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学者钱理群的说法，周作人对于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是从来不知后悔的。与鲁迅闹翻，出任伪督办，都是如此。在作为汉奸被捕后，他没有如一般投敌者那样，痛哭流涕地大叫"上当、受骗"呀，"被迫下水"呀等等，恰恰相反，周作人后来却一再表白，自己"出山"并非为敌所迫，有着完全的自主，用他引用孔子的话就是："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晚年，周作人在给香港友人信中也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关于周作人的不认错，不辩解，钱理群认为："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保持了浙东地方性格中的'硬气'的。"其实，周作人之所以不辩解，是因为他认为，辩解不仅无益，反而会让辩解者自取其辱，其《辩解》一文对此有详细而透彻的论述："我常看见人家口头辩解，或写文章，心里总很是怀疑，这恐怕未必有什么益处吧。""回想起从前读过的古文。。。。。。却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1”。在文中，周作人认为，辩解只能让自己成为"双料的小丑"；在周作人看来，即使能说得清的事，辩解"总难说得好看"："此外也有些事情，并没有那么重大，还不至于打小板子，解说一下似乎可以明白，这种辩解或者是可能的吧。然而，不然。事情或是排解得了，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须说他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是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么。"“2”
正因为在周作人看来，辩解是无效的，所以他特别欣赏倪元镇的那句"一说便俗"："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倪元镇所谓"俗"是什么意思呢，周作人解释得很清楚："此所谓俗，本来虽是与雅对立，在这里的意思当稍有不同，略如吾乡里的方言里的'魇'字吧，或者近于江浙通行的'寿头'，勉强用普通话来解说，恐怕只能说不懂事，不漂亮。"“3”
既然周作人认为，辩解是类似"寿头"的行为，是"不懂事，不漂亮"，他当然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死也不开口辩解了，因为"一说便俗"嘛。
然而，在理智上知道辩解无用是一回事，在感情上能不能抑制辩解的冲动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在我看来，周作人"落水"后，辩解的欲望一直顽固地盘踞在他的内心深处，而他于"落水"后所写下的大量文章就是在以一种曲折而隐秘的方式为自己辩解。
钱理群曾说："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周作人都能写作，这是他的特别勤勉处，也是一种特殊本领。也许是经济压力所致？那就有些可悲了。"“4”
确实，在很多时候，由于勤勉，由于经济压力，周作人一味埋头写作。不过，自"落水"后，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置起狐皮衣裘来。"“5”由此可知，周作人"落水"后大量写作并非为了缓解经济压力而是为了缓解心理压力。投身事敌，无论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还是从华夏悠久的文化传统方面来看，都是不可原谅的行为，按学者谢泳的观点，叛国投敌是一种越过了做人的底线的行为，永远不会为后世所谅解。"我有一个基本看法是无论世道怎样艰难，做人如何不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个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6”
尽管周作人身上有一种浙东人的"硬气"，尽管他的民族意识一向淡漠，但他也深知，文人失节比女人失贞要面临着更大的舆论压力。正如钱理群先生说的那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周作人却又不能不承受中国源深流长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的强大心理压力。按照这一传统，周作人与敌人合作的历史只能是屈辱的、不光荣的罪恶的堆砌，周作人在心灵深处越是拒绝这一历史评价，越是不能摆脱它所造成的阴影，越是需要用另一种评价，来与之抗衡，以取得心理的某种补偿或平衡。"“7”在我看来，周作人"落水"后写下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正是为了"取得心理的某种补偿或平衡"。
在《中国的思想问题》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对焦理堂的一段话大加发挥，引申出他的"生存道德"观来：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说的本是同样的道理，但经焦君发挥，意更明显。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8”
这段话，涩味很重，但其要点就是告诉我们：人类之间"设法圆满的相处"就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
接下来，周作人笔锋一转，把"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与中国当时的现实联系起来：
