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的三韩人事迹考
一、高性文家族的事迹考
高性文、高慈（智捷）、高崇德为祖孙三代。有关此高氏家族的事迹未见史载，《大周故壮武将军行左豹韬卫郎将赠左玉钤卫将军高公（慈）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高慈墓志》）透露了他们的事迹。
据《高慈墓志》载，此高丽家族为高丽世袭贵族，而其姓氏乃因其先祖护国有功而赐姓。今录其有关志文如下：
先祖随朱蒙王平海东诸夷，建高丽国，已后代为公侯宰相。至后汉末，高丽与燕墓[慕]容战，大败，国几将灭。廿代祖密当提戈独入，斩首尤多，因破燕军，重存本国。赐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食邑三千户，仍赐金文铁卷曰：“宜令高密子孙，代代封侯。”……自高丽初立，至国破以来，七百八年，卅余代，代为公侯，将相不绝。
据志，高慈之曾祖式“本蕃任二品莫离支，独知国政，位极枢要”，祖量“任三品栅城都督位头大兄兼大相”，其父性文“本蕃任三品位头大兄兼将军”。按：莫离支，相当于中国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唐代的兵部尚书“掌天下武官选授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负责“中外百官之事”；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从权力范围来看，莫离支集高丽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从品级上说，唐代兵部侍郎（唐太宗之后的尚书令为虚位）是正三品职事官，中书令是正二品职事官，而高性文的曾祖所担任的莫离支是高丽的二品。史书所说之莫离支和《高慈墓志》所说的二品莫离支有一致的地方。但从莫离支之职的设立时间来看，前文已经得出是泉盖苏文篡权时自立的官职；在泉盖苏文之前，正史中都没有莫离支情况的任何信息。而高慈墓志铭认为在其曾祖之时就已经有莫离支之称呼，这和史载不相符。据记载，在高丽，本来总掌国政的是大对卢，相当于一品，相当于正二品的官职是太大兄。高性文去世距离高丽国灭才三十几年，撰志人不可能不了解莫离支是因泉盖苏文而起的。
所以，上述高慈墓志铭中有关其曾祖二品莫离支的记录应当是谀墓文，是为死者溢美之词。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其家族的辉煌历史。唐人的墓志文中经常提及撰志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担心“山谷为陵”、“沧海桑田”的情况出现时，无人知晓他们这些长眠于此地的人的丰功伟业，故撰志以示不朽。当然，顺便渲染一下其家族业绩也就在所难免了。
高性文归唐与立功升迁情况，墓志有载。高性文之时，正值高丽泉男生兄弟爆发权力之争，泉男建排斥泉男生而专权，泉男生引唐军合讨泉男建。高性文在此情况下投降唐朝。志载高性文“预见高丽之必亡，遂率兄弟归款圣朝，奉总章二年（669）四月六日制，授明威将军行右威卫翊府左郎将”。由此可知，高性文与其兄弟降唐的时间，应是总章元年（668）唐灭高丽前后的时间段内。
据《高慈墓志》，总章二年（669）十一月，朝廷下制授高性文云麾将军（从三品武散官）行左威卫翊府中郎将（正四品下武职事官）。（此制未见于日本史学家池田温所编著的《唐代诏敕目录》。）可能是灭高丽之后，唐朝对降附的高丽将领按军功或原官职高低进行封赏的结果。永隆二年（681）四月，高性文除左威卫将军（从三品武职事官）。高丽人入唐之后，许多将领被派往西部或北部边疆戍守征战。是年三月，右武卫将军曹怀顺率军征讨入寇的突厥阿史那伏念，行军途中招降薛延陀部落并与阿史那伏念大战。高性文此次除官或与此有关。光宅元年（684）十一月，困扰武则天的徐敬业叛乱平定。是月，高性文被封柳城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则有可能是因高性文参与平定叛乱而立功受奖。后高性文“累奉恩制”，加授柳城郡开国公（正二品爵），食邑两千户。地位升至国公，说明其功勋卓著，达到仕途的顶峰。如其墓志所言：“桓子之狄臣千室，比此为轻；武安之拔郢三都，方兹岂重。”
高慈随父归唐时，年仅四五岁。志称其“少以父勋，回授上柱国（正二品勋官），又授右武卫长上（从九品下武职事官）”，其散职历任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宁远将军（正五品下）、定远将军（正五品上），可知高氏父子同在唐朝军队供职，他们的官衔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升高。高慈墓志铭对高性文父子在讨击契丹反叛上记录详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高慈“奉敕差□充泸河道讨击大使”。泸河，隋时属营州辖内，唐初归幽都管辖。据史载，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武则天遣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等二十八将军讨之。由是知高慈必为二十八将之一，此可补史阙。志载高慈“奉敕从行，缘破契丹功，授壮武将军（正四品下武散官）行左豹韬卫翊府郎将（正五品上武职事官）”，因此“忝迹中权，立功外域”。但契丹败而复来，且昼夜攻逼，形势非常严峻。此时，高性文已官至左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武职事官。左右金吾卫之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幽州都督（从二品职事官），高慈之任泸河道讨击大使当是朝廷欲以其父子合力讨击契丹反叛力量；另外，在幽州及附近地区，高丽人聚居较多。高性文与高慈领军与契丹奋战，可以鼓动、号召当地的高丽民众力量抗击契丹，也表明朝廷对其父子所寄予的信任与厚望。由于“地孤楦阔，根尽矢殚”，高性文、高慈父子战败被俘。由此也可见当时战斗的残酷与激烈。二人被俘后，“不屈于贼庭”，“视死犹生，志气弥励”，表现了忠于武周政权、捍卫国家统一的决心和气节。诱降不成的契丹反叛势力遂于万岁通天二年（697）五月二十日将高性文父子杀害于磨米城南。高慈时年三十三岁。
