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
说“面子”——鲁迅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指被外国人所踢）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你看那红的，黑的，白的，青的，喜笑的，悲哀的，目眦怒得欲裂底面容，无论你怎样褒奖，怎样弃嫌，他们一点也不改变。
面具——许地山
人面原不如那纸制底面具哟！你看那红的，黑的，白的，青的，喜笑的，悲哀的，目眦怒得欲裂底面容，无论你怎样褒奖，怎样弃嫌，他们一点也不改变。红的还是红，白的还是白，目眦欲裂底还是目眦欲裂。
人面呢？颜色比那纸制底小玩意儿好而且活动，带着生气。可是你褒奖他底时候，他虽是很高兴，脸上却装出很不愿意底样子；你指摘他底时候，他虽是懊恼，脸上偏要显出勇于纳言底颜色。
人面到底是靠不住呀！我们要学面具，但不要戴他，因为面具后头应当让他空着才好。
我惊奇：一事无成的我竟也做了一件大好事。
天堂在心中——任皑
去年春节，我回到了老家、黄河入海口处一片荒原上的那座小镇。大年初三的下午，忽然一群陌生但很精神的青年找到了我。他们的年龄都比我要小几岁，二十二三的样子。他们问我：“你是马利军老师吗？”我很是惊诧，我啥时候成老师了？但他们叫我的名字是对的，于是就请他们坐了。他们便各自报了姓名，又提起了多年前那个寒假、那个小镇中学的补习班，我才恍然大悟。
那是1989年，我没能考上大学，没能从事我向往已久的地理学专业，没能成为一名军人，总之我遭遇了许多我无法承受的事。然后我便在省城济南像乞丐一样四处打工，游荡，曾因为煤气中毒在医院昏迷不醒，也曾醉横倒在青海西宁城郊，一个好心的牧民之家把冻昏的我救活……总之，我庆幸，我还活着。也就是那一年，我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一句是：“从零公里的荒原出发，我和我的影子踩着太阳，去追寻天堂。”
那年冬天，我两手空空身心俱疲回到了小镇。百无聊赖的我碰到了高中同学三子。他在小镇中学当英语教师，他对我诉苦说他手下的学生都是英语盲，没有一个人能教得出来。我就对他说，这些日子我也没事儿，干脆给你们学校的学生办个英语补习班吧，你跟校长商量商量。没想到三子办事儿挺神速，五天后，我就成了全校68名初二学生的寒假补习教师。
真的站到了讲台上，面对着一双双单纯又清澈的眼睛，突然感到了莫名的紧张。这时我才知道，我应该对这些孩子们负责。不几天，我开始发现这些学生最需要的不是课本知识，而是荒原孩子们最缺乏的自信、是走出荒原小镇闯荡外面世界的气魄和勇敢。为此，我不再一本正经地给他们讲课。我开始和他们一起做梦，尝试着并且努力用我的所能给他们灌输自信与执着。为了强化他们的意志，我带着他们在零下十度的雪地里进行越野跑，给他们讲清代黄河口四名进士是怎样成功的，讲《大众日报》创始人之一的李竹如在黄河口荒原上成长的经历……最后一天，我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只要肯努力，肯定能考上大学，肯定会成功，天堂就在你们心中。”
学生们瞪大了眼睛，我也瞪大了眼睛。当越来越多的学生自信自己能够学好课本、会成功的时候，我发现我是爱他们的。短短21天的补习班结束的时候，我甚至想过我是不是应该收他们每人3块钱的补习费，因为我给他们讲的课本知识真的很少，但有一点我还是问心无愧，我肯定我传给了他们自信和骄傲，这应该是荒原小镇的孩子们最需要的。临分别的那天，镇上没有照相的地方，我们也未能留下一张“师生合影”。我拿出了一大张白纸，68名学生很认真地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那所中学，几度辗转，我最后在油田的地质勘探队找到了一份离自己性情最近的工作。
因为那个补习班，才有十年后这群陌生青年的来访，他们都是补习班上的学生。一位女孩子告诉我，她已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了。她还说，他们那一届学生是小镇中学升学率最高的一届，68名学生中，共出了6名大学生，13名中专生。这个数字对某些城里的学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我老家那小镇的中学，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伙年轻人已经约好了，说晚上要在小镇上最好的“宋家饭店”请我。我愉快地答应了，我惊奇：一事无成的我竟也做了一件大好事。
那天我们玩得很是尽兴。我们越发相信：天堂真的在我们心中。
聪明人宁愿看到人们需要他而不是感谢他。
我的心在骄傲地翱翔——赵小勇
在我14岁的时候，我被送往柴郡学院去读书。那是一所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是专门为家庭有问题的男孩子设立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酗酒的母亲，她的狂纵拆散了我们的家庭。父母离异后，母亲一直是由我来照管，直到我在八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功课都不及格为止。最后，我的父亲和一位中学校长决定把我送进一所擅长体育而训练严格的寄宿学校(对于我酗酒的母亲也是一个理想的距离)，他们认为也许这所学校能给我提供一个从高中毕业的机会。
在柴郡我的新生一年级的入学典礼上，最后一位讲话的是纪检总长——弗雷德·奥利尔，他过去在耶鲁大学时曾是一名泛美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长着双重下颚和粗壮的脖子，看起来就如同耶鲁吉祥物：“叭儿狗”。当他移动他那庞大的身躯向前对着话筒讲话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绝对地静了下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高年级学生悄声地对我说：“孩子，千万别让这个人看见你，不论是过马路还是在干别的，总之别让这个人知道你的存在。”
奥利尔先生那天夜里在学校大会上的讲话很简短，主要内容是：“不许！我再重复一遍，不许走出校园，不许吸烟，不许酗酒，不许同镇上的女孩子接触。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些规定，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另外，我个人还要踢你这头蠢驴！”正当我以为他已经结束了讲话的时候，他又以一种缓慢而低沉的语调讲：“如果你们有人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办公室的门随时都向你敞开着的。”这句话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随着学校里生活岁月的流逝，我母亲的酗酒也开始变得更加严重。她几乎不分昼夜地打电话到我的宿舍，用含糊不清的语句请求我退学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发誓她一定停止酗酒，而且我们可以到佛罗里达去旅游，诸如此类。我爱她，对我来说，拒绝她是很痛苦，她的每一个电话都搅得我心上下翻腾，我感到自己犯了罪，非常羞愧。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乱不安。
