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社会运动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即等于怎样发展中国的生产力。”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最根本的是探索解放中国生产力、发展中国生产力的道路，实际上也是与研究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上半叶寻求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各种流行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方法论工具。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力图回答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路径，可以说是李达研究唯物史观的重要目的。李达以其深厚的经济学学术底蕴，以对中国经济事实的深切关注，在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更贴近现实。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将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的典范。正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所谓新世界观，新就新在马克思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根本线索，从而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石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以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为基本依据，全面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社会总体的构成和变迁，并由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以及它所表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李达在此无疑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特质。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很广，包括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法学、史学等。他认为，“但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他由此提出了以唯物史观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工具，以经济学为唯物史观研究提供具体材料，使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理论不断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引进产生于西方土壤的哲学理论的同时，也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层面上具有普适性和现实性”寻找理论的支撑。
一、经济问题成为李达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在李达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李达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是分不开的。而李达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又基于对经济与政治、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的认识。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在《共产党》月刊第5号“社评”中的《短言》中，李达写道：“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二是政治使命。”这篇短言体现了李达早期对中国革命两个基本问题的初步认识。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和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革命往往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手段。那么，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什么？中国的经济问题将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和革命路径必须回答的问题。
1.社会革命的根源
政治为经济服务，这是李达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李达明确提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要“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对社会革命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革命的根源是经济原因导致，而不是产生于人们的意志或头脑中的想法。他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为例进行了说明。法兰西的大革命，在现代人看来，都认为是发源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但是，李达提出，当时巴黎数千万参加革命的人民，是否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呢？俄罗斯的大革命，一般人都认为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李达提出，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是否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呢？实际上，革命的人们不过是受了当时经济上的极大压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而他们总想脱离当时社会的经济压迫，打破当时政府的经济铁锁，他们是想通过革命来求生存、求自由的。因此，革命群众的革命意识的发生并不是来源于抽象的说教，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举行并不是受制于理论的鼓动，而是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驱动所致，可以说经济的压迫是社会革命的原始动因。李达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地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李达通过阐述政治革命与经济根源的密切联系，初步展示了其社会革命思想。
2.产业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经济根源
英国等欧美国家因产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李达认为，产业革命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起点，中国产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矛盾是中国革命的经济根源。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的“编辑例言”中，李达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这种思想：“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产业革命的过程，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这是我之所以要编这本小册子的动机。”
中国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要了解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它的特征，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的真相，就必须分析产业革命过程中的各种经济事实。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产业革命的过程确有因果的关联。因此，只有在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去探求，才能获得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进入产业革命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五种发展“倾向”：“新式的工业的确有了相当的发展，但还只是刚到粗工业的阶段，而且已经出现了停滞的征象”；“农业呈现破产的倾向，原料和食粮生产大受限制”；“手工业逐渐破产”；“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加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贫困程度增加，劳动问题和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这五种混乱倾向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困境。
李达分析了中国经济混乱的现状，提出了中国产业不能发展是内外矛盾作用的结果：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处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中国幼稚的新式工业不可能有顺利发展的可能性，即使稍有发展的机会，也只限于国际经济侵略所不能及的时间或空间而已。而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家也利用不平等条约加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打破，中国的产业是没有发展的可能的。二是“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李达认为，封建制是发展新式产业的大障碍。封建的政治、封建的剥削、军阀的割据、官商的勾结都是阻碍新式产业发展的桎梏，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状况。中国产业革命的后发性造成中国的经济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限制，发展空间很小，而诸多混乱状况的存在和经济制度的困境，反过来又阻碍中国产业革命的后续发展，从而使政治的变革成为必然。
3.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的互动
李达指出，经济混乱的状况必然引起政治的混乱。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各种经济成分混杂发展的混乱状况导致政治混乱。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进行“中国的革命，即要打破这种经济的混乱和政治的混乱，去求得新的出路”。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革命是发展产业的首要途径和前提。“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是双重的，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革命也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必然途径。“简单的结论是：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
因此，中国共产党有两大使命，即经济的使命和政治的使命。经济的使命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经济状况在世界各国中是很幼稚的，但除了悲观的方面，也有乐观的方面，因为中国经济组织的改造不需要伤筋动骨，可以不需要走别人走过的错路——无序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道路，而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是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经济改造。针对中国的情况，李达认为应该先政治革命，后经济革命，使政治革命为新经济制度的实行开辟道路。因此政治革命不是共产党的根本目的，政治革命也不是最终的革命，“共产党的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同时政治革命之后，对旧的国家体制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要进行革命。李达指出，共产党人并不反对政治革命，只是不满足于单纯的政治革命，“因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立足在经济革命上面，革命成功之后，政治、法律、教育、军事、国家财政、社会经济制度等一切设施，都必然仍旧立足在资本主义上面；无论何人组织政府，都必然仍旧和前政府一样受资本家支配，采用资本主义；因为供给政府财政的权柄仍然在资本家手里”。因此，政治革命必须与经济革命相结合，才能完成对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
二、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学研究理论工具的可能性
李达的经济学论著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他共翻译9部专门经济学著作，撰写8部（篇）专门经济类论著，其主持的出版社也将经济学著作作为出版重点。在其经济学论著中，概括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关系。“由唯物史观说推知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变革而进于社会主义社会，由剩余价值说推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必然崩坏而达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由阶级斗争说推知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阶级最后之抵抗形式，而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必归于消灭。”在其论著中，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并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趋势作出了恰当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与未来的主张。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成为李达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工具，还与李达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学术研究上实现的经济学转向有关。李达的经济学转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济学研究的开端阶段，以1929年1月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为代表，这是他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理论探索成果。李达在书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特点、趋向，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等问题，体现了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特点。这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本著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译为日文和朝鲜文，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最早走出国门”。这表明李达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从经济理论上深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问题，在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面又进了一步。此书与其他经济著作一起，弥补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经济缺乏科学理性的系统分析的缺陷，标志着李达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的开拓和确立。