高氏父子竭诚尽忠于武周、宁死不屈于契丹反叛力量的壮举被奏至朝廷，武则天大为感动，特下此褒扬。志载：
故左金吾卫大将军、幽州都督高性文男智捷，随父临戎，殒身赴难。忠孝兼极，至性高于二连；义勇俱申，遗烈存于九死。永言丧没，震悼良深，宜加褒赠，式慰息壤，可左玉钤卫将军……高性文父子忠鲠身亡，令编入史。
圣历三年（700）腊月十七日，武周为高氏父子举行隆重的丧礼，安葬于洛州合宫县平乐乡之原。这也表明，高性文入唐后，在洛州合宫县平乐乡定居，所以死后归葬于洛州。这些信息为我们研究高丽人在唐朝的分布情况提供了线索。关于高慈的后代情况，志载有一子名高崇德，“年登小学，才类大成”，奉制袭父左豹韬卫翊府郎将之职，其他情况不详。
二、高玄事迹考
在抗击东北部契丹叛乱的战斗中，有高丽人高性文父子殉职；在北部抗击突厥侵扰的疆场，同样有高丽人奋战的身影，高玄就是其中之一。高玄，字贵王，其事迹史籍阙载，今据其墓志《周故冠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高府君（玄）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高玄墓志》）考述其事迹。
关于高玄及乃祖入仕唐朝的原因及时间。《高玄墓志》云：
君讳玄，字贵王，辽东三韩人也。昔唐家驭历……而东夷不宾……公志怀雅略，有先见之明，弃彼遗氓，从泉男生而仰化；慕斯圣教，自东徙而来王。因而家贯西京，编名赤县。
辽东三韩，在此指的是高丽。东夷不宾，代指唐朝征讨高丽的战争。可以推知，高玄本为泉男生部下。在泉男生执掌高丽实权后，为安抚国内而出巡，有关背景已见前述，不复赘述。从志文可知，高玄当时随从泉男生出巡，泉男生与泉男建、泉男产兄弟内讧交战后，泉男生投奔唐朝，高玄也随之降唐。克平高丽之后，高玄定居长安。
志载高玄曾祖高宝，“任本州岛岛都督；祖方，任平壤城刺史；父廉，唐朝赠泉州司马，并三韩贵族，积代簪缨”。高丽平定之后，唐朝把高丽六十九万余户和百七十六城分成五部、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任命立功的高丽酋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高宝任本州岛岛都督，高方任刺史，可能都是因为在唐朝和高丽的战争中受到唐朝的嘉奖而获得封官。他们“积代簪缨”，即世代为贵族、酋领。而志文载录高玄之父高廉获赠官泉州司马，却没有记载他生前曾任何官职，当因他没有官职抑或官职很低，不值得大书特书，故其赠官极可能是因其父祖或其子有功回授而致。
在唐征高丽战役中，高玄功劳卓著。作为泉男生的拥护者，高玄在对泉男建军队作战时勇往直前，志载在大破平壤时，高玄“最以先锋，因之立功，授宜城府左果毅都尉总管”。宜城府隶属于襄州襄阳郡，为上府，上府果毅都尉为从五品下武职事官。据《高玄墓志》所载高玄的卒年及卒龄推断，唐征讨高丽时，高玄约二十四五岁。因为智勇双全，表现出色，高玄还受到天子褒奖，“蒙受云麾将军（从三品武散官）本官如故”。高玄“一从征讨，十载方还”。此语表明，高玄入唐之后，尽管定居西京长安，但常年在外戍守、征讨，大约过了十年这样的生活，他才得以调回长安。垂拱二年（686）二月，高玄奉敕充任神武军统领。神武军，在代州雁门郡北部，又称大武军、大同军，调露二年（680）改称神武军。雁门临近突厥，是唐朝北方的军事要地，神武军是为防突厥而设。隋朝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巡幸，就是在雁门被突厥骑兵围困。高玄是年担任神武军统领之事不见于史载，此可补史阙。在高玄被任命为神武军总管之前的时间内，突厥仍然连连侵扰武周。对高玄的任命说明其军事才能是得到武则天肯定的。垂拱三年四月，高玄因“大破贼徒”而授右玉钤卫中郎将（正四品下武职事官），查验史书，没有该时段的出兵记载，故“大破贼徒”可能是平定国内的骚乱事件。
永昌元年（689），高玄“奉敕差令诸州简高丽兵士，其年七月，又奉赦简洛州兵士，便充新平道（属雍州）左三军总管征行”。唐高宗灭高丽后，曾迁徙高丽遗民“于河南、陇右诸州”，则高玄即可能以其高丽旧民身份到这些州去招高丽兵。史载永昌元年（689）“九月，壬子，以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讨突厥骨笃禄”。《新唐书》载：“默啜犯塞，（薛怀义）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总管，提十八将军兵击胡。”据志，高玄此时为新平道左三军总管，可知高玄为薛怀义部下。其征简高丽兵士、洛州兵士，目的是用以征讨突厥。关于此次征讨的结果，史书、志文都没有说明。不过，据天授元年（690）薛怀义被封为右卫大将军、鄂国公、高玄授左豹韬卫行中郎将推测，征讨当取得了较理想的战绩，因而将领们得到提升。
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六日，高玄病终于洛阳合宫之私第，年仅四十六岁。“大唐骁将、隆周壮臣、战必忘躯”的高玄结束了其戎马倥偬的一生。天授三年（692）迁厝于洛阳北邙之原。
从上文可见，高玄不仅在长安安家，而且在东都洛阳也有私第，死后葬地选择在洛阳，说明其对洛阳的重视程度较对长安为重。自后汉建武十一年城阳王刘祉葬于北邙山后，王侯公卿多选墓地于此，唐代诗人称之曰“何况北邙山，只近市朝路”。传说北邙为风水宝地，故民间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之说，以致“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天涯悠悠葬日促，冈坂崎岖不停毂”，“春风草绿北邙山，此地年年生死别”，成为我国最为集中浩大的墓葬区。尽管北邙一直被古人视为死后的最佳安身之所，但是高玄死后在此安葬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或许当时的社会背景，特别是政治环境——武则天定都洛阳，可以作为考虑的切入点。
武则天称制后，于光宅元年（684）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十月住在长安外，都居住在洛阳。对国家来说，这是意味着政治中心转移的大事。京城迁移了，朝廷大臣们不可避免地要跟随帝王，在洛阳置办房产安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从许多出土墓志的记载上可以看到唐、武周的官员常常是埋葬在洛阳附近。
