究学问；1853年至1872年为后期，这一时期的活动，使他成为近代军事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风云人物。着名的护国军将领蔡锷认为：他的“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可见，曾国藩在近代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和重视。
从1893年～1872年，曾国藩以近20年的时间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他在世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称，而清朝统治集团则给他挂上“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这些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说明曾国藩手段残酷，血债累累，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军事策略上确实有高于其他清朝将领之处。
当曾国藩办团练、创湘军的时候，正当太平天国建都金陵不久，太平军即溯江西征。曾国藩的基本对策是：首先集中水陆兵力，消灭进入湖南的太平军；沿长江北上，略取武汉，扼上游形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尔后再图九江、取安庆，击破天京屏障，断绝天京粮源，最后围攻天京。为了实现自己这一整套战略构想，曾国藩始终在关键时期把握住战略重心。这里仅举两个事例加以说明。
1853年太平军西征军进入湖北作战，咸丰帝在二十多天内，连下四次诏书，命曾国藩率领湘军，迅速支援湖北清军作战。但曾国藩却没有立即出师，而是上奏“暂缓赴鄂”，以专力兴办水师。他明确地提出，只有先办好水师，才能出师作战，否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咸丰帝不得不批准创建水师计划，后当曾国藩埋头筹建水师之际，咸丰帝又迫不及待，亲自朱批要曾国藩“激发天良……赴缓，以济燃眉”，但这时曾国藩的水师尚未建立就绪，便以“饷乏兵单”，“必候张敬修解炮到楚，……稍敷配用”为由，再次奏请暂缓出兵。结果，曾国藩在水师建成后，于1854年3月底，在湖南湘潭战场大败太平军水军，迫使西征军退出全湘。湘潭战役后，湘军从湖南出发，以“建瓴而下”之势，攻陷武汉，控制了长江上游，实现了曾国藩第一步战略计划。
又如，1858年，翼王石达开率军转进湖南，同时捻军纵横黄河、淮河流域，威逼直隶，清政府对用兵重点不知所措，有以石达开军为攻剿重点，主张尾追不舍等议。曾国藩分析当时形势，认为石达开军今非昔比，一旦脱离天京，“窜扰楚、粤、流贼之象也”，成不了大气候，无需跟踪追击；“皖、豫诸捻，股数众多，分合不定，亦流贼之类也”，不足为患。而“逆贼洪秀全踞金陵，陈玉成踞安庆，窃号之贼也”，当全力剿灭，因此提出，“目前要策，必先攻安庆，以破其老巢”，一旦攻下天京，则大局一振，其它各路“贼匪”不难戡定。曾国藩的直捣天京的谋略是有远见的，不久，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主张，命其署理两江总督，向苏浙进军，直捣金陵。
十九世纪前后，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冲击着军事领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军队不同程度的改革。在中国，也并不例外，最早推动中国近代军制改革的，便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
1853年初曾国藩吸收明代戚继光办勇营的经验，大办团练，组建湘军，一改八旗、绿营陋习，创造了一种新的军事组织形式。曾国藩对清军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在兵源上，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传统的八旗、绿营部队采取世兵制，弁兵父子相承，世代当兵为业。这固然保证了兵源，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兵惰将骄的恶习。曾国藩为了不使湘军染上绿营的种种恶习，规定湘军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仅不收营兵，也不要“油头滑面、有市井气的、有衙门气的人”。而且官勇数额不定，全部招募，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的不同，随时增减或裁撤。