"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为仁的根苗，为人类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发展也就分歧，或又求生存而进于求永生以至无生，如犹太印度之趋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转为求权力，如罗马之建立帝国主义，都是显著的例，惟独中国固执着简单的现世主义，讲实际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从浅处说这是根据于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够深了，再从高处说，使物我各得其所，是圣人之用心，却也是匹夫匹妇所能着力，全然顺应物理人情，别无一点不自然的地方。"“9”
这里，周作人虽然把话题扯得很远，如印度、罗马等，但其目的却是宣扬中国"简单的现世主义"，也就是把求生存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而在外敌入侵抗敌无望的当时，想活着就得和侵略者"共存共荣"，和日本人"设法圆满的相处"，讲得直白一点，就是甘当一个忍辱偷生的亡国奴。在这里，周作人特别安慰人们，为了活着当亡国奴没什么大不了，"从浅处说这是根据于生物的求生本能"，符合"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再从高处说，使物我各得其所，是圣人之用心，却也是匹夫匹妇所能着力，全然顺应物理人情，别无一点不自然的地方。""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总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
不过周作人毕竟非等闲之辈，他深知以自己一个"落水者"的身份来说服国人和侵略者"共存共荣"是有很大难度的，于是，他搬出了中国的圣人孔子、孟子，认为所谓"求生存"的"原始生存道德"也正是孔、孟所反复宣扬的政治主张。
"孟子说仁政以黎民不饥不寒为主，反面更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则是丧乱之兆，此事极简单，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现象是安居乐业，结果是太平，不仁的现象是民不聊生，结果是乱。这里我们所忧虑的事，所说的危险，已经说明了，就是乱。"“10”
在这里，周作人借孔孟之口，强调，所谓"仁政"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天下太平。换句话来说，只要统治者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统治者就是可以接受的，至于这个统治者是本族的还是外族的，其实无关紧要。所以，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有着一石二鸟之作用：一是呼吁日本侵略者要推行"仁政"以防官逼民反；二是开导中国老百姓不要以卵击石去抗战而是要逆来顺受做一个顺民以求天下太平。
不过，做一个苟且偷生的亡国奴毕竟是耻辱的，但周作人认为，要想保命，不至于国破家亡身也死，那就只好忍了。周作人博览全书，想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找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实在易如反掌。周作人曾不止一次引用了《老学庵笔记》里的一则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则故事如下：
"青城山上管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麸，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11”
周作人激赏这位长寿者的养生之道，对这一节话，周作人有如下阐释："这一节话我看了非常舒服，上官道人虽是道士，不夭不乱之说却正合于儒家思想，是最小限度的政治主张""养生之道通于治国，殆是道家的说法，这里明了的说出，而归结于谨之一字，在中国尤为与政治的病根适合。这种思想不算新了，却是合于学理的，补固是开源，谨亦是节流，原是殊途而同归也。"
这里关键字当然是那个"谨"字，在我看来，这里的"谨"字的确切含义应该是"安分守纪""乐天知命"以求"不夭不乱"。在这里，周作人仍然是通过上官道人的话来宣扬自己的"投降论"：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和敌人死拼，无异于送死，只有牢记"谨"字，做一个顺民，这样，国家才会"不乱"，人民才会"不夭"。当然，如果周作人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他的投身事敌就成了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甚至是令人敬佩的明智之举。所以，周作人这番话其实也是在以十分曲折的方式为自己辩解，只要你读懂了那个"谨"字，你也就读懂了周作人的良苦用心。
在外族入侵之际，一般会有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周作人向来欣赏的是主和派，他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事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12”说这番话时，周作人还没有"落水"，而等他终于"落水"当了汉奸，他也就把自己等同于他笔下的"主和"派了，换句话说，以他的逻辑，他的"落水"并非人生污点，而是恰恰显示了他的"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周作人的这篇长文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但其中心意思在我看来就是其中的一句话："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总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由于"共存共荣"是当时的一句含义明显而又臭名昭著的口号，所以，周作人这篇文章的政治意图也就昭然如揭了。
虽然周作人极力证明，"共存共荣"是正当的办法，是人类独有的生存道德，是"全然顺应物理人情，别无一点不自然的地方"，但他也知道，当亡国奴，当汉奸，毕竟是不光彩的事也是一种羞耻，那么，怎么面对这种羞耻呢？是不堪羞辱"引刀成一快"还是忍辱含垢先把命保住呢？在《道义之事功化》一文中，周作人对此有"精彩"的剖析。
