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看莱尔医生时，他要我想办法改进在一千米赛的表现。“你大概会认为这方法很胡闹，”莱尔医生道，然后告诉我他想我怎么做。他相信，越是勇于面对个人的心障，就越易于克服问题。他建议我写“我爱一千米赛”，尽量多写，以消除我对一千米赛的抗拒。
我起先觉得这很荒唐。没错，我爱上了一千米赛，但心态并不是一两天就会转变的。后来我终于第一次赢得一千米赛时，想起了曾在旅馆纸笔上与上的这句话。也许我真的是喜爱一千米赛呢。然后我又赢了一次，再一次，又一次。嗯，这显然有些道理。
因此我在利勒哈默尔像小学生一样写道：“我爱一千米赛。”每天，我把这句话写在训练表每一页的最上方，又写一张放在浴室的小抽屉里，和刮脸刀放在一起；一张放在冰箱上；一张贴在卧室里镜子上。
“我爱一千米赛”成了我个人的幸运符。
莱尔医生又教导我不要对失败念念不忘。“你也许曾跌倒，但是一定要再站起来。”为了帮助自己站起来，我决定那天晚上住在家人所租的房子里。以往我在那里的时间都不长，因为赛五百米之前我需要安静。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关怀、爱和支持，而这些只能从家人那里得到。
那是个平和的夜晚。我拥抱妻女，与父亲、兄长玩纸牌，偶尔和莱尔医生谈上一两句。外表上一切复归正常，内心里我还是很不好受。
那天夜里我太疲倦，很快便睡着。但凌晨三点钟就醒来了，再也睡不着。我把萝冰唤醒说话。然后我们都睡了一会。早上七点钟我就起来了。
珍睡在我们旁边有围栏的小床上。很巧，很运气，就在我看她的时候，她恰好醒来。我从围栏上方看她。她给了我一个最可爱的微笑。那正是我所需要的。
我心想，不管怎么样，地球还是会继续转。
决战前夕一千米赛举行前一天的早上，我在长凳上坐了很久。“我今天一点也不想溜冰，”我告诉教练。
“我知道，要顶住，会熬过去的。”
我三天前在五百米赛中几乎滑倒，但这个小失误不致于使我这么气馁。这实在是所有失败的累积影响。我不断想一九八八年在卡尔加里及一九九二年在阿尔贝维尔的可怕经历。到利勒哈默尔来之前，我本以为五百米赛之后我的苦恼会结束。
稍后，我开始练习，觉得悲观的情绪渐退。这转变来自一个强烈的想法：我能有个最后机会，实在是莫大的幸运。
我又提醒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并不是靠运气，我能有此机会，主要是因为我有毅力，努力锻炼，并始终在这门运动中保持顶尖地位。
我好好地练习了一回，回到我家人所租的房子那一天。我照平常的习惯玩牌，吃意大利隐饼，尽量做镇定、泰然自若的样子。
下午七点钟，是我该回奥运村的时候了。我请家里聚在一起，由衷地对他们说：“明天是我最后的机会，最后一次奥运比赛。所有的压力，所有过去的苦恼，都可以抛开了。我要你们知道，溜冰是我过去十年生活的重心，而那段岁月我记得的是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美好的。
我要这次比赛也如此。”
这番话并不是为万一拿不到奖牌预做下台阶；那是我真心的感觉。从我小时候起，溜冰便既是我的主人，又是我的朋友。若非因为溜冰，许多奇妙的地方我会一辈子都无缘踏足。由于溜冰，我遇见了最好的朋友，以及我的妻子。我只是希望最后一次比赛会为所有那些快乐的时光锦上添花。
那天夜里，教练对我说了一件我早已忘记的事：一九七六年冬季奥运会中，他也在五百米赛溜得不理想。但是他没有气馁，结果在一千米赛取得金牌。我们俩都不禁心想，我会不会和他一样？”
莱尔医生说：“没有理由你不能再奋斗一次。你就算赢了你专长的五百米赛，那也不是你的故事最佳的结局。赢这一千米赛才是。”