从上述入唐高丽人的埋葬地来看，泉氏家族、高性文父子等都葬于洛阳北邙山，政治原因可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之所以迁都洛阳，有人认为武则天曾经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综上所述，武则天迁都洛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位置因素而作出的选择，绝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享乐的私欲。笔者更进一步认为，即使武则天定居洛阳主要是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以及为了享乐，也无可厚非。在“朕即国家”的时代，女皇和其他朝代的帝王一样，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实际上，武则天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诸如大行酷吏政策，没有人可以阻挡住她。这是专制制度赋予她的权力，今人不宜用现世的标准来评价古人。后人要指责、反思的应是专制制度，而不应是武则天。更何况，武则天迁都洛阳有其积极意义，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在这样的局势下，朝廷大臣们又怎能不把洛阳作为他们的居住地和埋葬地的首选呢？
三、高足酉事迹考
与高性文和高玄等人一样，高足酉也是入仕于唐和武周的重要的高丽籍将领。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无其事迹载录，其墓志《大周故镇军大将军高君（足酉）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高足酉墓志》）为后人记下了他的仕唐经历。
关于高足酉的入唐原因及时间，志曰：“君讳足酉，字足酉，辽东平壤人也。乃效款而往，遂家于洛州永昌县焉”，“唐总章元年（668）授明威将军（从四品下武散官），仍长上□，授守左威卫孝义府折冲都尉（正四品上武职事官），散官如故”。据志，高足酉属效款投诚而入唐，也就是说，他在唐朝平定高丽的战争中降唐，并于总章元年授职正四品武官官衔。折冲都尉，“掌领五校之属，以备宿卫，以从师役，总其戎具、资粮、差点、教习之法令”。对比前文所论的高丽其他酋领被授予的官阶，如高丽的南部大人、北部大人高延寿、高惠真被授予从三品的官职，高足酉被授予的从四品下的明威将军也是一个不低的官衔，他可能是李□平定高丽时的九十八高丽降将之一。高足酉“族本殷家，因生代承，厝居雄番”，也说明其身份为高丽贵族。
高足酉入唐后，“以勋庸见重，武烈称奇，出静边荒，入陪兰锜”。总章二年（669）授云麾将军（从三品武散官）行左武卫翊府中郎将（正四品下武职事官）。仪凤四年（679）授左领军卫将军（从三品武职事官）。永隆元年（680）制加勋上柱国（正二品勋官）。武则天执政后，永昌元年（689）制加右玉钤卫将军（从三品武职事官）。高氏因何升迁不详，但仪凤四年六月，唐高宗改年号为调露元年，可知高足酉授左领军卫将军之职在是年六月之前。调露二年八月，改年号为永隆元年。在当年七月，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大破吐蕃军，被擢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中郎将程务挺击破围困云州的突厥部队，则似高足酉的升迁与参与两次作战中的其中一次有关。永昌元年，武则天共三次命将出征：五月，武则天分别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以讨吐蕃，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九月，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以讨突厥骨笃禄。高足酉官职的升迁当与此三次出征中的至少一次有关，而其升迁不可能是因为参与韦待价的征讨。史载韦待价“与吐蕃战，大败”，“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武则天大怒，流韦待价于绣州。主将因战败被流放，则其手下将士受升迁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如果高足酉因出征升迁的话，参与的不可能是这次征讨，而应当是其他两次中的至少一次。那两次都由僧薛怀义率军。在是年五月薛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的过程中，虽然“行至紫河，不见虏”，但薛怀义“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薛作为武氏内宠，这次出征没有发生战斗也足以让薛怀义得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美名，他和手下将士得到奖赏应不在意料之外；在当年九月的第二次征讨中，薛怀义再次率领二十万大军讨伐突厥，在所率的将领中，也可能有高足酉。总之，从上述高足酉的官职变化来看，在武则天杀戮李唐宗室、大臣的时候，高足酉继续受朝廷信任。志载：
大周天授元年（690），拜公为镇军大将军（从二品武散官）行左豹韬卫大将军（正三品武职事官），登坛受策，礼逾韩信；野战频胜，事逸张飞。眷彼二蕃，如汤沃雪，观兹再举，疑是神行。长城绝饮马之篇，万里罢轮台之戍。
按：“二蕃”指奚和契丹。武周与两蕃于天授元年的战事不见史籍记载，此可补史阙。天授元年正是武则天大杀李唐宗室及大臣、改唐为周之际，朝廷内部人心惶惶，奚和契丹当是趁此时机南下侵扰。高足酉正是在此情况下受命征讨。据志，此次征讨取得了彻底胜利，所以“长城绝饮马之篇，万里罢轮台之戍”。
除了在外征讨之外，高足酉在朝廷内部事务上也是重要参与者。武则天改唐为周后，采取多种方式标新立异，以表明武周之新气象，造天枢即为其一。据《高足酉墓志》载：
证圣元年（695），造天枢成，悦豫于来彤……斯时也，即封（高足酉）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正二品爵），食邑两千户。