"'《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这里说的直截痛快，意思已是十分明白了。我所说的道义之事功化，大抵也就是这个意思，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13”
这里，周作人说得很明显，"一死便了事"不如"拼命去做事"，且只要能"拼命做事"，哪怕"以名誉生命为资材"也是值得的。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周作人"落水"后为什么不说他的"落水"是因为敌人强迫的而是出于主动，原来，他的"落水"不过是"以名誉生命为资材""拼命做事"罢了。周作人被捕后在法庭上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一点来为自己辩解的。
入狱后，周作人在《自白书》里这样辩解："初拟卖文为生，嗣因环境恶劣，于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在法庭上，周作人也这样辩称："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14”
从这些辩称可看出，周作人认为自己"落水"当汉奸，就是"以名誉生命为资材"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虽然名声不好听，但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
在我看来，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或曰自我美化充分体现在他所转录的英国蔼理斯讲的一个故事里。
"今天我从报上见到记事，有一之运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鱼雷，虽然离岸不远却立刻沉没了。一个看护妇还在甲板上。她动手脱去衣服，对旁边的人们说道，大哥们不要见怪，我须得去救小子们的病。她在水里游来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这个女人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我有时遇到同样的女性的，优美而大胆的女人，她们做过同样勇敢的事，或者更为勇敢因为更复杂地困难，我常觉得我的心在她们前面像一只香炉似的摆着，发出爱与崇拜的之永久的香烟。
我梦想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强的列焰，在那里羞耻化为勇气而仍还是羞耻，在那里女人仍异于男子与我所欲毁灭的并无不同，在那里女人具有自己显示之美，如古代传说所讲的那样动人，但在那里富于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的热情，远超出于旧世界之上。自从我有所梦以来，我便在梦想这世界。"“15”
周作人对这番话大为欣赏，当然也少不了大加发挥一番：
"这一节话说得真好，原作者虽是外国人，却能写出中国古代哲人也即是现代有思想的人所说的话，在我这是一种启发，勇敢与新的羞耻，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这些词句我未曾想到，却正是极用得着在文章里，所以我如今赶紧利用了来补足说，这里所主张的是新的羞耻，以仁存心，明智的想，勇敢的做，地中海岸的看护妇是为榜样，是即道义之事功化也。"“16”
周作人之所以对这番话"相见恨晚"，是因为他从中找了足以开脱自己的理由："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并且他也一厢情愿地从那个脱光衣服下水救人的看护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者可以说，看护妇和他周作人不谋而合都是"道义之事功化"的实践者，都是"以仁存心，明智的想，勇敢的做"。
"以仁存心"就是说两人的"下水"动机都是好的，都是为了救人。"明智的想"就是说两人都能认清形势，识得轻重--看护妇是懂得救人事大，走光事小；周作人是认为抗争无异以卵击石，投降才能既救出自己亦可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勇敢的做"的意思则是说既然问心无愧，何妨一意孤行，看护妇为了救人，毫不犹豫脱衣光膀子下水，"即使大哥们要见怪也顾不得"；而他周作人则为了"维持教育，抵抗奴化"，也不必扭扭捏捏"落水"当汉奸了，至于他人不理解、甚至指责、斥骂，他自然可以学看护妇的态度，"即使大哥们要见怪也顾不得"。我敢说，对于已经"落水"的周作人来说，跳入水中的看护妇既是一道挡箭牌（对人）也是一粒安眠药（对己），即使周作人不能通过看护妇的言行来说服旁人接受他的"下水"有理的结论，至少，这个义无返顾、脱衣下水的"富于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的热情"的泼辣、明断的女子也会给他带来"吾道不孤"的深沉安慰。
不过，我想说的是，看护妇跳入水中，救出的是实实在在的溺水者；而周作人"落水"后的"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则是大言不惭的自说自话；另外，看护妇光膀子的羞耻与周作人"落水"事敌的耻辱既不是同一层面的也不是同一性质的。所以，虽然周作人煞费苦心把看护妇的"下水"与自己的"落水"相提并论，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实在看不出两个"下水"者之间有何实质性联系。
周作人之所以敢于站在主和派的立场，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敢替秦桧这样的投降派翻案，是因为在历史上，主战派往往是始于慷慨激昂终于一败涂地，最后还是靠主和派出来收拾残局。不过，这一回，投降派似乎没能等到他们预料的结局。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节节败退，周作人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行将就木，这时候的他恐怕再没心思也再没理由为投降派辩护了，他的所谓"道义事功化"的理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他的"落水"虽属于他所主张的"新的羞耻"，是"以仁存心"是"勇敢的做"，但却绝对不是"明智的想"。如果自己的事敌生涯是如此短暂，且换来的是一场牢狱之灾，那么，这样的选择还是"明智的想"吗？然而，周作人身上确实具有浙东人的"硬气"，即使颜面扫尽，他仍然不肯痛痛快快地认错，这时候的周作人又为自己的"落水"找了个日常化的借口。他认为是家室之累使得他无法南迁，不得不在沦陷的北京"苦住"，从而身不由己地走向深渊。
