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与新罗有关的地名只是新罗僧人到过的部分地区。更多的僧侣在唐朝修行时没有留下记载，他们求法的脚印被历史的沙尘逐渐湮没，至今我们已无法知晓。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僧人在唐朝多少懂一些汉语，但他们更多的是讲本国语言。赤山法华院的僧人讲经多用新罗语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此外，从唐代有关“左右台御史”的一个有趣典故上，也映射出三韩僧人在唐朝巡礼求法的过程中所持有的汉语水平：
唐孝和朝（按：孝和乃指唐中宗），左右台御史有迁南省仍内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台讥之为“五墨三仍”。左台呼右台为高丽僧，言随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自右台授左台，号为出蕃；自左台授右台，号为没蕃。每相遇，必相嘲谑不已也。
上述典故由于唐朝官员的相互嘲谑而产生，甚至“高丽僧”作为贬义的称呼还成为唐朝官员的广泛共识，但有一点值得考虑，即无论古今中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嬉笑等话语往往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点。
笔者认为，新罗僧人在唐朝境内说本国语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新罗人的汉语水平不高。许多中外学者往往拿赤山法华院的新罗僧人在多数时候讲新罗语这个事实来证明新罗僧人是如何坚定地保持本国语言风俗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主观推定，尤其是被部分国外学者作为大谈民族主义的招牌。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即这些新罗僧人来到唐朝的时候，他们具备的汉语水平如何？难道他们在入唐之时的汉语水平很高吗？当然不是。
唐代尽管汉字在三韩、日本以及安南等汉文化圈内通用，但各国所使用的主要仍是本国语。文字与语言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我们应注意以下现象：在圆仁的行记中，经常提及“新罗译语”这个职业。他们为什么担任译语？他们为谁翻译语言呢？显然，他们在唐朝境内生活、工作，和新罗坊的人打交道，接触的多数是新罗人和唐人，他们只能为唐人和入唐的新罗人担任翻译。有些可能还会日本语，顺便也给像圆仁这样的入唐日本人做翻译。还要说一句，圆仁是一位学问高深的日本僧人，他的汉语讲得好，往往使不少人认为所有入唐的甚至是未入唐的三韩人、日本人的汉语也很流利，这真是一种误解。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他外来文化即使再有冲击力，也较难超越本民族文化。在斯大林所归纳的民族的四个特征中，共同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就占据其二，上述现象与之不矛盾。
关于新罗人汉语水平的情况，在新罗质子身上也有体现。新罗的入唐质子中，往往有人担任出使本国的唐朝副使，以这种方式衣锦还乡。这些新罗质子作为副使的一个作用就是“转通圣旨，下告国中”，即传达唐朝皇帝的旨意，使新罗国君更好地了解唐朝统治者的意图。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翻译、解释功能啊。有关新罗质子的这种作用，已在本书的“新罗对唐纳质宿卫”部分中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通过唐朝御史台官员的相互嘲谑之语，我们可以推断出，入唐的高丽僧人的确存在着“随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被唐人认为是滥竽充数、浑水摸鱼、捞取好处的南郭先生所为而被取笑。但正是因为这些人生活在汉语社会中，才不知不觉地忽视了包括高丽僧人在内的外国僧人的一个困境：一种外族语言，尤其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外族语言（如佛经唱颂）需要有一个逐渐学习、掌握的时间过程，而在此过程中，这些来自不同语言国家的人在生活、工作等方面也需要投入较多精力，精力分散导致他们在生活、工作中出现跟不上节奏的尴尬，这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这种因语言交流不畅而导致的尴尬状况在入唐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人包括僧人中应当同样存在。如果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从唐朝出使外国的使者的外语水平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也许会对此情况更加明了一些。唐朝使者出使新罗的时候常常带上作为副使的新罗宿卫质子，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做翻译。在今天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学习掌握一门外语有许多高科技条件和途径，尚且不能在短时期内办到，更何况在条件简陋的古代呢？
所以，笔者认为，在唐的高丽僧“随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这一现象，断不是高丽僧有意滥竽充数来捞取好处。恰恰相反，这些僧人有对佛教诚挚的向往之心，在语言关还没有通过的情况下，他们毅然来到唐朝求学，它反映了这些外来僧人的赤诚佛心。对于赤山法华院大多以新罗语讲经的现象，也应当考虑到他们这些僧人的汉语水平一般这个因素。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推而广之来看唐代与其他外族、外国的人员交流，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可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原貌，总结出的规律才可以作为世人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