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八十二消防队当消防员。某个悠闲的星期天，天气温暖晴朗，我们辖区内火警比平日增多，消防队也因而忙些。那天接到的火警电话有十五到二十个，最严重的一次是垃圾起火，发生在一幢弃置楼房的后部，我们拖着水龙带艰苦前进一百八十米才到达现场。
在待命的间隙，我总是抓紧时间到消防队办公室去看格雷队长那份星期日版的“纽约时报”。到我终于读到书评版，已经是近黄昏了。我一边看，一边禁不住热血沸腾。有一篇文章公然说，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健将、诺贝尔奖得主威廉·巴特勒·叶慈超越了他的爱尔兰传统，以寰宇诗人之名永为世人所知。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恶语诽谤。
看完这篇文章，我义愤填膺，觉得非要在公众论坛上站起来抗议不可。
此生能够让我自豪的东西并不多，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爱尔兰传统。第一次读到叶慈，是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从军营书架上拿起他的一本诗集，从此叶慈就成了我最喜爱的爱尔兰作家，后来还有肖恩·欧凯赛和詹姆斯·乔伊斯。
我的祖先都是爱尔兰农夫、渔民、蓝领工人，但是就我所知，他们都对文学有良好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也传给了我母亲。母亲是电话接线员，每当坐下来，手里总要拿一本书。
看完那篇文章，尽管我自己指甲缝里可能仍满是那天灭火过程中沾上的烟灰，我却义愤填膺，觉得非要在公众论坛上站起来抗议不可。
这倒不是因为叶慈的一生及其诗作都与爱尔兰息息相关，而是因为那篇文章把爱尔兰传统当作可以超越的东西。不管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实属大不敬。
我心中波涛起伏，决定立即行动，一分钟也不想浪费。我问：“格雷队长，我可以借你的打字机一用吗？”
那是台老爷打字机，虽然我会十指打字，却也只能用一个手指打——最有力的手指。我找到一张白纸，纸的顶端印着纽约市消防局的徽记。我希望接到下一个火警电话之前有二十来分钟时间，随即愤慨地给“星期日书评”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一共有四段文句。
信中写道，叶慈在他的诗中一再表明渴望救星出现，领导爱尔兰挣脱英国统治；他对于世界和人类的观点彻头彻尾是爱尔兰式的。
我在信封上写地址的时候，传来了我这次值勤时间的最后一次火警警报。我顺着长长的黄铜杆子滑下来，感到出乎意料的平静，仿佛心头卸下了一块巨石。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觉有责任站出来扞卫这位世界最伟大诗人（顶多仅次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声誉，为爱尔兰的文学创作辩护。我只知道这封信一定要写，就像牧师应该祈祷，乐手应该演奏一样。
在这以前，我除了写过几首诗、几篇短篇小说、一部讲年龄渐长的小说的开头以外，从未写过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我知道我写的东西都很粗糙，但我也明白，不论是什么，只要你做得越多，最后就会做得越好，因此我经常写些东西，磨炼写作技巧。我也曾给各种杂志和报刊投稿，只是从来未获采用。