1938年8月，胡适从伦敦给尚未"落水"的周作人寄去一首诗，诗中写道："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对胡适的忠告，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巷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17”
这里，周作人说得很清楚，"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他才不得不在北平"苦住"。
在1938年，关心、劝说周作人的当然不止胡适一人。这一年，已随校南迁至昆明的叶公超教授，曾回北平安排家属南行。叶到北平前，先与常风联系过，见面后，叶告诉常风，除安排家属外，他还负有使命，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派他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周作人两位到昆明。于是，常风陪叶去找周作人，当时的谈话情形，常风是这样记述的：
"大家喝茶时叶（公超）先生才对周（作人）讲他此次回平除了安排家属南行，看望一下老朋友们，还负有特殊任务。他一五一十说来，周微微颔首倾听。叶先生讲完，周作人说他对北大和中央研究院对他的关怀十分感激，可是'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18”
这里，周作人再次强调了家室之累使他无法南迁，他还特别提到自己要养活"鲁迅的母亲"，"鲁迅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他为什么这样来称呼自己的母亲？其实，周作人这样说自然是"别有用心"的。
周作人知道，大众既然爱戴鲁迅，当然也会关心"鲁迅的母亲"，那么，"养活鲁迅的母亲"不就成了他"苦住"北平的十分正当的理由？换句话说，为了南迁，即使他可以抛妻别子，也不能把"鲁迅的母亲"扔在沦陷区不管吧？如此，别人也就无法说服他离开北平了。
周作人《怀废名》中，有段话很耐人寻味："废名其时在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做讲师，生活很是安定了，到了民国二十五六年，不知怎的忽然又将夫人和子女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当然大家觉得他大可不必，及至卢沟桥事件发生，又很羡慕他，虽然他未必真有先知。"表面上是羡慕废名一个人自由自在，实际上是抱怨自己有家室之累，不能像废名那样可以拔腿就走。
周作人习惯把一件小事一个简单的说法上升为一种哲学。在《中国的思想问题》里，他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老掉牙的说法上升为"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在《道义之事功化》里，他把投身事敌、苟且偷生上升到"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的高度（这里，周作人刻意淡化民族意识、强化人类意识，为自己辩白的意图十分明显，显得不够"蕴藉"）。1943年，周作人写了篇《记杜逢辰君的事》，借纪念一位十年前病逝的学生，宣扬他所谓"牺牲一己以利他人""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的哲学，并且认为，这种"牺牲"这种"忍受""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
杜逢辰是周作人的一个学生，因贫病交加，想自杀，后经周作人劝说，"杜君就改变了态度，肯吃药喝粥了"，那么，周作人是怎么劝这个学生的呢？周作人的话大意如下："你个人痛苦，欲求脱离，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现在你身子不是个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们不愿你离去，你还须体谅他们的意思，虽然这于你个人是一个痛苦，暂为他们而留住。"周作人这几句话"本极寻常"，却"不意打动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转过念来，愿以个人的苦痛去抵消家属的悲哀"，于是，周作人对杜逢辰大加赞赏："我想起几句成语，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杜君的事正当得起这名称。"“19”
杜逢辰于10年前就已经病故了，周作人为何要等到10年后才写这篇纪念文章？这不奇怪，在周作人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时，他需要借杜逢辰这个人物来安慰自己，他需要借杜逢辰这个亡灵来倾倒内心的苦水。
在文中，周作人说："我平常最怕说不负责的话，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的事，即使听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轻易主张叫人家去做。这回因受托劝解，搜索枯肠凑上这一节去，却意外的发生效力，得到严重的结果，对于杜君我感觉负着一种责任。但是考索思虑，过了十年之后，我却得到了慰解，因为觉得我不曾欺骗杜君，因为我劝他那么做，在他的场合固是难能可贵，在别人也并不是没有。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于为人的，为儿孙作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实上却不能不认他也是这一部类，其上者则为学问为艺文为政治，他们随时能把生命放得下，本来也乐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这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则因有劝说的关系，很感到一种鞭策，太史公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20”