第二阶段为李达经济学研究的开拓阶段，以193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为代表。前者是他准备编写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一部分，后者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之作。在这一阶段，李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以后，开始真正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集中、理性地深入探讨中国社会问题。
第三阶段为经济学研究的成熟阶段，以《经济学大纲》为代表作。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运用娴熟的唯物史观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是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结。从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来看，该书不仅是李达理论水平最高的经济学论著，而且在当时理论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人们普遍认为，研读此书，不仅有助于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都具有启迪意义。李达将该书寄赠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曾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此书。毛泽东说：“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通过这三个阶段，李达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转向。
那么，李达为什么要进行学术的转向呢？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和价值诉求所决定，又与李达学术研究的背景有重要的联系。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需要
李达转向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更好地解析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从而提出合理的社会变革的途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这些是每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研究和回答的最迫切的问题。研究政治问题可以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鉴于大革命失败后，怎样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是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认识中国国情，李达介入了经济学领域，这也是唯物史观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趋势，由此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中国社会，回答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问题。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革命性质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托洛茨基于1927年写了《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同年7月，他又与季诺维也夫等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托洛茨基在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看到中国经济基础里存在一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和极少数资本主义形式的农场，于是就认为封建主义在中国已经不占重要地位了，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关税制度不好，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反关税的革命。与托洛茨基同属于一派的拉狄克认为商业的发展已经蚕食了封建势力，认定中国早已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提出中国农村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斯大林多次批判过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的观点，指出托洛茨基等人的基本错误在于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不了解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官僚军阀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和军事力量是支持、培植、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中国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基础。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论争。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国的实际，否定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进行土地革命是中国当前革命的两大任务。但在中国舆论界还存在着歪曲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观点。陶希圣、周佛海等“新生命派”鼓吹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全面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认为，大革命之后社会性质的变化“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相对于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们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合法议会”进行合法活动。以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动力派”认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这些观点发表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立三、张闻天等人立即撰文予以批驳。
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在理论上进行抽象的批判已不够，更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撑。为了更深入地弄清中国社会性质的真正情况，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经过调查研究，从经济结构角度深层次地分析了中国现状，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分析。第一个从经济角度系统分析中国社会的是李达。李达主张让事实说话，写出了一系列现实性很强的文章，运用鲜活的统计材料说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他在1929年出版了3部颇有影响的专著：《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他通过对国内外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列举了各方面的经济事实，对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存在的三种经济成分即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封建传统经济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作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虽然经历了产业革命，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成分；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统治权，民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李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
2.分析民族资本主义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前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批判的学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国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读马克思理论提供了活的材料和独特性。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发展前景如何？能否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一系列问题也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予以解答。
3.学术道路发展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又亟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李达开始集中地宣传和研究唯物辩证法，使其与唯物史观有机结合，并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到较高境界，为其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更多的传入，又为李达进一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此外，李达被数所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由于授课的需要，李达在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学领域，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1930年以后，李达开展了更多的经济学翻译和论著工作。这一时期他翻译了1本哲学类著作、6本经济学类著作，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和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他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中国最早的中译本。李达在传播《资本论》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36年，我国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全译本，其他卷次的出版更在其后。因此，可以说《经济学大纲》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面系统阐述《资本论》原理的最早著作。且从内容上看，它也不乏创新之处。《资本论》前三卷各以一卷的篇幅先后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问题，《经济学大纲》的第二部分遵循了《资本论》前三卷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体系，但在内容的选择上，又有所不同。《经济学大纲》集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各以五章篇幅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而只以一章的篇幅论述流通问题，突出了剩余价值由谁生产和怎样分配的问题，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这样的内容安排，为人们认识世界历史时期半殖民地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政治地位提供了明确的实证材料，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意识和革命意识。
综上所述，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问题的结合使李达的学术生涯跃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时代的产物，然后才是时代的指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就是贴近现实、走进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即将达到全盛的重要历史时期开始政治和科学的求索活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较充分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较彻底暴露和逐步展开，劳资矛盾的对立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更直接、更强烈地感受到科学解决时代课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要解决时代课题，就需要深刻认识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认识资本主义，又需要把它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回答人类历史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等时代课题，从而揭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这些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决时代课题中创建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带着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期望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首先得到传播、运用和发展的是唯物史观。而现实问题的基础就是经济问题，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例如李达对经济问题一直是关注的，但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社会革命活动的影响，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还是浅层的、感性的，所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有时是比较激进和偏颇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李达在20年代参加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中，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缺乏了解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论述的力度。而20世纪30年代前后，李达能够转向经济学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的原因。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有了集中的反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生动、鲜活的材料；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当李达开始自觉地将作为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将作为方法论的唯物史观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相结合时，就表示李达的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理性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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