延载元年（694）八月，梁王武三思劝率诸蕃酋长奏请征敛东都铜铁，造天枢于端门之外，立颂以纪武则天之功业。将朝廷大臣、诸蕃酋长的名字铸于天枢之上以示矜耀武则天的功德，武则天将其命名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高足酉身为高丽贵族、武周重臣，又被封为国公，其名字当列于其上。其受封开国公，除了与参与建造天枢有关外，与其作为仕唐高丽人、取得显赫战绩不无联系。这些都是在武则天改唐为周的需要下发生的。武则天为了实现改唐为周的夙愿，先后在其参政、摄政和执政过程中成功地实施了许多政治举措，虽然后世对这些举措褒贬不一，但显然正因为如此，武周王朝才得以最终确立，并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加强与巩固。
在征讨两蕃、参与国家内政的同时，高足酉还率军队镇压国内反抗力量。镇压万州变乱就是由他率领的：正当武则天因天枢建成而大加庆祝之时，南方的万州（今四川万县市）出现混乱局势，高足酉受命前往征讨，此事件史书缺载。据《高足酉墓志》载：
其年（695），万州民陬作梗，敕以公为经略大使，气罩飘姚，年同获铄。时当五月，深入不毛之乡；路登千仞，必抱忠臣之节。衔命善说，奉旨宣扬；丑虏执迷，声未能听。公乃整行伍，列校队，鸣鞭汗赭，直往摧坚，挥戈驻日，旁陷受羁而自惭。行我周恩，积尸京观。
可知为平定万州乱局，高足酉于五月奉命率军长途跋涉赶赴偏远的万州。初到万州，高足酉试图和平解决事端，“衔命善说，奉旨宣扬”，而起事之万州民众执意不愿降伏，于是高足酉挥军进击，大败之，并积尸为京观，以纪其军功战绩。“京观”是古代战争中胜利方用来纪念自己功业的标志性建筑，这种建筑用失败方士兵的尸骸或骷髅堆积而成。“京”者，《尔雅》训曰：“绝高为京。”“观”者，则一为台榭，一为示于四方。因此，“京观”即是高高的、为四方所瞩目的台子。这种以尸骸来建立胜利标志的做法，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战国时期仅限于燕国，在今燕国故都（河北易县）遗址内还有数十座这样的“骷髅台”，骷髅当在数十万具以上。“京观”是先秦年代战争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成为胜利者炫耀武功的手段之一。“京观”及其所体现的文化是军事征战年代的产物，是军事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受胡风影响深重的隋唐王朝来说，京观文化仍然得到认同。
尽管在武则天时期这一军事文化仍然存在，但不可否认，对待国内动 乱的平定上运用“京观”这一方式，暴露了武则天为求政权稳定而残酷镇压人民的一面，也是当时官民关系紧张、水火不容的体现。历史人物永远只能在其特定的环境下活动。作为军事将领，在当时的环境下，高足酉不能超脱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甚至以立“京观”自豪，作出了残酷的军事决定，充当了武周政权的专制工具。
就在镇压万州变乱的同一年，高足酉以70岁高龄病逝于荆州官舍。武则天“闻之，良深震悼，赠使持节都督、幽易等七州诸军事、幽州刺史”。万岁通天二年（697）葬于洛州伊阙县（今河南伊川附近）新城之原。武则天诛杀李唐宗室及大臣不可胜计，仕唐之蕃人出身而被酷吏诬陷而死的大臣也不在少数，前文已述的高丽人泉献诚、百济人黑齿常之的结局即是例证。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担心在朝廷上被人算计而丢掉性命，甚至在上朝前就与家人诀别。然高足酉自从仕唐以后就一直步步高升，且以70岁高龄善终并得到武周朝廷的褒扬，不能不说明其善用明哲保身之法。这与其经常在外为朝廷南征北讨、远离是非中心当有一定关系，如其死时即身在荆州（今湖北境内）官舍，这或许是其仕途避祸的方法之一吧。
据志，高足酉有一嗣子，名帝臣。唐人墓志铭中除了对志主的事迹进行追述外，对志主亲属尤其是对于进入仕途的儿孙的事迹也要进行载录，以表示其家族官运兴旺亨通，但高足酉墓志对其子的情况除了姓名之外其他情况均没有记载，说明帝臣有可能此时没有进入武周仕途，而这也可能与高足酉经常在外征战、远离政治是非中心有关。在官员可以回授子孙的情况下，高足酉贵为正二品高官，其子竟然没有官职可称道，令人深感疑惑，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高足酉对官场的感情态度吧。
四、沙咤（吒）利的仕唐事迹述论
上文在论述沙咤忠义的事迹时，已经对沙咤利作了初步的介绍，现在笔者拟就史料所载的沙咤利事迹以及其事迹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
《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唐有蕃将沙吒利、沙吒忠利”。沙吒，即沙咤；沙吒忠利，恐为沙咤忠义之讹。至于蕃将沙咤利，其事迹在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中都无记载，但在《陕西通志》、《说郛》、《太平广记》中有部分信息，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笔者综合上述文献记载的有关资料，结合史籍，对沙咤利当时的事迹情况进行大体的介绍，并由此切入，尽量以新视角复原当时唐朝的政治、社会形势，或许可以总结出一点历史规律，以推进对唐朝社会的了解。
天宝年间，昌黎诗人韩翊（也作韩翃）穷困落魄，与“家累千金”的李生友善。李生爱惜韩翊的才华，把自己“容色非常”的“幸姬”柳氏送予韩翊。“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翊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间行求柳氏……无何，有蕃将沙咤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有虞侯许俊者，以材力自负”，单人将柳氏救出，还归韩翊。“是时，沙咤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咤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于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咤利赐钱二百万。’”
