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洛克有一本书，名《人是机器》。姑不谈这本书的内容，作为譬喻，这个书名已能生出很多联想。
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可说是强者教育。这种强不是斯巴达式的坚忍，也不是日本武士文化的决绝。坚忍与决绝都是人的个性的英雄化。中国文化提倡的是人的社会角色的谋生。即使悬梁刺股，也不是为了磨炼意志，而在获得功名。所谓功名也是在国家机器中充任比较重要的零件，以及由此获得生活资料的回馈，这是一种锻造零件式的强者教育。而零件式的社会角色设计，齿轮与螺丝钉之间当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包括权力与财富的差别。因此，“我长大要当什么”，成为中国人孩提时代就开始思考的课题。改革开放提供了人由零件变成机器的可能，自己主宰命运并创造。像乔丹那样，一个篮球运动员、老板、亿万富翁、广告明星、风靡全球的英雄。
“机器”的诞生，须有市场经济的温床。那么当中国步入这一时期之后，中国人被长久压抑的无穷无尽的梦想纷纷起飞。有无数哥伦布与麦哲伦登上商海的大船远航淘金。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大约三轮左右的致富热潮中，有4万8千亿的人民币存款已经握在20%的储蓄人手中，这仅仅是沉淀在银行中的货币，还不算流动资金与固定资金。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在表达中国人的能力。我们还可以想像在4万8千亿存款后面，骄傲地站立着多少卓而不凡的成功人士，以及他们所实现的原本是八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想。
当我们对这些由“零件”升华为“机器”的成功人士作出足够的赞美之后，需要观察人变成“机器”后的另一种状态，即身心状态。调查表明，高收入人群心脑血管疾病、代谢障碍疾病占发病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人的两大本能——吃与睡，在许多人身上形成顽固性障碍。这决不是用一个“富贵病”所能涵盖的流行病态式，更不是以排毒降脂药品所能消除的症候群疾病。它不是营养平衡问题，而是身心平衡问题。流行病从来都与社会存在着密切联系，在这些症候群的背后，还潜藏着或者说共生着另一种心理疾病：焦虑。我们不妨这样描述：在一群成功人士或者奋斗型人士的身旁，在形象中伴随着光荣与财富，在经历中伴随着辛酸与汗水，在行为中伴随着高效与铁腕，但在十到十几年的商海搏战中，健康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少，而心理疾病（更准确地说是神经性疾病）常常以被忽略的方式表现出来困扰身心。易怒、淡漠、疑心、恐惧、缄默、悲观、雄辩、狂妄、胆怯，甚至说谎、对欺诈产生依赖、冷酷等等——神经症也会以人格障碍的方式出现，当然也有生理症候，譬如眩晕、心悸、疲倦、失眠、胸闷，多汗等等。这些症候都可以称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焦虑症。这是长期的巨大压力带来的现代病。
焦虑症作为一种神经性疾病，如果欲对其进行准确表述，需要把从弗洛伊德到阿德勒的学说重温一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妨从人与机器这一譬喻关系中寻找一些发病的原因以及休息的理由。
在所有社会形态中，市场经济最具有产生机遇与实现梦想的环境，虽然它同时具备破灭与溃散的可能。人在以赚钱为指向的活动中，可以把所有的潜能都调动起来，所有的言辞、行为、知识与经历，甚至眼泪和姿色都可以变成钱。在这些活动中，欺诈与腐败只是其伴生物，人的空前的热情与能力被调动起来才是其主调。在这些活动中，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变成迈向目标的一个措施，而失败也可以变成隐没于黑暗当中的成功的门坎。这是“机器”在商业时代的又一展示：无所不能。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饺子的人们，对遍地是金的商机能无动于衷吗？许许多多在专制岁月中昏昏噩噩、受命于他人，差不多忘了自己是谁的人们，能不产生掌握自己命运的期望吗？而市场经济在某种无序中似乎会产生某种宽容，似乎无视参与者的愚昧、狂热与缺少知识准备，照样会把财富塞过来。愚昧与无知的人致富在商界并不是新闻，虽然最富的不会是他们，但他们致富离不开惊人的勤奋。因此说，市场经济给人心理上的冲击和财富一样令人目瞪口呆，令人无法割舍。对一个商人来说，做一笔净赚1万元的生意不是由于他缺少1万元，而是该赚的不赚可遭天谴。在这样的时代面前，让一个事业初成的人停下来是很难的一件事，即使破产、离婚、背叛、萧条都不会成为阻碍他们进取的理由，由此反而能造就出坚强的性格。正如安迪·格罗夫说过的一句话：只有偏执犯才能生存。为什么要偏执，商界不存在中庸之道吗？没有。当戴尔计算机公司的股票9年来增长了87000%的神话变成事实的时候，个中人士不会拒绝偏执狂。
在这种情形下，与财富流、行为流并行的还有一条心理流。他们——成功人士中的一部分会经历由自卑到狂喜的大起大伏，他们想不到自己如此成功，而把不思进取视为一种罪行。他们——医生称之为我们的患者，把身心方面的所有不适看成是人性的弱点：懒惰，并把毅力视为美德对之一一克服。因为他们把自己视为机器。不消说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非人性的，即使是自己的身体，你也不可以看成是机器，麻烦正是由此产生的。
