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是曾把乔冠华引为知己的。
1943年，乔冠华等人在重庆创办了《群众》杂志，登载了陈家康、胡绳和乔本人写的探讨哲学的文章。此时也在重庆的胡风，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因而对乔的做法表示欣赏和支持。当时，胡风正筹办《希望》杂志，也准备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乔冠华对胡风也予以了支持，并特意为《希望》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一文。
这段时间，胡乔二人惺惺相惜，甚至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胡风语）
一次，两人一道去喝茶，在茶桌上，乔冠华对胡风在桂林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很是赞赏。在《胡风自传》中，胡风对此有充满温情的回忆：
"谈到我在桂林写的文章，他觉得我是在不顾一切，意即，我批评错误倾向，完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示了同意。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1]
胡风把乔冠华"引为知己"并非剃头挑子一头热。对胡风，乔冠华也说过一番动情的话："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2]话说得很动听，但真做到，谈何容易。事实上，胡、乔两人的友情并未经受住时间的考验。1948年，当胡风因文艺理论问题招致批评后，其时，人在香港的乔冠华就在《人民与文艺》第二辑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点名批评了胡风，指斥胡风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在《乔冠华临终前身世自述》中，乔提及了这篇文章，"我听说延安的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3]既批判了胡风，也作了自我批评，看来，乔冠华是借这篇文章来检讨自己和胡风那段"不拘形迹"的交往，用胡风夫人梅志的话来说，就是"他不过是借胡风来洗了手"。
不过，胡风对他和乔冠华的友情倒是报有一丝幻想的。
1966年2月11日，胡风在被迫去四川服刑的前夜，给昔日知己乔冠华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乔公足下：
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匆匆
敬礼
夫人均此
胡风[4]
1966年2月11日
虽说是"言不尽意"，虽说是"语无伦次"，但胡风写这封信的目的，明眼人一望便知，他是在寻求帮助，希望通过老朋友的关系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这当然是幻想。对胡风来说，他和乔冠华那段友谊，也许是根救命稻草，而对乔冠华来说，他和胡风那段交往早就成了一块心病。所以，乔收到这封信，立即致信章汉夫、姬鹏飞及周扬：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5]
1966年2月12日
对胡风的"病急乱投医"，乔冠华的"不便再理会"想来也是意料中事，既然胡风成了钦点的罪犯，他当然会避之惟恐不及。不过，一句"此人已不可救药"，到底让人有些心寒。其实，乔冠华说这句话，不过是在章汉夫、姬鹏飞及周扬面前表明一下自己鲜明的立场：决不会顾及旧情，同情一个反革命。
在重庆时，乔冠华之所以和胡风搅和在一起，恐怕还是因为幼稚，因为对官场险恶缺乏了解。随着阅历的增长，乔冠华对官场险恶有了足够的认识，这时的他，便将明哲保身这一信条当作了护身法宝。乔冠华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在这方面和乔堪称"心有灵犀一点通"。
1973年10月，乔冠华夫妇在纽约参加联大。"我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冠华会谈。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卷入复杂的环境，我真是不寒而栗。于是我给冠华出了个主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谈判。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我当时的确私心很重，我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象吧，反正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平安！'在我反复劝说下，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说冠华不应该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冠华说都是我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6]
看来，在明哲保身方面，章含之比乔冠华走得更远，为了不"卷入复杂的环境"，连总理的话都敢不听。
乔冠华是周总理的老部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因此得到总理的格外关照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当总理遇到麻烦时，乔仍一如既往采取了明哲保身甚至隔岸观火的策略。他后来为此曾向总理当面认错。
"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的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7]
如果胡风知道这件事，他的心里会平衡多了。在令人敬爱的总理蒙受屈辱时，作为老部下的乔，"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选择了明哲保身、袖手旁观，且"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对胡风这样的"阶下之身"，乔没有落井下石，已经算格外开恩了。
然而，官场的残酷在于，明哲保身就一定能保住身保住官位吗？粉碎"四人帮"后，乔冠华受到了审查，当时加在头上的罪名有不少，"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章含之写得很清楚：
"毛主席逝世后，从9月16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8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8]
其实，乔冠华知道"按既定方针办"的遗言是假的，因为早在1976年的四月，当时的总理华国锋就曾给他看过主席亲笔写条子："照过去方针办"。"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9]
明明知道"按既定方针办"的遗言是假的，为什么还要把它写进报告？当然是因为胆小怕事，"免得添麻烦"，是因为想保身保官位。既然全国都在学，他哪敢不写进去？然而，正是这件事成了他后来怎么也难圆其说，怎么也澄清不了的"罪名"。看来，他越想躲过是非，越是惹上是非，真可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粉碎"四人帮"后，当乔冠华试图向当时的中央作检查时，他以为自己的事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然而，此时的他却陷入了类似于当年胡风所陷入的境地。
"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入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9]
不知陷入深刻绝望中的乔冠华会不会想到胡风，想到胡风给他写求助信时的苦涩心情。我想，倘绝望的乔冠华能想到胡风的绝望，倘陷入山穷水尽的乔冠华能想到面临四面楚歌的胡风，那他的深刻绝望也算物有所值，至少，这杯辛辣的绝望苦酒，会让他反思一下自己的过往岁月，会让他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10]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相信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能懂，但多少成人，甚至伟人，终其一生，却未能参透其中的奥义。个中缘由，耐人咀嚼。
注释：[1][4][5]引自章立凡主编：《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08、309页
[2][3]引自梅志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5、549页
[6][7][8][9]引自章含之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版第131、132、167、302页
[10]引自伯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