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似乎很希望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太简单了。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分外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
“我听好多人说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细弱。
这女孩儿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一切。而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可以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只好默默无语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画像。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没有教养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大叫：“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塞。”女孩儿和我说，“我起先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是不是害羞？”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他问我要找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匀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又带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玛丽亚，坐得时间不短了。”
玛丽亚，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谐，听起来都刺耳。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挺憋气。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我觉得其中心有奇异之处。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苍白有些透明，他在屋角坐着而带笑容向四周环视，嘴唇微微微翕动，像是祈求：“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终日像只兔子似的担心吊胆，总是提心有什么大祸突临。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残疾了的安德烈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什硬得结成痂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着，在房间里横着膀子晃来晃去。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杂铺给他帮忙，是个又懒又馋又笨拙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范学校上学，平时住宿，只有节假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总是光光亮，那样子倒像个衙门里的旧官吏。得病的妹妹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要是下来我就不自在，感觉浑身被什么束缚住一样难受。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和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脸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的一吸一合。
要说捷里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这群人时时刻刻为国家为人民忧虑，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约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等，他们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慷慨激昂的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辨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经常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然后手指头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让地争辩，各自说着自己的见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当然，我很清楚大学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心中不禁狂喜，仿佛即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响的木式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在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己的向别人炫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名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他粗鲁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点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问，他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唠唠叨叨足足一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习了。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在咯血，嗓子里呼噜呼噜地说：“矛盾不统一，就没法活了。”
再后来，他死在上学去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殉职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心中敬意就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大约有二十个人，他们之中也不乏神学院学院学生，有一个叫佐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还有一个大个子有时也来，他很独特，宽阔的胸膛，密实的络腮胡，鞑靼式光头，身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爱坐在角落里，吸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家。看的出来，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怎么稿的，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害怕。在人人争辩的大房间里，唯独他保持沉默，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毫不掩饰大胆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他们争论的很热烈，我越快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胡子在想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这里除了安德烈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十年，刚刚同来没多外。了解他的欲望更加浓烈了，但这还不能使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谈话。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奴役着，我渴望探知一切未知，正是这个坏习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研究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奇怪自己的想法怎么和他们的那样不同呢？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始发地，我怎么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西布、葛利高里。我说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贵，并且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可我认为真正的美好思想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爱、自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爱精神是我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散发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示。我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强烈的爱，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听安德烈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帮助这些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做弥撒似的，在这些人群中转来转去，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慧机智而欣喜。他时常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您听，多么好呵？”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里柯夫就惊讶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说：“瞎捣乱。”
安德烈和我一样欣赏这些大学生，可是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对待奴仆或酒店的小二儿似的随便吆喝，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客人们逐渐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在地上睡。夜里在神像前那盏灯的照耀下，我们畅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欢悦告诉我：“以后能发展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世界会翻个过的。”
安德烈长我十来岁，看的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发姑娘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和她说话的语气很冷漠，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其后。当只剩下他俩儿在一起时，他就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露出乞求谅解的笑容，一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丽亚常常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为认真，神情严肃，脸紧绷着，大眼睛瞪着，当听到辩论高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总有一个红发医学大学生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有意思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面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我和他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安德烈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作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非非了。等嫖宿回来，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的蹂躏妓女。谈到妓女，他们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性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无情的讥讽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