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乡族的族源和形成
有关东乡族的族源问题，以前学术界有过争论，曾经有过多种说法，主要有三族混合说（认为以回族为主，融合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和汉族而形成），吐谷浑人为主说（根据是东乡语同土语很接近，东乡族将东乡语称为“土话”，以及在东乡出土的一些吐谷浑人墓葬），沙陀突厥为主说（根据是东乡族的自称“撒尔塔”santa与saltu、salto很接近，认为santa一词是从saltu或salto一词音变而来），蒙古人为主说（理由是东乡语词汇中有55％以上与蒙古语相同或相似以及东乡族目前遗留的一些风俗习惯诸如放鹰、赛马、喝茶等与蒙古族相同），回回色目人为主说和撒尔塔人为主说。目前，随着对东乡族族源研究的深入，认识已渐趋一致。认为东乡族的主要来源是中亚撒尔塔人。sart一词最早出现在15世纪作家纳沃伊的着作中，而在更早的史料中仅有与之同义的sartagitiSaltaul以及sartares、sartha、sartagtaisarthan、sartagciv等词，对撒尔塔（或萨尔特、萨尔塔）一词的解释至今没有定论。《苏联小百科全书》解释萨尔特为中亚游牧民族。其意义多有变化。11世纪突厥人用以称商贾，12世纪用以称全体伊斯兰民族，15世纪以称波斯人，16世纪用以称土耳其斯坦被征服的土着……俄国学者认为萨尔特为一种有别于乌孜别克及塔吉克之民族。《民族词典》认为乌孜别克人的一部分自称“萨尔塔人”。
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作者写道：11世纪后，萨尔塔这个词在突厥人和蒙古人中才取得民族的意义，即指中亚的伊朗人，那里突厥人公开视之为商业民族。伊朗史学家认为“实际上塔吉克就是阿拉伯、波斯演化迁徙而来，这也是撒尔塔人的主源”。另外还有很多种解释，在此不再详述。综合上述说法及我们多年来对“撒尔塔”一词的理解，撒尔塔一词是一个中亚古民族名称是应当肯定的，但撒尔塔人既不是纯突厥人种，也不是纯伊兰人种。我们认为撒尔塔人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亚粟特人。理由：1、中亚粟特人是古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商业民族，而东乡族自称sart一词与“商业”有着渊源关系，甚至其原始含义也为“商贾”、“商人”、“经商”等，而且撒尔塔人是粟特人之后闻名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撒尔塔人历史上活动的地域都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包括费尔干那谷地、古花刺子模、塔什干绿洲、奇姆肯特等称之为“粟特地区”的地方，可以说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活动地域和职业特征基本上相同。我们可以设想：中亚粟特人自公元6世纪后随着突厥部落的扩张而开始衰落，并逐步与突厥人融合，最后于11世纪左右形成“撒尔塔”人，并以撒尔塔人为主体建立花剌子模国，我们知道在蒙古语中“撒尔塔”与“花剌子模”一词同义。2、在东乡族留传的叙事诗《米拉尕黑》中，曾多次出现“康通巴咋”一词（kantubadza）这一地名，巴咋一词是城镇，但在东乡族中基本上没人知道“康通”在什么地方，似乎是一个千古不解之谜，后来读了有关粟特人的一些文章后，发现kantu一词与粟特人有关，古代粟特人居住的中亚地方也叫康国，即昭通九姓中的康国，其具体位置在撒马尔罕一带，撒马尔罕为康国首都，据此我认为所谓康通巴咋就是古代康国都城撒马尔罕，那么我们为什么将康通一词说成是康国呢？从语言上分析：kan即是康，tu在东乡语中可以解释为地方，kantu就是康（人的）地方，因此，我们将其理解为康国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叙事史《米拉尕黑》中所描述的另外一些地名、情节和一些职业与古粟特人居住的康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英雄米拉尕黑（康通人）的敌人主要居住在西域的天山（asmanula）周围，这与历史上康国人的主要敌人——突厥人居住的地方是一致的。在叙事诗中也有多处描写康国富裕商人的情节，这与古康国人善经商的职业特征是一致的。撒尔塔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突厥人，我们知道，突厥人自6世纪中叶开始强盛以后，开始了对周围国家的征服活动，康国当然也是其征服的对象，而在当时，康国是无法与强大的突厥人相对抗的，其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是突厥为征服者，后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粟特人与突厥人融合并形成撒尔塔人，当然还有部分塔吉克人及当地一些土着也融入到撒尔塔人之中。那么撒尔塔是如何来到中国甘肃的东乡地区并成为东乡族的主要来源呢？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的消耗量很大，兵源不足，于是每征一地，都要将当地人编入军中，组成称为“佥军”的单独军队，由蒙古军官统领，如在攻打忽毡时，从讹答剌、不花剌、撒马尔罕城市、村落等，取得援军，这样在该地共集中了五万佥军。除了征兵外，成吉思汗从中亚征集了大量工匠和有技艺的人，当时花剌子模由于撒尔塔人的经营，手工业十分发达，在攻陷撒马尔罕城后，征集“工匠三万人”。当时在成吉思汗征集的“佥军”和工匠中，撒尔塔人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后来他们随成吉思汗进军西夏，来到今东乡地区进行屯戍，从事手工业生产，为蒙古军服务，后来这些撒尔塔人开始在此定居并融合了当地一些回族、汉族、藏族和元代安西王阿难答的部分逃难而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于元末明初形成现在的东乡族，他们操蒙古语，信仰伊斯兰教，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生产，并以善经商而闻名。
二、东乡族的发展