人不是机器的第一个理由在于人的欲望的多元性。出人头地与获得财富只是人的欲望的一种，当然这是最顽固的一种欲望。然而只有多元化的欲望才符合一个生物的本性，不光有荣誉这样精神层面的盼望，金钱这样生存层面的索取，还有心灵层面的期求。譬如闲适、游戏，甚至一事不为的冥想。过去人们把闲适与悠游误解为文人雅士的专有行迹，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将军横刀立马与诗人浅唱低吟并非两大不可逾越的分野。只是这些史迹沉淀于现代人心中的时候，来自于政权的理念过于强调建功立业，来自文化的理念过于沉醉风花雪月。这种割裂性的理解导致了不同阶层的人对功名与闲适的渴慕或憎恶，使两者无法统一。这已经破坏了人们对身心平衡的理解。事实上，当人们对自身任何单一欲望的纵容，都会导致不平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机遇的眼睛四处烁烁，用捕捉者的血饲养着捕捉者无比强壮的贪婪。当贪婪被养肥之后，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到笼子当中的。这意味着在内心世界一个独裁政府的建立，其他的声音都被消灭。在这种“政府”所建立的道德中，一切都必须遵从投入与产出、成本与利润的法则。那么，像与自然相处，与儿童嬉戏，读闲书或培养一种雅趣，由于没有产出与利润，都被无情扼杀掉了。殊不知，人的适当的闲适恰恰可以成为生命的成本与投入，因为人非机器。人的生命滋养除了物化的营养素之外，还需要心灵的清明、宁静与闲适。许多工作狂的悲剧在于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次性”的高效机器，像汽车一样按公里数报废。在这种情形下，焦虑症只是过劳人士身心疾病的一种。在许多情形下，我们宁肯把它看成是一种信号，而不仅仅是劳累的结果。这种信号表明患者有可能执有不正确（即不开阔）的人生观念，还会导致进一步的毁伤。
何为焦虑症。在英语中，neurosis最早出现在1777年卡伦（W。Cullen）的医学论著中。大约在1790年，皮乃尔（Ph。Pinel）将其译为法文nevrose。在100多年间，神经症成为病与非病之间的杂货铺，充塞着各种不是肺炎、脑炎、骨折的莫名其妙的症状的疾病。从1880年开始，从夏尔科（M。Charcot）、本海姆（H。Bernneim）、布劳尔（J。Breuer）到弗洛伊德创立了对神经症的科学研究。对这门科学进行描述是极其困难的，在西方，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临床治疗，譬如夏尔科曾对一位“大发作”患者进行100个小时的病灶谈话分析，并将其治愈，而不是中国目前的所谓“心理咨询”。阿德勒说，“过激本能是神经症形成的主要原因，由社会竞争形成的个人（知识、体格、背景——引者注）的劣势所形成的自卑感，会由神经症进行补偿”。因此，我们与其说过劳、争强好胜形成神经衰弱，不如说是自卑以及由自卑引发的过激能量导致了焦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很难不自卑，这种对自卑的征服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如此欣欣向荣的商业成果的结果。当我们寻找这种繁荣的代价的时候，不仅有环境和人与人纯朴关系的缺失，还包括成功者本身的精神困扰。在所谓“泡沫经济”使亚洲经济大厦纷纷垮塌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模式的始作俑者的日本，无数人由于无休止地工作而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成了名符其实的“机器”。他们的这种状态和泡沫经济本身的特质不谋而合，那就是拚毕生之力聚一座雄伟沙塔，然后眼睁睁地看它垮下来，一切复归平静。东亚文化有一种很可怕的特点，就是忽视人的感受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易受局势的驱使。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的境遇大约是两种，即暂时当上了奴隶以及想当奴隶而不可得这两种情态。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修大渠而献身是政治上的奴隶，投身商海身心交瘁则成了金钱的奴隶。而“不可得”则是或官或钱均无边际时的颓然。当机遇来时，又舍身相报。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举动，并不在意金钱或荣誉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过于注重过程，因此永无止境。这种文化背景以及奋斗者，越是勤劳勇敢就越危险。这种危险对于环境、物种的损害已经有目共睹，而神经症只是不重要的一个方面。
人只是人，或者说人仅仅是人。当一个人可以找回对自己的爱心的时候，所受益的肯定不仅仅是他自己。人对人的了解，包括对自己的了解，实在是艰难而有益的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