在编制原则上，讲究定制。原来绿营的编制，分为标、协、营、汛四种基层单位。各基层单位没有统一的级别和人数，指挥系统不明确。曾国藩创立湘军就有十分明确的编制，曾国藩作为大帅，指挥统领，统领下辖分统，分统以下就是湘军的基层单位营，每营级别划一，人数固定，一营如此，千营都一致，水陆两军也都略同。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部署。
在任务职能上，绿营部队是多方面的，包括镇守、差役、河工、漕运、守陵等，杂务过多，必然影响军队素质下降，为了避免这些弊病，曾国藩着意把湘军建成一支功能单一的部队，即明确湘军的唯一任务就是作战，免除任何地方杂役。另外，湘军一建立就是作为一支机动部队使用，哪里有农民革命就扑向哪里。在这个意义上讲，湘军类似大规模的野战兵团，不像绿营主力只是作为地方治安部队存在的，这使湘军的性质更接近部队。
在兵种组成上，改变了绿营单一的陆军成分，以及武器配备上的单一状况，以陆师为主，水师独立成军，步、水、马三营皆有，为战争中的协同作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同时，对于编制上的各兵种，能较合理的配备各种武器，发挥武器效能，如在陆师各营中就编制有劈山炮、抬枪、刀矛、小枪等队，增加了综合作战能力，这种混合兵种正是近代军队的特征。
曾国藩在进行军制改革的同时，还较成功地解决了湘军饷源问题，从而使湘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以发展，逐步使湘军由辅助性的武装力量成为独当一面，自成体系的新式军队。
谈到曾国藩，人们常会想到军阀专制和割据，认为他创立的湘军制度是近代军阀制度的起点，还认为他是近代军阀的鼻祖。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肯定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带有极大的私属性。
第一，在思想控制上，曾国藩的办法之一是搞“训家规”，反复告诫士兵在湘军中如同在家一样，唯有孝敬和服从家长——大帅的意志。长期下来，士兵思想中只有大帅而没有皇帝，只有湘军，而没有朝廷。
第二，在经济上，以往各地绿营兵等正规军皆由清朝中央政府供饷，一切费用出自国库，军队自然听命于朝廷。湘军原非朝廷正规军队，兵部是不给湘军提供饷银的。曾国藩主要靠自己动手筹集饷需，以厘金、关税、捐输等收入来源供养部队。这种由个人控制的、而不是由国家调拨的地方经济收入，对维持一支私属性极强的军队，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曾国藩不惜以重金收买湘军士兵，亲兵、护勇，每名每日给银一钱五分，高出绿营兵士饷给的三倍。这样，湘军士兵在得到口粮和赏赐后，他们深感湘军将帅的私恩，而不是“国恩”和“皇恩”。因而，湘军名为清朝的官军，实际上是统兵将帅的私产。
第三，在组织上，由于曾国藩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各级弁兵层层选募，进退弃取皆由长官决定。这样，就出现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则凭个人好恶任免的情况，导致兵为将有，将为帅有、层层节制，使湘军变成一个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武装集团。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在整个湘军中有严密的封建宗法组织：其一，湘军是一支以湖南籍人为主的军队，据有人统计，湘军帮办、营官以上共一目八十三人中有一百四十九人籍贯可考，其中湖南籍人有一百二十四人，占83％；其二，把保甲连座法运用到部队中；其三，在湘军内部，“营是一种父系组织，营官可以被称为父老。哨官可以被称为小兄弟，士卒被称为子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湘军制度影响的扩大，湘军的私属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而产生这些私属性的湘军制度亦为曾国藩的后人所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曾国藩制定的湘军是近代军阀制度的起点或萌芽。
其次，还应该看到，造成后来脱离中央制度的军阀制度，并不是曾国藩的本意。如果说曾国藩从创立湘军开始起就怀有个人野心，向中央政权闹独立、要权力，那是不公允的。其一，曾国藩的思想体系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以维护封建“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治为核心的。无论从政治思想到治军思想，从创建湘军到最后病逝，从理学家发展到洋务派，曾国藩始终没有脱离儒家的核心，没有割断同儒家的思想联系。因此，儒家忠君的思想是不允许曾国藩有脱离中央的越轨行为的。其二，曾国藩所依靠的湘军核心力量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觉悟低下的农民，即所谓“儒生领山农”。