以上史料透露出如下几个方面信息：
第一，沙咤利因“初立功”受到皇帝宠信，所以竟敢抢别人之妾。“天宝末，盗覆二京”指的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向京城长安推进，先后占领了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社会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柳氏剪发毁形，居住于法灵寺。据《甘肃通志》记载，在秦州清水县（治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北）有法灵寺。但根据后文中韩翊随侯希逸趁入朝时寻找柳氏下落的情况，以及后来许俊“一饭之间”就从沙咤利宅内救出柳氏的情况推断，柳氏曾寄居的法灵寺不在秦州，而应在西京长安城内。
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沙咤利仕途发迹的时间还可进一步确定。沙咤利抢夺柳氏之事发生在侯希逸以平卢淄青节度使身份聘请韩翊为书记之后，“希逸除左仆射入觐”之前，而且时间更贴近后者。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的时间是公元762年，“希逸除左仆射”之事发生于大历三年（768）九月。而发生在公元762年和768年之间的“宣皇帝以神武反正”之事则指公元763年唐肃宗在乱世中于灵武即位称帝。可知从韩翊赴淄青侯希逸属下任职到其随侯希逸入京，时间已经过了几年。在其入京之前不久，柳氏被沙咤利劫走。
沙咤利“新立功”或“初立功”、“恩宠殊等”之时，“安史之乱”早已平定，故沙咤利的立功不可能是因为讨伐“安史之乱”而得。在当时的唐朝，只有能解决朝廷危急之事才配得到“恩宠殊等”的功绩。史籍记载当时对唐朝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来自吐蕃的侵扰。大历二年（767）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北），游骑至潘原（今甘肃平凉市东约18公里）、宜禄（今陕西长武）”，距离长安仅约一百四十公里的路程，致使京师戒严。大历三年（768）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约25公里）。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治今陕西彬县，距离长安约110多公里），致使京师再次戒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击败吐蕃的入寇之人必然是朝廷的功臣。大历二年“十月，戊寅，朔方节度使路嗣恭破吐蕃于灵州城下，斩首二千余级；吐蕃引去”。对于大历三年的吐蕃入寇，史载邠宁节度使马璘击退了其对邠州的进攻；九月，朝廷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防御吐蕃；朔方骑将白元光在对吐蕃作战中屡战屡胜，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遣右军都将临洮李晟率兵五千击吐蕃，大胜，迫使吐蕃退却，从而京师解严。这些在对吐蕃作战中捍卫了京师的将领，他们必然被朝廷视为功臣。史书中没有记载沙咤利的事迹，但沙咤利除了在对吐蕃作战中取得战绩外，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得到朝廷的青睐呢！
第二，沙咤利抢别人之妾，而且此女还是朝廷官员的眷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被抢的朝廷官员竟然要忍气吞声，即使在他人帮助下救出其妾后，甚至还害怕朝廷怪罪自己；而沙咤利在所抢之妾被人救走之后，不仅没有被朝廷怪罪，反而得到两百万的赏赐作为补偿，这种荒诞现象说明至少在当时，唐朝社会已失去那种正常的以道德、法律等为标准的价值评判机能。这种非正常的价值评判现象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宰相元载专权，“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刑部尚书（正三品职事官）颜真卿针对此情况上疏：
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为谗，何不察其言之虚实！若所言果虚宜诛之，果实宜赏之。不务为此，而使天下谓陛下厌听览之烦，托此为辞以塞谏争之路，臣窃为陛下惜之。
元载听说此事，对颜真卿怀恨在心，上奏告颜真卿诽谤，于是颜真卿被贬为峡州别驾（正五品下职事官）。奸臣得志，忠臣遭贬，皇帝都善恶不辨，或言不由己，在这种状况下，普通文武众臣又如何把握做事的尺度呢，普通民众又有什么价值标准可以参照呢！
唐朝当时价值评判标准的丧失还表现在朝廷的税法严重。“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尽管很快就停止什一税法，但已说明政府的调控职能出现问题，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仍在于社会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异。
