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深刻而又精确的论断，使科学技术不仅被纳入了生产力的范畴，而且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科技进步对法律的影响
科技进步及知识经济对法律的影响主要是：科技进步及知识经济导致法律内容调整范围的扩大与更新。知识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必然会出现新的社会关系或改变某些社会关系。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并且因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面对新的社会关系，法律的调整范围必然扩大，内容也必然更新。例如，高科技产业和知识经济产业的形成，必然要求制定调整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法律。又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伴生的高智能犯罪、利用计算机的犯罪，必然导致刑法规定的增加和变化。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科技进步及知识经济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和更新，其中当然包括法律观念的变化与更新。
如果说，17~18 世纪，在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刚刚产生的时候，基于工业经济的影响，自然学派的法学家们普遍把法律看成人类理性的体现，而20 世纪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社会学派的法学家们又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那么，在知识经济的新条件下，人们对法学的一些基本理念无疑要提出新的见解。科技进步及知识经济必然导致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如果说，农业经济和近代工业经济使人们产生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把人们引向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的方法论，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反映知识经济的新方法必将出现并逐步运用于法学研究领域。总之，科技进步及知识经济与法治同样是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文明，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技进步及知识经济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法治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必须面对这种未来，把挑战与机遇结合起来。
二、我国法制建设与科教兴国战略
党和国家充分估计到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认为应当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而人才又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所以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此，江泽民同志解释说：“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①
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就要解决科技和教育体制存在的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问题；就要鼓励创新、竞争和合作；就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就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就要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就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与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等等。这一切，离不开法律的促进和保护。这方面的理论说明，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仅以知识产权为例。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都提出了实施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问题。从知识经济的角度看，这是因为法律是知识经济发展和运行的中介。现代社会任何知识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的过程，都必须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这一中介。知识，哪怕是最直接应用的知识如果不转化为知识产权，都难以转化为知识产业。就是说，作为法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和经济之间的中介环节，可以使两者结合起来。同时，知识经济又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运行的，离不开有序的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法治就是知识经济运行的环境和秩序的保障。可以说，没有知识产权的知识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从文明的角度看，知识是靠人来获取和运用的，而人的积极性、进取性及其各项素质，都与法治追求的价值有直接联系。因为人类是追求正义的与公平的，而正义与公平是体现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治文明中的。知识取得的效益、运用的方式及其是否正义，与社会的法治文明的高低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说，一方面，法治是知识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环境与秩序的保障；另一方面在这种保障中法治文明也得到了发展和丰富。
三、法律与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是一些生态学家在1980 年发表的枟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枠中提出并加以阐述的。1981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枟保护地球枠这一文件中进一步作了论证，并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的枟我们的共同未来枠的报告，给可持续发展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把可持续发展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转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消灭贫困、限制人口、政府立法和公众参与等社会政治问题。尽管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明确的，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些国际场合却有不同的理解。分歧是围绕环境问题展开的：发达国家过分强调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用保护环境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开发和利用本国资源的主权；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只有促进可持续发展，才能逐步解决环境问题，环境保护不应成为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型的附加条件。
面对上述情况，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特地通过一项声明，即枟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枠，基本上肯定了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1992 年6 月，18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共同签署了5个实现和贯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国际文件，其中的枟21世纪议程枠，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这个文献从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产和消费方式、科学技术、立法、国际贸易、公众参与能力与建设等各方面详细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活动和手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可持续发展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成为人类发展的总体战略与模式。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负面效应——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以及“人口爆炸”所引发的全球问题而提出来的。现在，它已经超越了环境资源保护的初衷，演进成为一个人类全方位发展的概念、模式和战略，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思想、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社会活动。它强调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人口、资源等各方面相协调，必须建立在生态与经济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公正与人民积极参与决策的基础之上。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本质属性；“持续”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所在。“持续”与“发展”互为因果，形成一个动态的、前进的、大范围的、长期的总体发展趋势。
可持续发展不单指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也不单指生态可持续，而是指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复合系统的可持续，使人在不超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高生活质量。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人类的共同行为。全球问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共同面临的挑战，具有在国际社会中由公众的参与、合作并负担起共同的但有差异的责任特点。可持续发展把当代的发展与未来的发展结合起来，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可持续发展，可以用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威胁。”
中国作为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参与国与缔约国，为了履行承诺和贯彻大会精神，我国政府根据国情，于1994 年3 月率先制定了枟中国21 世纪议程枠。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该文件的意义重大：首先，它明确宣告中国的社会经济将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将与“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决裂，而采用“低消耗、低污染和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其次，它强调能源建设，提倡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注重保障措施，特别是强调加强法治建设，保障可持续发展全面展开。最后，它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
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进一步具体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策和措施。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六大还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抓紧解决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兴建南水北调工程。实施海洋开发，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胡锦涛同志也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强调的五个“统筹发展”就包括“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我国的法制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接受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今天，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来说，同样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需要实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任务。
