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快乐是一种幸运，痛苦也是一种幸运，伤害过我们的人何尝不是我们生活中的福星。如果我们能把受到伤害时的烦闷的心情变成积极向上的情绪，我们不去埋怨和怪罪，相反，去感恩和感谢，那么我们就拥有了生活的智慧。下面的例子，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说明。
20世纪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曹禺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戏剧大家。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应邀来曹禺家做客，午饭前的休息时间，曹禺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中间取出一个装帧极为讲究的小册子，上面装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信的内容念给阿瑟·米勒听，神情庄重而语气激动。信中这样写的：“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人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事后，阿瑟·米勒撰文描述了他的迷茫：“这封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但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信的时候却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并且又一脸虔诚地念给我听，他是怎么想的。”
阿瑟·米勒的茫然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把别人羞辱自己的信件裱在专册里，这样的行为太过罕见，无法让人理解和接受。然而，曹老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他拥有无上的品格——感恩，才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们不妨换一种想法：心怀感恩，才会对别人的羞辱泰然处之；心怀感恩，才会把人家的批评作为赏赐，作为自己进步的阶梯。
在现实生活中，要我们记着去感谢那些直接给予我们关心、帮助与掌声的人，这是我们很容易做到的，然而要我们去感谢伤害、欺骗我们的人，我们却很难做到。但是实际上，打击与伤害我们的人，与关心和帮助我们的人一样应该受到我们的感谢。前者就像严冬，考验我们的意志，消除我们的骄气，扭转我们膨胀的恶习，让我们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行为，采取更科学的方式生活。前者与后者，就像我们人生路上左右设置的沟谷，他们共同组成人生夹道的轮廓，是我们成长之路上缺一不可的左右护佑神。
你能说我们只需要感谢慈母，不需要感谢严父吗？你能说我们只要温暖的春天，而不需要寒冷的冬日吗？你能说我们只需要成功不需要一点挫折吗？应该说，所有理智、较为成熟的人，都会有一个明智的回答。
当然，要感谢伤害和批评过我们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需要有一定的胸怀和气度，需要我们有全面辨证的眼光。
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与肯定了我们不喜欢的人与伤害我们的人是多么重要，一旦认识到他们对于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积累是多么的必不可少，那么，我们怀抱感激的心态就很容易了，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了。
20世纪60年代，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登出郭沫若的白话诗之后，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科学院的电子研究所从事语言声学工作的陈明远，给郭老写了一封信，措词尖锐严厉：“读完那些连篇累牍的分行散文，人们能记住的只有三个字，就是您这位大诗人的名字。编辑同志大概对您的诗名感到敬畏，所不不敢不全文登载，但是广大读者却对您的诗名寄托厚望，所以不能不表示惋惜，甚至因失望而导致嘲笑挖苦……”
郭沫若约见了陈明远，笑着问他：“假若你当诗歌编辑，我的诗稿落到你手里，你怎么处置？”
陈明远认真地想了一会，回答说：“对于您的来稿，我准备分三类处理。第一类，像《罪恶的金字塔》和《骆驼》这样的好诗，还有少数合格的，予以发表。第二类，有可取之处但尚须推敲斟酌的，提出具体意见退还于您，等改好了再用。第三类，诗味索然的，不要分行，当作散文、杂文对待。或者，干脆扔到纸篓里。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爱护您的诗句，也才对得起广大诗歌爱好者啊！”郭沫若听完哈哈大笑，连声说：“好！我要碰到你这样的编辑同志就好办了，真是求之不得哩！”
作为文化名人，曹禺、郭沫若对待他人的伤害与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感恩态度是一种智慧和胸襟。其实，感恩也是一种处世哲学，它是生活中的一大智慧，它要我们怀着感恩之心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更稳更自信地走下去。
快乐是一种幸运，痛苦也是一种幸运，有了痛苦才让我们更加懂得快乐的内涵，才会更加珍惜所拥有快乐时光。成功让我们欣慰，失败也同样让我们感到慰藉，因为它擦亮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变得更加刚强坚毅。就如同我们应该感谢失败一样，我们也应该感恩于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像是一面照亮自己的镜子一样，照亮了我们人生前进的道路。
品悟人生
要感谢伤害和批评过我们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它需要有一定的胸怀和气度，需要我们有全面辨证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