东乡族自形成以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元末及明代，东乡地区一直处于较稳定的状态，东乡族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元末及明末社会大动荡时期的斗争活动，这为刚刚诞生不久的东乡族提供了一个巩固、发展的机遇。当时东乡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这与当时元代及明代政府的政策有关，在整个元明两代，回回人的地位一般高于汉族。在清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东乡族的发展因清、民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当时东乡族人民深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迫使东乡族人民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浪潮，同时也养成了东乡族人民吃苦耐劳、反抗压迫的民族精神。清顺治四年（1647），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起义，以东乡族闯踏天为首的东乡族、回族农民积极响应，加入了反清斗争；清乾隆年问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义军取道东乡进攻兰州，受到东乡族人民的热烈欢迎，锁南、唐汪川等地东乡族人民七八百余人加入义军。失败后，这一带的东乡族在清政府“剿洗不可不尽，断勿稍存姑息”的善后政策下几乎被斩尽杀绝；咸丰九年（1859）东乡族阿不杜在东乡起事，被清军镇压；同治年间，东乡族马悟真、马万有率先掀起同治年间河州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族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占据河州城达10年之久；1895年，闵福英“拥从数万”，参与河湟事变；1898年东乡族马福寿、马忠孝跟随董福祥率领的甘军入京抗击八国联军，许多东乡族士兵血洒疆场；1926年河州回族马仲英起兵反抗“国民军”对河湟地区的横征暴敛，大批东乡族农民参加了起义；1943年东乡族穆特菲勒率众参加了甘肃南部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甘南民变”。在清代和民国时期三百余年间，东乡族先后爆发的反抗斗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频率之高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也绝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社会大动荡对东乡族社会带来的损失，特别是每次起义失败后反动政府实行的残酷“善后”政策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经济生产衰落、商业萧条、生态环境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东乡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困苦之中，人口发展缓慢，一部分东乡族因灾荒、避难，从东乡迁往他乡。到1949年，全省东乡族只有128970人。新中国成立，饱受困苦的东乡族人民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政策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三、东乡族历史上社会政治制度结构
东乡族自形成之初到民国时期先后实行过屯寨制、土司制、里甲制、会社制、保甲制等政治制度。屯寨是元、明政府实行屯田之地，明初在东乡地区设有锁南坝寨、红崖子寨、喇嘛川寨、三条沟寨、桑子沟寨等，屯寨内的百姓一般是被编入千户、百户的组织，是千户长、百户长统治下的一种“土民”。在明洪武时为了加强统治和便于征收赋税，开始减少屯寨、“土民”的数量，并逐渐削弱千户长、百户长的势力，到明代后期，屯寨基本消失。里甲制是明代建立的受辖于河州卫的地方行政管理单位，当时在东乡设九里，即麻失里、梨子里、黑水里、哈喇里、女贴里、鸦儿里、结合里、喇嘛里、打柴里等；里设里长、书手，甲设甲首；里长、甲首的职务是从最初的任命制逐渐演化成世袭制的；里长的职责是负责地方的钱粮税款，调解纠纷，稽查地方；书手专办文册帐表；甲首则是里长的助手。土司制是明代在东乡百和乡、董岭乡、春台乡等地实行的制度，东乡地区的土司姓何，东乡地区的土司制不同于明代西北其他少数民族的土司制，明代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一般由本民族的“头人”和“土司”管理，他们不受明朝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而东乡地区土司的辖区则受明地方政府的管辖，明代东乡地区何土司的统治始于锁南普，此人原为吐蕃等处宣慰司宣慰使，后降明，明太祖赐姓何，并任命何锁南为河州同治，并准其子孙世袭其职；土司在辖区内有政治、经济、司法大权，土司衙门设有公堂，处理民事诉讼。到了清康熙年间，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制便土崩瓦解。会社制是清政府为了麻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自己政权而采取的政策，当时设有24会，会下有社，共107社，每会约四五百户，会设练总1人，会长3、4人，清中期，练总改为乡约，取消会长；乡约一般由地主头豪担任，职责是催收粮草银钱，调解纠纷；社设保正，保正任期一年，其职责是协助乡约催收银两；社下每十户推什长1人，由什户轮流担任，每年换1次。保甲制度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在东乡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每保百户左右，保设保长；每十户设甲长1人，每三十保组成联保，联保设联保主任，联保主任和保长都有办公机构，保长的职责是催粮收款，调节地方纠纷。1942年农民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实行“互保连坐具结”制度，规定每百户为一保，其中一户有“违法”行为，有连保关系的各户都受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