一天下午，在一年级的英语课堂上，我正在思考着前一天夜里母亲来过的电话，我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我感觉得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此，我问课堂上的老师是否可以原谅，让我离开一会儿。
“出去干什么去？”老师问。
“去见奥利尔先生。”我回答。我的同班同学都愣住了，吃惊地看着我。
“彼得，你做错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帮你。”老师暗示我。
“不！我想现在就到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里去。”我说。当我离开课堂时，脑海里只有那句话：“我的门是敞开着的。”
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是在主体大厅的巨大门廊外，他办公室的门上装有一扇大玻璃，站在外面的人能够看到里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就把他们推进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门，放下窗帘。你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里面怒吼：“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你躲在消防站后面同另一个家伙以及镇上咖啡屋的女孩子吸烟了！”那个不幸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无论何时，他办公室的门外总会有一排人，学校里的男孩犯了各种各样的事儿，正夹着尾巴坐在那里。当我在队列中排好时，另一个男孩问我犯了什么错。
“什么错也没犯。”我说。
“你疯了吗？快离开这儿，现在！”他们向我喊到。但我想不出我还能去哪儿。
最后，轮到该我进去了。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这样，我就可以直视到了那严厉的双重下颚。我有些颤抖，感到自己很蠢。但我又疯狂地感到什么事或什么人已经把我推到了这个人——校园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的面前。我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吼叫着。
“在开学典礼上您说过如果有人有困难，您的门是敞开着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进来吧。”他说，同时向我指了指一把绿色的大扶手椅示意让我坐下，然后放下了门上的帘子，走到桌子后面，注视着我。
我抬起头来，开始讲述，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淌。“我的母亲是一个嗜酒者，她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她想让我停学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很惊恐，很害怕。请不要以为我疯了或者是个白痴。”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禁不住开始痛哭了起来。我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没听见这位高大的从前的运动员已静静地从他那张桌子后面走了出来。他转过桌子，站在了这个坐在绿色大椅子里哭泣的小男孩的旁边。
一个被上帝遗弃了的孩子处在黑暗、寒冷的角落。
接着，它发生了——由上帝通过人而创造出的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发生了。奥利尔先生的宽大的手掌轻轻地抚摩着我的肩膀，他的拇指停在了我的脖颈上。
我听到这个令人害怕的严厉的巨人温和地讲：“孩子，我理解你现在的感触。你瞧，我也是个嗜酒者。我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你和你的母亲，我将让我的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朋友今天就同她取得联系。”
刹那间，我感到片刻的清澈与宁静。我知道事情正在好转，而且我再也不用害怕了。当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遇上了上帝、基督和摩西，真诚、希望和爱对于我第一次变得真实了起来。校园里最令人恐惧的人变成了我秘密的朋友。我总是忠实地到他那里去报到，一周一次。午餐时，每次当我从他的桌旁经过，他总是朝我快速地瞟一眼并友好地眨几个眼睛。这个在校园里因严厉而让人恐惧的人竟然如此温和地、爱抚般地关照我，我的心在骄傲地翱翔。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他总会在那里。弗雷德·奥利尔是一个假名，为了保护其真人的隐私，名字被更换了。
简洁而执着的人常有充实的人生。
应该怎样去生活——杨永莲
路旁有两棵桃树，一棵在篱笆内，一棵在篱笆外。篱笆内的受到保护，枝繁叶茂，篱笆外的常被人攀折，疏枝横斜。春天，它们都开粉红色的花，秋天都结黄红色的果，不同的是，外面的年年硕果累累，里面的总是稀疏的几枚。
我天天走这条路，对这种现象不免困惑。直到有一年去一处果园参观，才知道果实的多寡与枝的疏密有关。枝疏者果众，技密者果少。
大自然的许多奥妙与人生的某些现像有相似之处。我们有两位朋友，都是搞绘画的，一个在社会上流浪写生，一个在国画院做专职画家。流浪写生的，从城市到乡村，从山野到海滨，新疆、西藏、云南一路画去，食取果腹，衣取避寒，没有学术会议，没有国内国外的参展。心无旁骛，专心作画。做专职画家的人有17个头衔，理事、会长、评委、顾问、指导老师，应有尽有。每年的工作也丰富多彩，作画、开会、剪彩、辅导、义卖、参展、评奖，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