而这些问题的发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难辞其咎。大历元年（767），代宗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宰相常衮上言，认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代宗不听。次年二月，郭子仪入朝。代宗皇帝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互置酒于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是什么原因导致代宗皇帝没有丝毫节俭、纳谏的观念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围绕帝位而产生的极端的自私狭隘——在其大权旁落的情况下（朝内大权受制于元载，而经常率军队征战的郭子仪掌握了朝廷军事大权），代宗皇帝担心权臣会有不恭行为，所以不敢轻易发话，经常下意识地生活在一种莫名的可能失去帝王宝座的恐惧中，甚至对臣下的无礼也能纵容忍耐，而且还要取悦那些重臣。代宗对周智光行为的态度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大历二年）十二月，癸卯，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杀害陕州监军张志斌。周智光素与陕州刺史皇甫温不协，张志斌入奏事，智光馆之，志斌责其部下不肃，智光怒曰：“仆固怀恩不反，正由汝辈激之。我亦不反，今日为汝反矣！”叱下斩之，脔食其肉。朝士举选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窃过，智光遣将将兵邀之于路，死者甚众。
周智光这样的朝廷官员已经完全失去了做皇帝爪牙的意义，但即使这样，代宗皇帝竟“诏加智光检校左仆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周智光轻视朝廷却得到了朝廷的加官，按说应当得意了，但他反而因此更加侮蔑皇帝：
（在朝廷封周智光为左仆射时）智光慢骂曰：“智光有大功于天下国家，不与平章事而与仆射！且同、华地狭，不足展材，若益以陕、虢、商、鄜、坊五州，庶犹可耳。”因历数大臣过失，且曰：“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
周智光已完全不把皇帝的权威放在眼里。面对周智光的轻狂，掌握重兵的郭子仪按捺不住怒火，屡次提请代宗派兵征讨周智光，但代宗始终没有允许。代宗之所以能忍耐周智光的侮辱而不征讨，应该是有比征讨周智光更加令他关注的事情，而比之更令他不安和不能忍受的恐惧，或许只有来自帝王宝座的考虑才值得他这样“忍辱负重”。有关善恶、正误、忠奸之事相应地不再重要，更不愿意多考虑。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还有讨论。
在上至皇帝下到大臣都失去一种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的环境下，蕃将沙咤利凭恃其军功而傲慢无礼，并夺取朝廷官员的姬妾，在当时也就不算是什么惊世之举了。而代宗皇帝在主持所谓的“正义、公道”（将柳氏归还韩翊）的同时，作出赐钱两百万给沙咤利作为补偿的荒唐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专制社会里不可能出现一种恒定的权力制约机制来协调和约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一旦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失控，就会导致社会全盘混乱。另外，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也是影响社会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很明显，唐代宗缺乏领导能力，护住皇位的念头始终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成为其治理国家的一个很重的思想包袱。据《资治通鉴》记载，有一次郭子仪之子郭暧与其妻代宗皇帝的女儿升平公主发生了争吵：
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
代宗所说“儿女子闺房之言”不要当真的话固然有其道理，但其认为“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之语仍然折射出他坐在皇位之上战战兢兢的恐惧与担心。在这种皇帝手下任职的大臣，如果不是像郭子仪这样的恪遵职守、谨慎小心，也确实难免因发生误会而导致冤狱和残杀。换句话说，如果唐代宗一旦地位稳固，也很难想象他不会胡乱猜疑从而导致滥杀无辜。
总之，沙咤利因立功而受赏又因抢人而受赏的看似矛盾的事情，折射出了当时整个唐朝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错乱失序，也反映了当时唐朝整个社会价值观因强权和混乱而沦丧的情况。
五、祢寔进生平概况
祢寔进事迹，因为其墓志出土被发现而受到韩国以及中国有关各界学者的注意。目前，对祢寔进事迹的基本认识大体如下：百济遗民祢寔进本为百济王扶余义慈的亲卫军首领，在唐罗联军进攻百济的泗沘城战斗中，拘捕百济王献于唐军，并随唐军入长安，累官至左威卫大将军（正三品武职事官）。咸亨三年（672）五月以58岁去世于莱州黄县，当时正在出征新罗途中。后被移葬于长安城南的高阳原（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辖内）。祢寔进官拜三品左威卫大将军，应是唐朝著名的百济籍将领。
六、难元庆事迹概述
仕唐百济人难元庆，其事迹更全然不见于史载，幸有其墓志铭的出土，才使今人得以知晓其仕唐事迹。而对于百济人难元庆事迹的严密考述，笔者仅见于马驰师《〈难元庆墓志〉简释》一文。笔者在跟从马师求学之时，就已了解到其对该墓志铭所作之研究颇深，因此在这里仅对是文进行纲要性概述。
《难元庆墓志》出土于河南省鲁山县张店乡张飞沟村，现藏于鲁山县文化馆，《新中国出土墓志》中对其志文有载录。马师对墓志拓片和图版两相对照后的考证大致如下：
其一，关于难元庆的姓氏和族属的考证。在汉文史籍中，唐朝和百济无姓难氏者，虽有称曰“难楼”者，却是作为乌桓大人的名字见于记载，而且此难氏乃东汉时期的史书记载。根据这条线索，马师联系史书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墓志铭的内容考证认为，东汉末年，居于上谷以难楼为大人的乌桓部人，有移居和羽翼辽西乌桓者，以晋平为中心的辽西地区于北朝时曾一度为百济所有，出自乌桓难楼部落的难氏余裔归化于百济，当有其人。为攀附百济王扶余氏之政治需要，才又自称为“扶余之尔类焉”。但这个家族又自谓“其先黄帝之宗也”，则当因其家族史上曾经历过汉化—百济化—再汉化的过程。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受“中华为根本，四夷如枝叶”狭隘的传统大汉族观念熏染，久居中土且汉化极深的难元庆家族，不愿也不可能承认自己的远祖来自乌桓，所以才有了志文所称的难姓由来的说法：“妙以治民之难，因为姓矣。”