因此，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总算要刊出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很讽刺，刊出的不是我的诗，也不是短篇小说，而是我寄给《纽约时报》那封信。我想，编辑决定采用这封信，是先被我的信纸所吸引（是不是有编辑人员到防火楼梯上去吸烟？）然后才注意到一个贫民区消防队员居然很不相称地用了“救世信念”这样的字眼——我在信末写明了我是纽约市消防员。不过，我还是喜欢这么想：编辑暗中同意我的观点。
我记得有大约二十位教授从美国各地写信到消防队支持我的观点，并向我道贺。这些信让我觉得自己不但像是个着述甚丰的作家，且有独到观点。我一下子好像成了个说话有分量的名人。
我还收到了《真实》杂志和《纽约客》的信，希望我接受采访。“纽约客”的那篇专访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题为“消防员史密斯”的文章刊出以后，我接到某大出版公司的编辑打来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本讲我的生活的书。
我怀疑自己是否有本事写一本书，不过凭直觉知道消防员工作是值得写的题材。就这样，我在六个月里写出了《八十二消防队的报告》。这本书后来售出两百万册，并译成十二种语文。此后数年我又写了三部畅销书，去年并出版回忆录《献给玛丽的歌——一个美籍爱尔兰人的回忆录》。
我原先没想过成为作家或畅销书作家。这是怎么来的？我常常思索这个问题。每一次，思绪总要回到那封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上去。
我认为，最正确的解释是我找到了一直在找的主题，找到了令我有强烈感受的东西，激使我自自然然就藉写作发泄这种强烈情感。
我开始写消防员故事的时候，感到的就是这种感情，后来写我母亲的时候，也是这种感情。在我看来，这些主题代表了人类生活珍贵的品质——正直、诚实、公平。我写作的时候，这些主题在我的心里熊熊燃烧如火。
这些年来，我的五个孩子偶尔会带着心中疑难来找我：该学英国文学还是学艺术？该踢足球还是打篮球？该到这家公司工作还是去那家公司？
我的回答从来都是一样的——不过他们还是会问，因为问明白了才放心。我的回答是：想一想你内心深处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再看一看那一团火到底有多么热烈，因为那就是在你心里涌动的热情。你的教育和经验会引导你正确取舍，但是，能够让我们所作所为能有所建树的，则是热情。
这就是我当年站出来扞卫爱尔兰最伟大诗人之时学到的道理。
人，无论怎么过，都是一生，但要使自己的人生比别人的茁壮，就必须先学会吃苦。
为自己打工——郑自强
技校毕业后，我只身来到这座不知被多少文人墨客炒作过的南方城市，原以为这里遍地黄金，谁知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迎面而来的全是一张张写满拒绝的脸。
拖着疲惫的身子，转了一家又一家，眼看信心就要丧失殆尽之时，才有一家装潢公司留下了我。“公司”加上我才五个做事的，承接商品房的防盗门、防盗网制作和安装业务。老板也不是本地人，精明的小个子，不苟言笑。听说他只有初小文化，能折腾到这种地步，我还真有点佩服。一开始，他就对我声明：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账又常常不能及时收回，因此对工人每月暂时只发40％的工资，等资金活了再补发欠下的工资。吃住由他包了。我想工作这么难找，也就不计较条件了。于是我和其他几位工友住在老板租的一间旧民房里。这四个人有四川、安徽、贵州来的，只有小东是从江西来的，见了我这个老乡格外亲切。