全力以赴第二天，在赛前九十分钟，我觉得自己还没完全准备好。照说我也许会心慌意乱，但我没有。
我知道我必须略感到疲倦。不是运动员的人听了这话可能莫名其妙，可是我自有体验。参加世界杯比赛要连赛两场，我会有些疲倦，但同时也完全松驰；我需要松驰。
所以，在最后一次参加奥运比赛之前一小时一点，我决定把例行的准备工作改变，转为去骑健身脚踏车。我踩得很快，为的是要出汗。就在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挪威选手艾德纳·宋德劳过来和我握手：“祝你好运，我希望你赢。”
我非常惊讶——他是我的对手。
骑车十五分钟后我出去跑步。那是结冰的天气，可是很舒服，回到运动馆，我仍不觉得是理想状态，可是比刚才好些了。
我排在第四组出场，和我一同溜的是日本选手井上纯一。到那时为止，最佳时间，也是我必须胜过的时间。是继听选手伊果·哲来佐夫斯基的一分十二秒七二。
我前往起步线，摸了摸项圈；那是我这一季才开始的私人仪式，项圈上有一枚绿宝石，是女儿的诞石。我想起很多事，我过去参赛从未这样。我一度想起珍姊姊，然后想起我女儿。我参加五百米赛时，一直是熟睡的。可是我后来听说，我参加一千米赛她一直醒着；也许她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他们如何支持我，以及他们现在多么紧张。
我在起跑位置就位，就在号令员叫出(开始)之后前，一股力量射进了我的腿。忽然，内体上的不安之感统统消失了。
也许是我的赛策略奏效，也许是我的意志使我如此，也许是有谁在照顾我；我只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
我向前冲去，没有理由要留力。我再也不怕最后一圈了，因为我既有力量又有决心。我滑一千米的时间是十六秒七，好极了。我知道，只要少于十七秒便堪称飞快。
转弯时不要发力过度；脚步还不够稳；在直路上加速。
我觉得体力充沛，动作畅顺，像是驾风而驰，控制自如。
然后，转倒数第二个内弯时，又来了。我滑了一下。我迅速伸出左手按了冰面一下，使自己复平衡。我也几乎踏到跑道上的分道标志。要是踏到，我就出局了。
观众席中有人发出响亮的倒抽气声。看台上，我父亲在心中叫道：“啊呀，不好，不能又来一次。”
不知何故，我很镇定。我想起两星期前教练对记者说的话：“信不信由你，对丹来说，一千米可能还容易些。五百米不容许出错，一千米可以出个小错而仍然获胜。”我继续向前。虽然有那一滑，六百米时我的时间是四十三秒二八，仍在世界记录的速度。观众也都知道，高声喝采。
还有最后的二百米。我不觉得累；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左臂保持在背后。我顺利转过最后一弯，进入五十米直路，我放开两臂，全力冲前，只求极速。
过终线时，观众欢声雷动。我肯定能得奖牌。是什么奖牌却还不知道，但肯定能取一面奖牌。我拉下溜冰帽，有两秒钟我眼睛还无法聚焦于钟上，观众比我先看见了我的时间。然后我也看见了：一分十二秒四三。
这时间比我以前溜出的一千米赛最好时间快了将近十分之六秒，更好的是旁边的字：“世界记录”。我知道我得了金牌。
我看见教练在冰上向我溜过来，张开两臂。“你成功了，”他叫道，“你向大家证明了你可以赢这个大奖的。”
萝冰兴奋过度，必须由医疗人员看护。我父亲站起来高举双臂，无声地祝福。莱尔医生一直用远镜看着我，放下望远镜时，泪流双颊。
我溜到萝冰那里。她不断地叫道：“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你现在两个都有了。”她的意思是说五百米速度溜冰之外，我也创下了一千米的世界记录。我没有说话，只是忙着哭。我深知奥运失利的心情，至于胜利的滋味，我想不到这么好。