其二，难元庆高祖的官称和父祖的仕唐。志称“高祖珇，仕辽任达率官，亦犹今宗正卿焉”。这说明至少在难珇一代，其家族就已徙居今锦州市为中心的百济辽西地区，或直接迁到百济国本土。志称达率相当于唐朝的宗正卿其实是不确切的，二者风马牛不相及。至难珇之孙难汗、曾孙难武之时，因唐灭百济，难氏转而仕唐任蕃州（即唐于百济故地所置羁縻府州）高官，与唐结下荣辱与共的关系。难汗、难武父子正是在蕃州体制下被擢为雄津州都督府长史和支浔州州刺史的。他们之所以受到朝廷信任，是因为蕃州长官是以蕃区酋长的“部落大小”和“位望高下”为初授原则。唐军于上元三年（676）全线退出百济，许多蕃州也不得不废弃，个别蕃州退出唐朝本土。雄津州都督于上元三年二月侨治于建安故城（今辽宁盖县东北青石关），身为长史的难汗当随都督府迁入建安。难武也迁入唐土，成为入朝蕃将。
其三，难元庆的事迹。根据难元庆墓志所载，难元庆出生于龙朔三年（663），唐朝在百济的羁縻府州的废弃或侨迁开始于麟德元年（664）。其少年时代极有可能与祖父难汗生活在一起，这从其所任的官职所在地在建安、檀州（治今北京密云县）、白檀府（在密云县东北）可知。难元庆更多的时间是在中书省内当值，这种情况在其迁转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宁朔府（在今靖边县东）左果毅都尉后仍在继续。50岁以后，难元庆多次参加征战活动，并因此屡建殊功。开元四年（716），后突厥可汗默啜被袭杀，后突厥大乱，许多突厥部落和原受突厥控制的九姓铁勒内附唐朝。不久以后，因为默啜的侄子默棘连被拥立为可汗，许多本已降唐的突厥人重新反叛，投奔默棘连。唐朝调集东、西两路大军对其征讨。难元庆在夏州宁朔府任上，必参与此军事行动。根据墓志内容所载，在此次平叛中，他因“宿善帷筹，早参师律”，所以擅长于攻心战，致使敌人在其“绥抚”策略下再“倒载干戈”，并以“奇”取胜，将叛逃的“九姓”“歼夷”。因战功卓著，难元庆被擢升为朔方军总管。难元庆转为边将，是朝廷对他倚重的最好说明。开元九年（721），朝廷派遣王晙等将领统率大军镇压六胡州的反叛，难元庆参与此战，并仍然采用征讨与招安并用的办法取得“降如雨集”的辉煌战绩，因功受封为“宣威将军（从四品上武散官），迁汾州（治今山西隰县）清胜府折冲都尉（正四品上武职事官）”，表明难元庆自边防前沿内调迁转至河东地区，朝廷给予了59岁的他以照顾优待。
其四，难元庆的家居地、卒地和与夫人的合葬地。难元庆的祖父迁居建安故城，其中土的籍贯首先当数建安，而其父在京城做官，唐都长安也是其家族所在地。由于高宗晚年和武周时期以来，以东都洛阳为政治中心，故也不能排除其父祖又迁居洛阳及洛阳附近的可能。其卒于“汝州龙兴县之私第”，并不一定表明难氏家族最终置家于龙兴县（今河南宝丰、鲁山县接界地方）。从其夫人甘氏在开元二十二年（734）“终于鲁山县之私第”来看，难氏家族的最终居住地应为今河南鲁山县。鲁山县北距洛阳百余公里，这当是百济人后裔难氏居家于此的主要原因。
七、李元佐事迹
李元佐，新罗人，其事迹见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唐武宗的灭佛举措，令当时在长安求法巡礼的日本僧人圆仁惊恐不安，他向在京城为官的李元佐求助。李元佐时任左神策军中尉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家住京城之永昌坊，圆仁盛赞其“倍敬佛法，极有道心”。圆仁在李元佐的帮助下顺利离开长安。神策军中尉是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设立的官职，由宦官担任。“初置左右护军中尉监、中护军监，以授宦官。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押衙是官府或军队中掌侍卫的武官。根据圆仁的游记记载，李元佐在会昌年间担任左神策军押衙。会昌三年六月之前，左神策军中尉是仇士良，仇士良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任左神策军中尉，会昌三年六月去世，圆仁在会昌元年已经认识李元佐，所以李元佐担任的是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押衙。
会昌三年六月，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去世；次年六月，“中人于其家得兵仗数千件，兼发士良宿罪”，唐武宗下制追削仇士良先前所“授官及赠官，其家财并籍没”。李元佐作为仇士良的押衙，其处境史书无载，但从他的诸多头衔来看，其与仇士良的关系应比较密切，他很有可能受到此事的牵连；而圆仁求李元佐帮助的时间是会昌三年的七月，当时朝廷尚未追究仇士良的罪责，所以李元佐能够很从容地帮助圆仁，供给圆仁等人茶饭，并帮助其离开长安。
李元佐作为新罗人，其何时入仕唐朝圆仁在游记中没有说明。在送别圆仁的过程中，李元佐的外甥阮十三郎也陪同前往，并同圆仁“结缘至厚”。综合上述情况，李元佐家族入居唐朝的时间可能较早。
八、张咏、金清事迹
唐朝设有专门负责新罗侨民事务的机构——勾当新罗所，其长官为勾当新罗使，“看上去在唐代官职中级别不低”。在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中，即记载有勾当新罗使张咏，负责勾当文登县界内的新罗人户，同时张咏还任平卢节度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其集三职于一身，愈说明勾当新罗使之职并非无足轻重。新罗人张保皋在文登县清宁乡东山村施资建一寺院——法华院，附近的新罗侨民很多，他们均受辖于勾当新罗使张咏。
在今山东文登市昆仑山麓，有一清代重建的唐“无染寺（院）碑”。据《登州府志》载：“无染院碑，光化四年（901）二月二十八日庚子乃鸡林金清舍资修造者……（金）清以蕃人入仕中士（疑为土）为押衙，盖亦以资进耳。”刘永智先生认为此新罗人金清能捐押衙一类的地方有权势的官吏，似有根基。按：金清是否因捐官而为押衙姑且不论，此押衙是否与前述张咏为相同或类似的官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张咏任押衙的同时又兼任勾当新罗所之勾当新罗使，则金清也可能兼任勾当新罗使。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登州历来是新罗人入唐的登岸之地，由此辗转入长安。唐曾以高丽人后裔李正己的子孙为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负责接待新罗、渤海派出的入唐使者，至张咏、金清之时，其所任之职可能仍具有此职责。