我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归根到底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过去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的非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之相应，法制建设也打上了非可持续发展的烙印。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地要随着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而改变。正如枟中国21世纪议程枠所强调的：中国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计划和管理机制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必须“开展对现行政策和法规的全面评价，制定可持续发展法律、政策体制，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并注意与国际法的衔接”。近几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新制定的法律中，充分考虑了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如修改森林法和土地管理法，强调对生态平衡和土地的保护，突出了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等。
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国家加强对环境、资源、人口等方面的高度重视，要求这些方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协调一致。因此，要加强国内在这些方面的立法。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特别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国加快了制定这些方面立法的速度，正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不过这些法律体系还是不够完善，如环境污染问题虽有改善，但是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内河和海洋的污染已经达到严重的程度，应该通过多种办法来解决，包括完善法制。
可持续发展既要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使法律全面客观地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要求严肃执法，公正司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更要坚持和维护法律的极大权威，特别是加大执法力度，否则，可持续发展便无法实现。因此，可持续发展必须与依法治国联系起来。事实上，只有实行法治，才有可能使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变成现实。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各国协调一致，共同努力；要求国内法更多地与国际法相衔接。因为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是涉及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合作，步调一致。由于在这个大问题上人类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各国立法应与国际法相衔接，以便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来保护我们的地球。尽管各国有各自的利益，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协调好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引起某些法学观念的转变，诸如法律的调整对象问题、法律的价值问题等。过去，甚至现在，法学界都一直认为法律调整的是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将有大量的技术规范被赋予法律效力，而技术规范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因此，在实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如何说明法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实际上有时也会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法学理论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至于法的价值形态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在可持续发展中无疑将受到更大的关注。因为公平与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法律的基础，涉及资源与利益的合理分配问题，需要法学作出回答。
3.我国的法制建设与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人口问题
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初衷。所谓环境，按照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定义，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量，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也包括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因此，环境既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也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全球环境恶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中，人们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的方式谋求经济发展，因而形成了环境问题。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导致了“环境危机”。环境危机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因为当人们认识到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性质、规模及其严重性时，就会面对挑战而选择新的生存方式，纠正或改变过去对待环境的种种错误认识并从中吸取教训。
1972年，全世界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召开，并发表了枟人类环境宣言枠。1992年第二次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签署了枟21 世纪议程枠这一纲领性文献，并通过了枟气候变化公约枠、枟生物多样性公约枠等。虽然环境恶化的问题仍然威胁着人类，但是各国已经开始通过法律予以解决。法律对环境的促进与保障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明显，在许多国家，法律已发挥了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保障作用。法律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广，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环境的保护到自然保护区的设立，从一般环境污染的防治到特殊环境资源的控制与保护，已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法律保护体系。
我国对依法保护环境也非常重视，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一个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体系，并且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的原则，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一方面，在国内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调整环境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积极与联合国和有关国家合作，为保护人类的共同环境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加入了许多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为国际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然资源是自然界中能够为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的总称。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要素。按自然资源的物质属性，自然资源一般可以分为可更新自然资源和不可更新自然资源两大类。前者如水资源、生物资源，后者如矿产资源、稀有金属资源。20 世纪以来，人口剧增和经济发展的压力，正在超过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所能承载的极限，并带来一系列全球问题，诸如能源生产下降，森林资源持续赤字等。人类面临的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星球。以水土流失为例，世界耕地的表土流失量每年约240亿吨，土壤沙漠化的强度和面积在不断加大和扩大。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全世界每年有21万平方公里的农田荒芜，而且还有35%以上的土地面积处于沙漠化的直接威胁之下。
面对上述严重的情况，各国正在采取对策，有的已取得成效，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建立新的资源理论和资源价值观。人类早已开始利用法律保护资源，如迄今为止唯一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法律枟汉谟拉比法典枠中，便有保护土地、森林和牧场的明确规定。近现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如英、美、法和前苏联等，已形成自然资源保护法体系。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据古籍记载，早在夏代，我国便有保护渔业和森林的法规。历代王朝对自然资源也有所关注，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朝的枟睡虎地竹简枠，对农田水利、旱涝风灾、作物生长、牛马饲料、种子保管等均有所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自然资源问题相当重视，先后颁布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数十部。仅以保护生物资源的法律、法规为例，就先后颁布了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枠以及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枠等。这些法律、法规对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效维护了我国的生态平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资源保障。
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人口迅速增长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人口以平均2%的高速度递增。据联合国预测，如果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到21世纪末世界总人口将达到110 亿；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则有可能突破190 亿。世界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到20世纪70 年代中期，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3%~4%之间。这些国家的人口不到20年就有可能翻一番。人口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耕地危机、森林危机、淡水危机、就业危机等。当然，自20 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各国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效显著，全球人口猛增的势头开始有所减弱，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已由2%下降为1 。9%。20 世纪80 年代后进一步下降，现在为1.7%。我国下降得更快，已下降到1%以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人口还在增加，并未走出“人口爆炸”的危险圈，其发展趋势仍然很严峻。
人口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说在20 世纪50 年代以前，法律对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起促进作用的话，如通过立法奖励多生子女的家庭特别是奖励母亲，那么在当今世界，法律对人口增长不得不起计划调节和抑制作用。在这方面，我国是开拓者，即通过立法推行计划生育，保障少生、优生，提高人口质量，抑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发挥法律在调整人口问题上的特殊作用，业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战略思想。就我国而言，不仅在宪法中明确倡导计划生育，而且制定了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枠，各省、市、自治区也有计划生育的地方立法，有的地方甚至早在20世纪80 年代就颁布了鼓励少生、优生的枟计划生育条例枠。由于出发点的改变，在人口问题上某些法学观念也随之更新。如堕胎问题，过去一直作为犯罪而予以惩罚，而现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予以认可，甚至依法引导，并在科学技术上给予帮助。对于把计划生育纳入法制的轨道，国外曾有人提出异议，甚至说这一举措与保障人权相悖。其实，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一种误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为了抑制“人口爆炸”，是为了保障少生、优生，这是对人类的贡献，是通过法律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如果对“人口爆炸”不予以抑制，整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人口问题的形势这样严峻，如果不通过法律予以调整，是不能控制“人口爆炸”的趋势的。因此，发挥法律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我国的需要，也是全球的要求。当然，各国人口状况不同，应当因地制宜，具体分析，但是在总体上，全世界都应当抑制人口的增长，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