句句是在夸赞杜逢辰，句句也是在安慰他周作人，不是么？他周作人不正是因为家室之累，而不得不在北平"苦住"，进而"落水"沦为罪人？他这样做不也是"以个人的苦痛去抵消家属的悲哀"吗？不也是"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吗？不也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吗？
如果说周作人因家室之累而无法南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因家室之累而"落水"当汉奸恐怕就说不过去了。为家人牺牲自己虽说可以理解，但偏说这种"牺牲"是"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甚至是什么"圣贤事业"，那就分明有无限上纲之嫌了。
在周作人认为中国必败时，他就设法证明，他的苟且偷生他的投身事敌是符合"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是"新的羞耻"，是"以仁存心，明智的想，勇敢的做"；而当日本败局已定后，他又把自己"苦住"北平，最终"落水"归咎于家室之累。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自我安慰的需要屏蔽了周作人的视线，使他对自己文章里的前后不一浑然不觉。
我认为，周作人写《中国的思想问题》、《道义的事功化》时，其心绪与他写《记杜逢辰君的事》时的心绪是不同的，写《中国的思想问题》、《道义的事功化》时，他对自己的"落水"并不后悔，因为，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明智的想，勇敢的做"；而在写《记杜逢辰君的事》时，他已经有悔意了，所以，才会抱怨什么家室之累，才会大谈什么"愿以个人的苦痛去抵消家属的悲哀"、什么"为儿孙作马牛"。恰恰是这种前后不一暴露了周作人写作的真正动机：自慰。
知道辩解是无用的是可笑的，而写作时又无法抑制辩解的冲动，周作人文章的"涩"味由此形成。这里的"涩"首先是一种心绪的苦涩：明知辩解无益，却抑制不了辩解的冲动，一而再再而三在文章里自我辩白，其心态之无奈之苦涩，可想而知；其次，这里的"涩"是一种为文之艰涩，由于周作人喜欢以隐讳曲折--"曲径通幽处"的方式来自我辩白，所以其文章的真实意图往往如水中之盐，你可以品尝其味却不能寻踪觅迹。
另外，周作人文章的"涩味"还常常在于他文章的"隔"。对于周作人文章的"隔"，有位评论家的看法颇为精当："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实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出来的，知堂先生知道这一点，他是不言而中，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礼便好了。知堂先生近来常常戏言，他替人写的序跋文都以不切题为宗旨。。。。。。。这种文章我想都是'隔'，却是'此中有真意'存乎其间也。"“21”
倘若不对周作人的文章仔细吟味，你会发现，他的文章确实"都以不切题为宗旨"，譬如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作者只提到一次"共存共荣"，如果你没留意这句在文中显得极不起眼的话，你就无法了解周作人写此文的真实意图。在《道义的事功化》里，作者对那位脱光衣服下水救人的看护妇大加赞赏，倘你缺乏想象力不能从看护妇的"下水"联想到周作人的"落水"，那你就白白辜负了周作人的一番笔墨一番苦心。《记杜逢辰君的事》的一开头就显得意味深长："此文题目很平凡，文章也不会写得怎么有趣味，一定将使读者感觉失望，但是我自己却觉得颇有意义，近十年中时时想到要写，总未成功，直至现在才勉强写出，这在我是很满足的事。"明知读者失望，为什么还要写？十年中时时要写，为什么要等到这时才写且写出后感觉很满足？
我们知道，此刻的周作人知道日本人大势已去，自己短暂的政治生涯行将结束，在极度沮丧、失望、愤懑之际，周作人才想到杜逢辰，准确地说是想到自己当初劝杜逢辰的那番话，现在，当初他送给杜逢辰的那番话正好可以物归原主安慰他自己疲惫的身心了。倘不结合周作人当时的处境和心绪，你会很难理解，在他心力交瘁、六神无主之际，他何以会有闲情逸致写文章纪念一个十年前就已死去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完这篇文章，周作人感觉很满足，是因为他终于借"杜逢辰"这杯酒浇了自己胸中的块垒，借了"杜逢辰"这个题目吐完了自己胸中的苦水。挂的是"杜逢辰"这个"羊头"，卖的是他"周作人"的"狗肉"，或许，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以不切题为宗旨"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隔"或"涩"。
周作人的文章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此中有真意"，虽辩却无言。然而，虽然"辩"得巧妙、"辩"得艺术，"辩"得不落痕迹，但到底还是"辩"了。尽管周作人知道"一说便俗"，但他到底还是未能免俗，或许，这正是人性的弱点也未可知。
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周作人如同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那样抓住手中的笔寻求自慰，或者用钱理群的话来说，就是"以取得心理的某种补偿或平衡"，这也许正验证了那句老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魏邦良皖、马鞍山市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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