吃饭的时候，老板娘在她和老板住的另一间旧民房里弄好饭菜，我们再端回房里来吃。老板娘和老板的性格、体型刚好相反，她牛高马大的，总爱穿一身花布短袖衫和大短裤，一屁股坐到我们房里的破木凳上和我们说话，有时还把一双肥脚架到别的凳子上。她讲话总是大嗓门，不时加上“哈哈哈”的笑声，很爽快的样子。
我在那里吃第一顿饭时，老板娘特意热情地在一边陪我们聊天。她正说得高兴时，冷不防小东笑眯眯地指着木板桌上的三碗菜说：“老板娘，小兄弟初来乍到的，你怎么不来点荤莱欢迎他，还是这老三样啊？”老板娘技术非常好地猛刹住正要出口的话，脸上露出一片诚恳的笑：“大家请原谅，就和我们两口子同甘共苦吧。都是出门人，不容易呀！”然后她又解嘲似地说：“人家城里人都时兴吃青菜，说多吃蔬菜营养丰富、身体健康呢！”
我挺认真地听着她的话。等她走了，小东对我说：“你别信她的，说得可怜，他们会吃我们这样‘廉政’的饭菜？我和四川哥面前的一碟子辣酱还是我们自己买了下饭的呢。”我看看小东的辣酱，没它，我这饭还真吃不香呢。
开始工作了，从防盗门、防盗网的制作到安装，我们五个人自始至终都要做。丈量、下料、电焊、油漆，整天打交道的都是又笨重又弥漫着铁锈气味的钢筋、铁管、不锈钢管之类的东西。电焊时不方便一只手，便只能不用面罩，害得眼睛刺痛不说，脸上还不时由发红到脱皮。油漆时也常弄得头发五颜六色。这些都不算累，最苦的是用板车拉着几百上千斤焊好的防盗网或防盗门，大汗淋漓地拖到十几里外，而要安装的地方常在五六楼以上，我们一般两人或三人一组去一家做，总要先上楼把绳子放下来，然后两个人再跑下楼把一张网绑在绳子上，接着又爬高楼，硬把一张两三百斤的网吊上去，然后又重复以前的程序跑F楼。如此往返几次，早晨吃的饭早已消化完了。但是把网吊上去以后还要安装呢。先要蹲在阳台上打膨胀螺丝，然后一人在里面挟住网，一人蹲阳台上把网焊到膨胀螺丝上。
应该说五六层楼不算高，可是在这上面操作却没有一点安全措施，有时不经意地往下一看，心里禁不住打颤，真怕自己两只脚忽然一不得劲，就站不住蹲不稳了……恍恍惚惚觉得有白云从腰上飘过。
战战兢兢地怜惜着自己的青春韶华，有时在这阳台上便会想：城里人要给自己装上这鸟笼一样的东西干什么？何况还住得这么高。可他们不装我就可能没有饭吃了，还是盼望他们装得多多益善吧。
一次，我在一家阳台上打膨胀螺丝，跟我一起做的是小东，他给我递螺丝。做了一阵，他说要去方便，我就把螺丝含在了嘴里。哪知一不小心，螺丝竟顺着喉咙一下子滑进了肚里。小东教我吃韭菜，吃了四五天，螺丝还是没有拉出来。第五天小东见我痛苦得直抽冷气，丢下焊枪，叫我停下手中的活，去医院看。跟老板说时，老板说道：“去吧。”没有第二句话。
小东似乎想说什么，看看直冒冷汗的我，犹豫了一下，急忙招了出租车送我去医院。
到医院做了胃镜，总算把那要命的螺丝弄出来了。手术费四五百元钱都是小东垫付的。我来不久，没有多少钱，只能拿出两百多还小东。小东一摆手说：“不要你还。这是工伤事故，应该叫老板付医疗费。”于是他和我一起去找老板。
老板一听，立刻绷紧了脸：“这是你自己不小心嘛，凭什么由我付医药费？如果大家都随随便便地违章操作出一点事故，我还受得了啊？我可经不起折腾！”几番交涉，老板就是死活不认账。小东气愤不已。我摇摇头说：“算了，只怪我自己不小心。”我本来一直有个想法，想请老板买滑轮，好让我们吊网时轻松一点，还有就是保险带，让我们在阳台上做事也放心些。没有安全措施难道不算违章操作吗？于是趁这当口，我把这想法说了出来。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阵，突然放下脸来：“我请你干什么，吃饭的？既然要吃饭，就别怕摔死，就你名堂多！”