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受封建正统思想训练，终生以忠君卫道为职责；而中国农民阶级当时是一个被动的阶级，他们深受几千年不断被宣传的“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影响，因此，他们容易和曾国藩的思想相一致。其三，曾国藩创办湘军，改革军制，意在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但由于湘军制度造成的私属性，同时动摇了清王朝的军事基础。对这一严重后果，曾国藩完全处于当事者迷，至死也未能认识到。其四，曾国藩握有重兵，确实有条件向中央闹独立，要权力，但在实践上，曾国藩却一直在接受清廷的命令和调遣，不曾也不可能抗命，因为清政府一直没有丧失对曾国藩的约束力，曾国藩个人的荣辱贵贱全在清廷的掌握之中。如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就被迫自剪羽翼，解散了自己的军队。从中我们看出曾国藩本人虽然没有去削弱清廷统治力量的意图，但在客观上，他制定的军事体制，却在近代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政权更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近代史上的新旧军阀都尊奉他为开山鼻祖。
太平天国革命前，清政府没有自己的海军，仅有绿营水师。绿营水师分为外海和内江两部分，它们仅作为陆军的附属，“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实不能作战。相比之下，太平军于1852年底，在湖南益阳、岳州等地建立水师，粉碎了清朝“广西炮船”、“江南水师”的抵挡，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当时的形势下，曾国藩十分清楚，要攻克天京，首先得控制长江，而控制长江，便要有一支比太平军水师更为强大的水师，长江千里，“必以战船为第一务”对付太平军，“非舟楫无与之争利害”。于是曾国藩不惜重金，努力搞起一支内河水师，且在技术装备上，大大超过了太平军。经过几年激战，曾国藩不仅依靠湘军水师夺取了长江水面的控制权，而且将湘军水师发展成为独立的军种，能密切配合陆军作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1863年6月，曾国藩在围攻天京时，调鲍超率陆军攻占浦口，随后掩护水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伏洲。湘军水师的这一战果，不但突破了太平军的长江防线，而且完全切断了天京与江北联系的唯一通道和物资供应线。关系委实非浅，可以说是围攻天京的第一个关键性胜利。所以清政府在重占金陵后，论功行赏，称“论平寇功，以国藩创立舟师为首”。
湘军水师的筹建晚于陆师，它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但是在湘军系统中，水师的技术装备远远胜于陆师。从它成立之初起，曾国藩便多方采购大量的洋枪洋炮，用以装备水师，他的炮船非“夷炮”不用；相继在湖南、江西等处正式设船厂制战船，使船厂为湘军水师提供可靠后勤保障；抛除旧绿营水师的积习，加强湘军水师训练。这样，就将湘军水师建成为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内河水师，而不是一支照例使用旧装备的地方部队。
对湘军水师的发展，曾国藩的眼光是深远的，他能正视水师和近代海军的差别，他说“轮船之于长龙、三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深感水师不适于出海作战，船只亦不能与西洋轮船相比。因此曾国藩乃萌生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想法，决心试制新式船只，建设近代海军。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该所不仅制造洋枪洋炮，而且还成功地仿造出了中国的第一只小轮船——“黄鹄”号木壳小火轮，中国近代造船业由此开端。曾国藩还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筹建了江南制造局，生产出了一些兵船及船上大炮。他还以江南制造局为中心，建立上海编译局，大量翻译有关船炮制造和海军技术等方面的外国书籍，这些书籍使中国更深入了解西方船炮技术，促进近代海军的发展。他还会同丁日昌初拟核定外海水师章程，提出建立三支海军，其中“浙江、江苏建于吴淞；山东、直隶建于天津；广东、福建建于南澳，各备轮船十号、艇船二十号、专泊洋面”。以后清朝的南洋、北洋、福建三大海军舰队的建立和布局，基本上没有脱离曾国藩最初的设想。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近代海军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