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成人来，儿童的这种心理如同原始人一样更富有创造性，更近似于艺术创作心理。考林乌德说，“那些根本不可能对科学和哲学有什么高深见解的儿童却不断地表示了一种高度的艺术能力，有些很小的儿童都能比他们的长者更好地即兴作诗或歌唱……而同样情况也适合于野蛮人和原始部族。野蛮人在讲故事、唱歌、绘画、雕刻和舞蹈方面的能力和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知识和控制能力比较起来是完全不相称的”。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儿童不受束缚，没有硬性禁锢，无章可循，无法可遵。使他们只能依照他们所知道的，而不是实际上所能准确观察到的样子去精确地表现事物，他们是“变形”的天然大师，是强调主观表现的无意识的先驱。能任性地造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没有指点反而使他无拘无束，免得步人后尘。
儿童的思想是不定向的，由于他们的理智欠发达，心理上很少受概念的侵犯，因而不能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在某一事物上投注长久的注意力，这就使儿童能够驰骋活泼的意象。这种意象是不招而自来的，是完全由易变的情绪和突发性遐想唤起的。也正由于他的注意力分散、易变、跳跃，就使他对生疏事物永远保持着好奇与新鲜感。在未知事物的底蕴的时候，一方面激发他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尽力调动自己极有限的感知去类比、去揣测、去猜测呈现在眼前的新事物。这样，他们往往对万物进行“添加”和“移位”——赋予事物本无的性质，将不同类，不同属的东西搅在一起。如儿童在绘画中就常常面对面临的物或想象的物进行无情的破坏，随意重新分布和组合——把鱼弄到天上，把树栽到屋顶，替牛或狗添上双翼，甚至一个人的脑袋下赫然地长着两腿而无身躯。儿童的杜撰和想当然，是幻境的发祥地。他们的涂抹和捏造，创造出令人惊异的场面。
儿童的这种态度昭示我们：一切都明确了的地方，就不再有想象力施展身手的机会。精确的知识和概念就是对想象力的重大打击，在早已知道太阳是不断进行巨大的热核反应的炽热天体的今日，阿波罗神就不再拥有魅力；而月宫的嫦娥和白兔只对童稚才有意义。魅力来自遐思，遐思不需太多实在的确知，它宁可求助于猜想。而这些，恰恰是儿童得天独厚的。自然的魅力往往在它的尚未展开全部秘密之时；生活的魅力则往往在于它的尚未来临的时刻和它的神秘期待之中。
所以，丰子恺说，儿童有“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成人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可视为这段话的最好注解。丰子恺自己也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问四岁的华瞻最喜欢什么事，华瞻率然地回答说：“逃难。”逃难对于大人来说是多么惊慌、紧张、忧患的一种经历，但在孩子的心目中逃难却是“爸爸、妈妈、宝妹、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这是多么有兴味的事。原来他所见的是逃难的这一方面。“不止这一端；我们所打算，计较，争夺的洋钱，在他们看来个个是白银的浮雕的胸章；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这说明：“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丰子恺由此想到“我在世智尘劳的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这意思是天真纯朴地接受自然。
的确，儿童的眼光和成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成人虽有所见，也必然有所蔽，人们有时是需要用儿童眼光看事物的。因为，“对于孩童，那物件的实用性，合目的性仍是陌生的；他拿未熟悉的眼睛看每一件事物，他还具的未被沾染的能力，把物作为物自身来吸取。对于这一个感觉庸常的人，一般熟悉的东西的影响，对于他，是极为表面的。人的一个完全单纯的动作，当人们不知道他的实用目的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神秘的、庄严的动作，将在自身为自身作用着。”所以画家亨利·马蒂斯说：“‘看’在自身是一创造性的事业，要求着努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所看见的，是被我们的习俗或多或少地歪曲着。”而摆脱世俗“需要某种勇气，对于一位眼熟的目的地一切好象是第一次看见的那样，这种勇气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必须毕生能够象孩子那样看见世界，因为丧失这种视觉能力就意味着同时丧失每个独创性的表现。例如我相信，对于艺术家没有比画一朵玫瑰更困难，因为他必须忘掉在他以前所画的一切玫瑰才能创造。”法国画家柯罗表示：我每天都要请求造物者，要他把我变成一个孩童，就是说，要让我不带成见地去观察和表现大自然，象小孩一样。
鲁道夫·阿恩海姆对此也有精到的分析。他认为，人们总是习惯于按照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精神和物质等等范畴，去对各种存在物进行分类，如果在分类时，只以表现性作为对各种存在物进行分类的标准，那么，那些具有同种表现性质的树木和人就有可能被归并到同一类之中了，他们之间在这方面的类似程度甚至比人与人之间的类似程度还要高。这样，人类社会就可以与自然界事物归为一类，如果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某种风云变幻与暴风雨来临之前天空中所发生的那种变动相同，那么这两种事件就可以归到一类。他指出，由于我们总是习惯于从科学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去思考一切和看待一切，所以我们总是要以事物的大小、轻重和其他尺度去衡量它们。这些习惯上的有用和无用、敌意和友好的标准，只能阻碍我们对事物的表现性的感知，甚至使我们在这方面不如一个儿童或一个原始人。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我们同样也是习惯于按照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年龄、职务、民族或种族去衡量一切——而用这样一些范畴去解释人时，就会完全忽视人的内在本质的外部表现形式。
成人多习惯于用实用和势利的眼光看事物，只有涉世未深的儿童才能够用审美的或艺术的态度去感受和知觉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