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流动的省区经济效应分析
（一）地区内资本的形成推动经济增长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中，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都不会形成约束条件，在贫困的国家或地区，最转折点是“起飞”阶段。而这一阶段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资本投入率的大幅提高。哈罗德—多马模型分析认为，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本形成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资本和资本流动形成是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大多数贫困国家和地区，资本还是非常稀缺，仍旧是制约本地经济发展的“瓶颈”性生产要素。
（二）大规模资本流动促进地区内福利水平增长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某一生产函数不变的前提下，在区域内某种生产要素越稀缺，该要素价格就越高，反之则该要素价格就越低。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具有要素价格。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采取倾斜扶持政策，使得东部省区获得了充裕的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性要素，而这些要素在西部省区则较为稀缺，故而产生资本要素在东部省区价格低，西部省区价格偏高的局面。在此情况下资本要素在我国东、西部省区会自发产生转移，并最终使其在东、西部省区的价格趋于一致。在资本要素向中西部省区转移过程中，该要素在东部省区供给减少，供给价格上升，进而可获得收益。而西部省区该要素的供给增加，购买该要素的成本价格下降，支出减少。因此，东、西部省区分别可获取净收益，即通过资本要素在东、西部省区间的流动，两地都增加了收益，增进了省区间的福利水平。
（三）资本流动有助于减少省区间经济差异
新古典理论假设自由竞争的存在和生产要素能够充分流动，认为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会自动调节并且达到均衡状态，从而使各个地区资本的边际效率相等，并最终使省区间的经济差异消除。我国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资本在我国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会引发两地间经济差距扩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外溢效应的扩散，资本会出现由东部向中、西部回流的现象，进而两地间经济差距会有所缓和。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给予东部地区较大的政策倾斜，而且东部地区本身的技术、人才优势较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该地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的边际产出增加，资本在该地区的投入能够取得相对较高的回报率，大量的中、西部地区资本出现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加大；随改革深入开展，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引起资本边际产出下降，资本存量减少，同时，国家采取西部开发战略，将政策支持逐渐引向西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的技术、信息产生外溢效应，使中、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水平也相应增长，资本回流现象出现，此时，相比较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边际产出上升，人民生活获得改善，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异减小。
综上所述，资本流动实质上是生产要素在某些经济变量发生变化时的再配置过程，通过资本在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的再流动配置，不仅能为两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增进地区福利，推动各个地区经济增长，而且也能够有效缩小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
二、我国地区间资本流动特点
从银行信贷流动渠道来看，由于中央再贷款政策向中西部倾斜，资本总体上由东部地省区向中、西部省区流动，但由于受高收益利润率的驱动，随即资本又出现由收益率低的中、西部地区反向流回收益率高的东部地区的现象；从固定资产投入角度看，东部地区依靠国家投资倾斜以及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支持，并且与当地丰富的技术、人才优势结合，资金回报率高，使得本地区投资增长较快；从外资的引进情况以及资本市场配置的角度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吸引、利用外资的水平和企业利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直接融资的能力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大量的民间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内部的调节配置趋向于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很明显，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本的生成能力和积累能力较弱，我国地区间资本总体上呈现由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
在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中，我国资本由东部流向中、西部的流动再配置能为两地区带来经济收益，增进福利水平，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能缩小东、西部经济水平的差异。但通过对我国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实证分析，却得到我国目前资本呈现的却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整体趋势。
当前，我国地区间资本流动、形成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类似于“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循环关系，“资本形成的循环关系”，即资本在我国不同地区间收益率的差异，造成了我国省区间资本流动分配格局的差异，而这种省区间资本分配与积累能力的差别，又会影响到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而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资本收益率在我国不同省区间的差别。具体来讲，东部省区社会资金流量大，资本形成能力强，在巨额资金支撑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这又为聚集更多资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而在中、西部地区，与低资本形成相伴的低投资水平使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偏慢，产出水平相对衰减，资本积累形成更加不足，从而陷入低水平恶性循环，即“资本匮乏的恶性循环”。
三、推动资金空间流动，促进经济增长
（一）加速资本流动，提高资本收益率和资本利用效率
中、西部省区经济的开发绝不等同于简单的资本注入，必须重视当地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在现有条件下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加速资本产出过程，盘活资产，提高当地资本的利用效率和收益率，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西部省区来讲，在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利用率有效的办法是加速资本流动，即加速资本产出过程，也就是说加速资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生产环节，提高资本周转的次数，这是利用固有资金缓解资金紧缺的重要途径。
（二）加大政府投入，推行适当的地区优惠政策
适当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与解决“贫困恶性循环论”的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类似，要解决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匮乏的恶性循环”，国家就必须大幅的增加这些地区的投入力度，推动当地经济跳出这一恶性循环。因此，应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该地区的转移支付的投入力度，发挥财政资本的公共服务功能，支持地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当地财政政策上的投入优惠。实施税收返还、专项补贴、公共投资倾斜等有差别的金融政策，也可考虑实行不同于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还可以建议中央政府提供新的融资制度的安排，如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三）培育欠发达省区资本市场
完善资本市场的运作要跳出恶性循环，必须重视资本市场的培育和规范发展。当前，不少学者纷纷提出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我国第三个证券交易所，这样直接有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融资活动的开展，改善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引导金融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资本市场上的收购兼并、股权转让、资产置换、股权投资、二级市场购并等行为，进行资产重组，盘活了中、西部国有企业资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加速资本流动。
（四）改善欠发达省区整体投资环境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单纯追求资金的积累或者强行推进资本的转移并不能带来长期的效率改善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要在加快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企业及市场的交易费用，优化外来资本的投资运行环境。同时，还应重视政府信用，提高政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营造一个优良的资本投资、运营环境。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既与资金不足有关，也与缺乏良好的经济发展机制有关。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投资效率的差异，关键在于这些地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长期得不到政策的眷顾、地区消费水平低下、消费结构断裂、地区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等等。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会被扭曲的经济运行机制部分甚至全部抵消，而且这种经济运行机制具有惯性特征，其影响不可能立即消除。因此，实现资本流向的转变还需要一个现实的长期过程。
人口是影响省际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人口从消费与生产两个方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省际经济差异的变化。本章重点分析人口数量增长、人口素质、脑力劳动力、就业和人口迁移对省际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
与以资本投入为主要增长源泉的传统增长方式不同，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知识为主要投入增长源的。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其他生产要素的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兴起，资源开发的重心已由物质资源的开发转向人才资源的开发，人才成为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人才的培养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中的先导作用日益突出。人力资本投入者日益成为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和收益的直接创造者。从以物质资本为中心的“物质资本统治人力资本”规则转向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人力资本统治物质资本”的规则。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大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合理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