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英国首相珀西瓦尔遇刺而死，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为了争取议员席位，乔治·坎宁和老对头卡斯尔雷当众表示和解，并且最终都如愿以偿。新当选首相的利物浦勋爵有意请坎宁担任新内阁的外交大臣，坎宁也兴冲冲地准备东山再起，但到最后一刻又拒绝了邀请。原来，坎宁听说利物浦勋爵准备请卡斯尔雷担任下院议长，一种无法控制的嫉妒心顿时又使他放弃了外交大臣的位子。1814年，坎宁受命出任驻葡萄牙大使，他终于离开了那个使他郁郁不安的伦敦。
坎宁在里斯本任职期间，欧洲的局势发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1814年，拿破仑在反法联军进入巴黎后被迫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1815年3月他重新复辟，但不久又兵败滑铁卢，又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海伦岛，法兰西帝国彻底瓦解。
英国一贯的对外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各大国之间的平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过分强大。在沙俄势力膨胀，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时候，卡斯尔雷决定与法、奥勾结，以对付俄、普的联合势力。在“神圣同盟”成立后，英国又与俄、奥、普订立了“四国同盟”，明确表示要维持欧洲“均势”，实际的目的是限制沙俄势力进一步扩张。
1816年，坎宁奉调离任回国。他曾幻想回到执掌对外政策大权的位置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卡斯尔雷占据了那个位置。坎宁最后被利物浦勋爵安排当了印度控制局的局长。
1822年8月，内阁任命坎宁为印度总督。说实话，在欧洲局势千变万化的当时，任命坎宁去遥远的印度勿宁说是一种体面的“流放”。它表明，坎宁的政治生涯将以印度总督的身份而告终。但是，坎宁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命。正当他乘船驶向东方，船只还没有驶出泰晤士河河口时，命运女神改变了他的政治前途，也改变了英国的外交政策。
原来，卡斯尔雷由于突然精神失常，在家中自刎身亡。坎宁卷土重来，从这以后直至他逝世，英国的政治事务几乎都是由他主宰。
的确，坎宁的才智使外交大臣一职非他莫属。据说他能同时口授两份急报，一份近在欧洲，而另一份远在天边的拉丁美洲，一气呵成，一字不改就能发出去，还让人往往对其文采赞叹不已。但是，坎宁真正的才华在于他敏锐犀利的政治眼光。经过多年作为旁观者的考察，他一上台就认为应该对英国的内外政策进行全面革新。
坎宁进行的第一个革新是全面审查关税制度，要求在国内小麦价格上涨时按比例降低关税。他说：“我们面临财产和人口之间的尖锐矛盾……只有通过宽容和开明的立法活动才能避免这一矛盾。”在他的坚持下，议会通过了有关法律，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促进了英国海外市场的扩展。
在对外政策上，坎宁认为，欧洲发生革命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真正的威胁来自神圣同盟的大一统局面，它使英国处于孤立地位。
“西班牙危机”是坎宁担任外交大臣后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外交问题。1820年1月1日，由列戈领导的西班牙自由派发动政变，宣布结束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专制主义直接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坎宁出任外交大臣后所面临的“西班牙危机”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除西班牙国内政治体制问题外，另一个就是原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问题。
坎宁后来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我利用新大陆保持了旧大陆的均势。”
坎宁在外交上的另一个重大举动是利用希腊独立分化沙俄和奥地利的关系，打击了梅特涅。1821年，希腊人在经历400多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发动起义，要求取得民族独立。
希腊地处东地中海，是英国通往“女王王冠上的珍珠”的印度通道上的重要国家。如果希腊独立了，奥斯曼帝国就会被削弱，通往印度通道的安全才有保证。1823年3月25日，坎宁事先未通知任何伦敦外交官，就宣布自即日起承认希土两国为交战双方，这实际上是承认希腊是一个独立国家。
1827年3月，利物浦首相中风去职，坎宁一下子登上位极人臣的宝座，成为英国的首相。
坎宁当首相那年57岁，但还在外交大臣任内，他已身染重病，再加上公务的劳累，他只好靠服鸦片酊度日。
1827年8月8日，他死于伦敦郊外的别墅中。他正好当了100天的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