不知不觉间，已到了颁奖时间。我几次偷看我的奖牌，没问题，它还在我胸前。
我想到珍姊，希望她在看着我。我仰望天空，敬礼，心想：“这是给你的，珍，我为你赢了一场，只不过比我所想的迟了一点。”
典礼后，一位大会职员来告诉我：“你知道吧，还要跟随奥运会吉祥物胜利绕场一周。”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获胜过，不知道有此安排。奥运会前几个月，萝冰和我曾谈到到要带着女儿胜利绕场一周，当时我们只不过是幻想罢了。
比赛场地灯光熄灭，奏起“溜冰圆舞曲”，众人随着轻唱，闪光灯光此起彼落。感觉上很安宁，有如教堂，听得到自己冰刀的滑行声。我抬头一望，忽然一名警察把我的女儿递给我——萝冰设法把她传下了十排观众。为什么珍对这场面不害怕？我不知道，她满面笑容，四处张望，仿佛这场面没什么稀奇。
绕场一周的最初几步，我非常小心以防跌倒。我一臂抱着女儿，一臂搂着鲜花，旁边是两个穿彩服的小孩子，冰上是计时装置。不论做什么，此时不可跌倒。我松驰下来，看看女儿。
她像个天使，脸上还挂着浅笑，兴奋得睁大眼睛。
我常在想，不知道女儿以后会不会记得这一刻。如果她将来记起这美丽的幽暗、溜冰声，以及全场齐唱的歌声，多好。我知道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使我到达这一刻的历程，实际上始于一九八八年珍姊姊去世。现在，六年后，我到了这里，怀中抱着名字叫珍的婴孩，尝着胜利的滋味。
几经波折，我终于达到了目标。
时光流转，我早已告别了那段打工生活，但是这些记忆，于我却成为了一份永恒的珍藏。
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刘高
先是母亲去世，后是高考落榜，我在继父的一声长叹中脱下缟素，背上书本与行囊，决意远行了。
经配货站的熟人介绍，我和一卡车白鹅一起“配”到了C市，匆匆跑到一个远房的舅爷家说明来意，精明的舅爷竟不舍一碗粗饭便把我送到一处建筑工地。
工头送走舅爷，转身对我说：“今晚加班，你上四楼接料。”仰望楼顶，残阳正如舅爷拔出屠刀就喷涌而出的猪血。在工棚铺好行李，一个看上去比我小两岁的男孩走进工棚。他袒露着结实的胸肌，左手端碗茄子汤，右手用筷子穿了四个馒头，边吃边告诉我开饭了，并且先不用付钱，发工资再扣除。他看我慑嚅的样子，索性放下碗筷就跑了出去，不久就端来了馒头和汤。他说：“吃吧，吃饱了跟我一起上四楼。”爬上脚手架的时候，才听见有人叫他刚子。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才真正感到了背离故土的滋味。面对独轮车上那200块砖，我的腿有些发抖了。刚刚起步的独轮车则像醉汉一样栽倒，一车砖轰然落到楼下。我听见工头在楼下吼：“干吗呢？不能干给我滚下来！”刚子跑过来清理了吊盘，然后对楼下喊：“没事了，是砖头垫翻了车。”接着刚子承担了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刚子汗流满面，我却手足无措。别人说：刚子你真有劲！刚子憨憨一笑，对我说：“开始都这样，没有过不去的坎。”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工头隔月发工资的承诺没有兑现，只是每个人暂借给100元。我用这钱给刚子买了双胶鞋，到书店给自己买了套新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刚子说；“大哥，你是真的喜好这个还是装呢。”我说：“刚子，你知道有烟鬼、酒鬼吧，我就是书鬼。”刚子摇摇头，有些懵懂。回到工地，工人都上工了，工头用那双蛇眼逼视着我和刚子。我对工头说：“都怪我，为了买这套书才迟到了。”工头的蛇眼渐渐舒展成三角眼。工头说：“这书我先看看，你俩到后台上料吧！晚上收工时你到我这儿来拿书。”我和刚子都没想到工头今天会如此开恩，迟到了居然还谋了份好差使。刚子说：“大哥，你这书还真管用啊。”我说：“也许是吧。”