除勾当新罗所外，唐境内有关新罗人事务的机构还有新罗坊、新罗馆。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来看，尽管新罗坊内有总管、专知官等职，设有公廨院，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受官方“总管当州同军将”辖下的介于官方和私人之间的民营性机构，其职责之一是为方便协助在唐经商、游历的新罗人，为他们提供各种信息及服务；其另一职责是协助唐地方政府对在唐新罗人进行管理。其用人不按官场的迁转形式，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提到的总管刘慎言的名字实为新罗译语。对于新罗馆，有观点认为是“接待新罗使者的宾馆”，也当具有新罗坊的类似功能。新罗坊、新罗馆体现了新罗人的团体协作精神。在第七章“唐代的三韩商人”部分的内容中，笔者将有较详细的论述。
《旧唐书·李林甫传》云：“国家武德、贞观以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自是高仙之、哥舒翰皆专任大将。”陈寅恪先生据此认为：“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之同一部落。玄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太宗、玄宗任用蕃将之类别虽不同，而有任用蕃将之必要则相等。蕃将之所以被视为重要者，在其部落之组织及骑射之技术。”然而高丽、百济蕃将入朝多在高宗朝，寅恪先生仅对太宗、玄宗朝任用蕃将的特点进行了分析，高宗、武则天等朝代蕃将任用特点的归纳则省略了。
笔者认为，高宗朝期间任用蕃将的特点当介于太宗、玄宗朝的特点之间，呈逐渐过渡的趋势；而且，寅恪先生的分析乃对总体而言，至于不同时期的蕃将任用情况，应当根据当时的具体需要而定，未必就一定有具体的、鲜明的制度化特点。太宗朝的蕃将不一定仅统本部兵，蕃兵也不一定要由蕃将统率，蕃兵、蕃将都要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调遣；如唐太宗征高丽之前，命汉将张俭“率蕃兵先行抄掠”，征高丽时张俭又“拜行军总管，兼领诸蕃骑卒，为六军前锋”。“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且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等等，即是较好的说明。
玄宗朝的蕃将亦不是个个统率族兵。玄宗时，为平“安史之乱”，唐玄宗以突骑施哥舒部落人哥舒翰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等等。蕃兵、蕃将和汉族士兵一样被纳入中央的统一调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激励，正如唐太宗所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实际上，这是唐朝统治者高明的御人之术和治国之术，它是建立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的。
伴随着唐朝社会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的渐进，在这种具有一定人性化的统治政策之下，蕃将们及其后裔逐渐适应了唐朝社会，与汉人融为一体，以至于出现某些外族、外国人的后裔以身为炎黄子孙为荣、讳言其籍贯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唐人社会中形成了一股较强劲的民族凝聚力。这些历史现象，对今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六章 参与发动或平定唐朝宫廷政变的三韩人
观夫天后之时，云委于二张之第；孝和之世，波注于三王之门。献奇则除设盈庭，纳贿则斜封满路，咸以进趋相轨，奸利是图，如火投泉，安得无败？洎景龙继统，污俗廓清，然犹投杼于乘舆之间，抵掌于太平之日。以至书频告变，上不自安，宫臣致御魅之科，天子慊巡边之诏。彼既弯弓而射我，我则号泣以行刑。此虽镇国之尤，亦是临轩之失。夫君人孝爱，锡之以典刑，纳之于轨物，俾无僭逼，下绝觊觎，自然治道惟新，乱阶不作。
——《旧唐书》卷7《中宗睿宗本纪·史臣曰》
宫廷政变，在古代社会中一直是最高统治者极为忌惮的事件，同时又是觊觎帝位者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期之一，也是皇位继承制度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宫廷政变的次数也相对较多。由于皇位继承冲突而导致的宫廷政变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诛杀贯穿于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之中，因此，与皇位继承制度有直接联系的太子与诸王同样经历了权力与地位的升降浮沉，形成这一历史时期政治制度运行的重要特色。而参与政治权力角逐的人物，当然离不开手中持兵的军事将领的拥戴。
就唐代而言，由于民族交往活动的频繁活跃，诸多勇猛的蕃将相继出现，在为唐朝疆场的捍卫、开拓方面，他们战功赫赫；在统治者阶层的政治权力争夺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于是，唐朝的宫廷政变中更增添了许多孔武气息。这些蕃将里面，就有三韩人。参与唐朝宫廷政变的三韩人中，就籍贯而言，主要是高丽、百济人或其后裔，新罗籍参与政变者，笔者至今尚没有发现；在三韩人参与政变的时间上，突出表现在武周朝至唐玄宗朝之间，尤其是在唐中宗时期到唐玄宗时期，具体表现在节愍太子李重俊欲铲除韦后政变、唐睿宗上台政变和唐玄宗诛除太平公主政变。以下即对参与这些宫廷政变的高丽、百济人或其后裔进行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