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颜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教授，博士后）
从邓小平所说的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的观点看，考察发展的公正性就应有全球视角。全球发展公正性主体问题涉及谁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后现代发展哲学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和现代发展观的缺陷与不公正性，但它却因没有底板而走向了相对主义。能否超越后现代、能否克服后现代在全球发展问题上的不公正性？本文就此问题略抒管见，以抛砖引玉。
一、后现代在主体认同方面对传统与现代的超越
后现代发展哲学中的主体认同主要是指主体际发展哲学，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关系，它超越了传统单一主体与单一客体关系的模式，也超越了现代主客相关模式，进入了主―主关系模式。在研究发展问题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后现代关系，是一种新思路，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过程和结果。
单一主体、单一客体和主客相关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遇到了“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后现代发展理论解决这个问题时，解构了单一主体论和单一客体论，也克服了主客相关论的缺陷，转向了主―主模式。这种转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人类首先必须区分主体和客体，形成“主体―客体”的模式。在主体由笼统的总体中分化出相对独立的个人主体或群体主体以后，主体―主体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主体―客体模式处理主体―主体关系不再有效，自然会转向后现代模式。
后现代主体观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矛盾更加加剧突出，竞争也日益激烈尖锐，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在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军备竞赛加剧、人文精神失落等一系列问题。人类理性的成果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痛苦甚至成了杀人的工具，人性的残忍与人文精神的堕落和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悲惨的现实与资产阶级宣扬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相差悬殊。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因此，以所谓理性与人道建立的资本主义新制度“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较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后现代主体观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对两次世界大战反思的结果。二战后人们看到了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失效，为了寻找新的价值观，后现代展开了破坏性的批判，提出了自己的反叛理论。它认为理性主义并不像其标榜的那样公正，相反，它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观，工具理性只是常规科学家和技术官僚这些社会集团思维定势的规范，把其作为普遍的价值观是新的信仰主义、新的教条主义；人文主义也一样，它所推崇的人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大写的人，这种抽象的大写的人与神一样，压抑个性，阻碍人性的全面发展。后现代主体观使用了各种破坏的、否定的、批判的和解构的方法对单一主（客）体论和主客相关论的主体观进行批判。
人是人的镜子，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每个发展主体既能从其他主体观照自己，也能从自己观照其他主体。后现代的这种相互观照，既确定了对于主体而言的自我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认了其他主体的自我主体的存在，因此后现代发展观克服了传统单一主体论、单一客体论和现代主客相关论不公正地对待他者的缺陷。
二、全球发展公正性中后现代的缺陷
后现代主体观虽克服了传统和现代主体观不公正地对待他者的缺陷，但它也不是一种公正的发展观，后现代主体观也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它主要有如下不足：
首先，后现代主体观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后现代主体观在面对生态危机的发展困境时主张“零增长”，而“零增长”不仅不能解决生态问题，还会使全球现存的不公正情况永恒化，故“零增长”既无可能也无现实性，因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愿也不会零增长，“零增长”不可能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解决全球发展的公正性问题。
其次，后现代主体观取代传统单一主（客）体论和现代主客相关论时采取了不正确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它自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后现代在摧毁逻各斯、理性逻辑之后，它又确立了一种新的非理性的逻辑，即不规则的逻辑、“撒播”（disse mination）的逻辑、“延异”（dif ferance）的逻辑。德里达认为文本像“撒播”出去的种子，并非朝某一固定方向，它是自由生长的。“撒播把自己放在开放的‘延异’链条中……（撒播）并不意指什么，无法给它下定义……撒播产生许多不确定的语义效果，它既不追溯某种原始的在场，也不神往将来的在场，它标志着……生衍着多样性”。后现代主体观是无底板反中心的，但它却又确立了新的中心。如罗蒂在其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的导论中理直气壮地说：“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些信念”。德里达也承认：“我从来未说过不存在中心，没有说过我们可以不要中心。”
第三，后现代主体观“无深度感”，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平淡，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后现代理论不像单一主体论那样重点讨论外部问题，而且也不像单一主体论一样主要讨论经验和意义问题，其作品“一般拒绝任何解释，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在时间上分离的阅读经验，无法在解释的意义上进行分析，只能不断地被重复。”詹明信指出：“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
最后，后现代主体观取消历史意识。这是其取消深度模式的另一种表现。取消历史意识与它对时间的独特处理方式相关。后现代主体观把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詹明信把这称为“精神分裂的理论。”“精神分裂的理论”强调消解历史，把握某种新的永恒的现在，它已没有了时间连续性的感受，“只有纯粹的、孤立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念已经失踪了，只剩下永久的现在或纯的现在和纯的指符的连续。”这样精神分裂者就成为纵情于一个当下的无我之象，永不愉快。于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历史只存在纯粹的形象和幻影”。丢掉了历史，就丢掉了自己的根，后现代主义者就只能在当下像浮萍般漂来荡去，在断裂历史中遭遇彻底的虚无。
总之，后现代主体观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及其矛盾冲突，它主张流于平面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消解追求真理、正义，崇尚等级的价值观，推崇游戏人生，造成无主体无义务，中心隐遁主体死亡，是一种消极的、相对主义的发展观。
但是，后现代主体观表现出来的文化虚无、主体死亡、理想破灭等的理论与心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社会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状况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此外，后现代主体观对西方社会状况的分析和批判，对其现代性的批判所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交往实践发展观：超越后现代的积极尝试
后现代主体观既然没有底板也就不是公正的发展观，公正的发展观必须超越后现代。怎样超越后现代？在全球交往实践中既不仅仅把他者看成客体也不仅仅把他者看成主体，这就既克服了传统单一主（客）体论和现代主客相关论的缺陷，又克服了后现代论的缺陷。只有具有了这种“共识”，才能建构公正的全球交往实践发展观。
全球主体的发展大体可概括为两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这其中每一类又可分为两类：（1）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2）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生产和交往都是主体的实践活动，生产是按照“主体―客体”模式进行的过程。物质生产是劳动者（主体）使用工具（中介）作用于对象（客体）的过程，其结果是物质产品。精神生产主要是脑力劳动，但也要运用某种工具，加工一定的对象，使其精神产品能以可感的形态呈现出来。与生产不同，交往是按照“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进行的，但是后现代主体观却忽视了中介客体，没有了底板，就会滑向相对主义。
全球发展是主体之间物质的和精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使是精神交往，也是人这种感性的、物质的存在物之间的关系，要借助于感性的、物质的手段来进行，因而也是实践性的活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作为后现代的活动是实践性的，都应包括在交往实践的范畴里。也就是说，交往活动同生产活动一样都是实践活动，但又是与生产活动不同的实践活动。
全球各发展主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他们共有的客体世界为前提。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而且只能为一种共在而不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独在的可能性就是共在的证明。”全球发展主体与主体的存在是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共同存在，主体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独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全球发展实际上是各主体与其他主体借助于中介客体通过交往实践而实现的。
因此，主客主交往实践发展观超越了后现代主体观的无底板性，它是全球主体论，是全球双向交往双重整合的结果，它既能克服传统单一主（客）体论和现代主客相关论的缺陷与不公正性，又能克服后现代主体论的缺陷与不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