没想到的是，晚上收工我去找工头要书，工头却说：“刚才甲方经理来检查工地，看见了这套书，他说在书店等了两天都没买到，我就把这套书送给他了。我想象咱们这样的人看这玩意有啥出息呀？想法子多挣点钱才是正事儿。以后我多给你记几个工就全有了。”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就回工棚了。我知道索回那套书的代价是卷起铺盖立刻走人。我躲在无人的角落里痛快地哭了一场，我不求生活里有酒有肉，只求有书伴我，可这点滴的爱好也不得不在世俗面前低头么？夜色里，远远近近、起起伏伏的蛙鸣似在与我同泣……不一会儿，传来刚子唤我的声音，我擦干泪水走出角落。刚子问：“大哥你没事吧？”我说：“没事。明天照样爬脚手架。”
大楼主体彻铸已经交工，眼看秋收在即，工人都急切想拿到工资回家收抬庄稼。而此时的工头则横竖找工人的不是，说自己的理儿。几经中间人磋商，工人们才拿到了大打折扣的工资。尽管工头先前说多给我记几个工，可到头来还是难逃厄运，丢了书本又折钱。后来听说，就连给我介绍工作的舅爷也从中剥了点皮儿。
离开工地，我和刚子在铁北租了间房子，决定在这座城市里渡过漫长的冬季。我们住的房子比工地的棚子稍好些，月租费80元。另一头住着一个女人。女人看上去不足三十岁，带着个小男孩。女人多数时间不在家，只有起早做饭的时候才能在厨房遇见。女人的打扮有些妖冶，并且一脸倦意，但与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却显得庄重可亲。我和刚子就很自然地叫她“黄姐”。有一天闲聊中黄姐问我们在做什么？我说不瞒黄姐，还没有找到工作呢！黄姐就说她站台上有个朋友，看看能否给我们找点活儿干。我和刚子都忙着谢黄姐。没想到第二天黄姐就通知我们上工了。
活儿虽然累了点，却能拿到现钱了。于是我和刚子就在心里盘算着怎样谢谢黄姐。一次我和刚子又有了收入，并且下工也早，就去市场买了菜。回家后我亲自掌勺，参阅菜谱做了四菜一汤：清炖鲤鱼、烧豆角、苦瓜炒肉、木须韭菜、外加冬瓜羊肉汤。可是等到夜里10点了黄姐还没有回来。黄姐的儿子小军吃完饭睡了。我和刚子把菜热了几次都被墙上那厚厚的霜雪冷却了。近11点时外面有了响动。我与刚子急忙跑到门外，黄姐被司机从出租车里搀了出来。黄姐似乎是喝醉了。刚子几乎是推开了那个司机然后扶住了黄姐。黄姐说今天真丢人，喝多了，说着酒劲上涌……我来不及找什么东西接，就神起衣襟，任凭黄姐翻江倒海般地呕吐。黄姐吐过之后精神好多了，她蜷缩在炕的角落里，泪水悄然落下。我和刚子相对无言，不知该说些什么。
许久，黄姐讲起了她的经历，是自言自语亦或是向亲人倾诉一般的。黄姐说她家原住农村，因与邻居院墙界线的划分出现争执，丈夫用铁叉将邻居扎伤，而后被判了四年徒刑，黄姐就带着小军来到市里。人地两生，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在酒店里做了“三陪小姐”。黄姐说，今天有个老板出100元钱要她喝啤酒，哪想这杯酒竟是老板事先准备的人尿。黄姐把剩下的半杯“酒”泼在了正在狂笑的老板脸上，然后就冲出了酒店。黄姐说她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了。我和刚子对黄姐说：“我们会帮助你的。”黄姐望着我们，脸上终于绽开了一抹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