忍着气走开，我脑中思绪纷坛。老板的面目我是看清了，是走还是留？如果走，就正中老板的下怀，因为他欠着我半年的60％工资呢。留下来，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卖命是件多令人身心痛苦的事啊！纷纷乱乱中，忽然闪现出一段记忆——9岁时，忙着整理莱担去卖菜的爷爷给我一只小水桶，叫我帮他给已经没有一滴水的水缸挑一担水。贪玩的我嘴一撅：“我不挑。”
爷爷笑着俯下身：“怎么挑点水都不愿意呢？孩子啊，粪也挑得，尿也挑得，你这一世才不会跌苦（受苦）。”“粪也挑得，尿也挑得”——爷爷就是抱着这种信念过完他足以自慰的一生的。爷爷是宣统年间出生的，他的祖父是三品武官，但到他出生时，他好赌的父亲已把家业败尽，甚至卖了他的五个弟弟，只剩他一个在跟前。爷爷硬是靠一根扁担做脚夫起家，在县城开了五间店铺，再把一个个弟弟赎回来。不幸后来日寇侵略，几个炸弹把他的店全炸平了。他携家带口四处逃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家乡又从老本行干起，拾起扁担去“挑脚”，辛辛苦苦积了钱，盖了一座大房子，自己也老了。老了他也不肯闲着，不要儿子们供养，和奶奶两个人种菜去卖，还不时拿点零钱给我们这些孙子孙女买东西吃。一生勤劳的他儿孙满堂，活到了99岁才去世。想着爷爷的这一生，念着他说的话，我终于决定继续留下来吃苦。
光阴荏苒，一年的埋头苦干之中，我已经从一个细皮嫩肉的学生哥变成了一个满手老茧、面目黝黑的劳动者。当然，打工生活给我的远远不止这些。
这一天，我们五个人全都出去给一家刚建成的大酒店搞装修。十点多时，发现一种螺丝不够用，材料放在我们房间隔壁，我便回去取。刚进那栋民房，就听到炒菜声从老板的住处传来，还有浓浓的酒香。我奇怪，老板大上午请客呀？我好奇地走过去，听见老板少见的爽朗大笑：“哈哈！哎呀，胡老板，我一直当你跟兄弟一样的。要不是我要转行投资大酒店——也就是我派他们去搞装修的那家，我才不会转手卖这些机器呢。这些机器又没用多久，没多少损耗，我卖你这个价是公道的，你再考虑考虑？我已经不接业务了，过两天酒店装修好我就要过去，后天你来运机器，我也搬家。当然，那天我请他们五个去看电影。这些笨蛋一定挺高兴的。”这时响起另一个“嘿嘿”附和的笑声。我越琢磨越不对劲，他卖机器、搬家时却让我们看电影，搞什么阴谋？他有钱投资大酒店，却还总在我们面前念穷经，只发那么一点工资，这次一定是想偷偷溜了赖账！
我急忙跑去告诉他们四个人，大家一听都火冒三丈，马上回来找老板算账。老板见事情败露，耍起无赖：“要钱我已经没有了，全投出去了。不是欠你们三万多吗？我就把这些旧机器抵给你们了，要不要？”大家几乎要拥上前去把他打死，他慌忙叫道：“别乱来，我公安局可是有熟人的！”我最先冷静下来，劝住大家，然后和他谈判，他坚持说现在没钱。我思索了一天，又和四位兄弟商量了一阵，决定冒风险接下他的摊子，自己当老板。第二天，我和他谈好了条件，除了机器，还有一些剩下的材料都归我，他帮我换执照。由于我没有流动资金，房租先由他向房东担保欠半年。而他欠小东他们四人的工资则由我偿还。
我开始艰苦创业。以前常被老板派去买材料，跟卖材料的人已很熟，我便和他们商量，一个月结一次账。我也跟客户商量，请他们预付50%的定金。可我毕竟是一个外地来的无名小卒，别人常常不相信我。我于是狠下心，只要有人给我提供一桩业务或提供一次担保，我都给他10%酬金。我自己也天天出去跑业务，买了材料常常由我亲自去用板车拉回来。我们齐心协力，工程质量更是精益求精。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年后，我不但把前任老板拖欠的工资补给了四位兄弟，自己还赚了将近一万元。
我把赚来的钱全部投进扩大经营规模当中。我又请了六位擅长各类室内外装修的师傅，并聘请了一位懂电脑的大学生给客户做装潢设计，这样我承接的业务面也就更广了，生意蒸蒸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