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平畅志
（日本鹿儿岛国际大学教授）
在1997年11月于东京召开的日中价值论国际研讨会的报告书的开头，岩崎允胤先生引用了王玉？先生关于价值哲学的一段话：“人的一切活动都与价值有关系，价值活动贯穿于人的各种活动之中”，并指出“人的活动是具有价值的事物的对象化”。的确，可以说人在价值意识的引导下，进行着使有价值事物具体化的各种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价值意识是构成给人们的实践指出方向的重要的契机的东西。
一、意识形态与国民意识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讲到：“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此时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希望的东西无疑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假如是这样，对特定历史阶段中人们把什么当作有价值的东西去意识这个问题的理解，就必然是对那个时代历史性动因的把握。
毋庸赘言，每个人的意识的形成并不是毫无前提的，而是要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以一种外露的形式直接支配着个人的意识，它相对地受到单独的个人价值意识的曲率的影响而发生曲折。于是，个人便把意识作为自我意识而对待，并认识到行为是自我意识支配下的主体行为。因此，要理解人的行为，就必须认真思考主流意识形态在个人身上的主体化，即意识变换过程中个人具有的价值意识的作用。当然也不能否定个人具有的价值意识本身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是，要理解规定个人行为的意识与行为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对社会的总体意识形态与规定个人行为的价值意识作出相对的区别，搞清楚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下面，我想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上的热点，来探讨一下在超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横行的时代里国民方面的意识形态接受问题。
1941年12月8日，一位十分激动的国民学校校长听到日本军进攻珍珠港的消息后，为儿童们写了一篇歌颂日本侵略军的文章。那种兴奋的状态，现在看起来十分滑稽，但是这样的兴奋，在当时听到进攻珍珠港消息后的国民中间决不是少数。那个时期，日本侵华战争陷入难以取得进展的泥潭，许多国民当兵参战付出牺牲，而且生活的贫困程度日益加深，尽管如此，国民们为何会因以美国这一大国为对手的新的战争的开始而感到兴奋呢？
当然这种对日美开战表现出的兴奋和热情决不是有深层次根基的现象。这一点在数年后国民接受战败和占领军的进驻这一事态时的反应方式上也能得到明证。在战争期间一直滞留在日本的法国记者罗贝尔？格兰就关于上面介绍的以兴奋开始的战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结束时的日本人的情形，即关于日本人怎样接受战败这一结果的问题，作了如下的描述。
“日本人的性格是在悲剧的大幕落下之时也要给我们最后的惊讶。七千五百万日本人，肯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甚至于一介工匠都对日本人所说的若投降不如剖腹自杀这句话深信不疑。可是，当掩面而泣的日本再次向我们展示她的面容时，日本是以平静的方式迎接战败。他们接受战败的态度里有一种令人感到意外的容易程度。日本人未表示出明显的精神折磨就翻开了新的一页，甚至在脸上现出了久违的明亮表情。那种日本人的微笑。”
这个以“日本人的微笑”为题的评论文章，介绍了在战争期间如此高度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日本人，又是如何毫无思想上的折磨、轻易地适应了战败这样一个事态的情形。当然如果仔细地查看每一个日本人的实际状态的话，不能够忽略现实更为复杂，而且痛苦地经历了思想上的折磨的人也一定为数不少这样一个事实。国民们普遍的精神状况，可以说与格兰指出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尽管人们曾经不仅仅为日美开战而如此的兴奋，毫无批判地追从政府的战争政策，而且还全力协助了战争。
但是，如果把面对这样结果表现出的大部分日本人思想上折磨的欠缺，按格兰的说法归于思想浅薄的话，并不能认为这是对这个时期国民的精神状况的正确把握。T.伊格尔顿在他的著作《何谓意识形态》的开头部分讲道：“研究意识形态，也就是探求人们怎样为自己的不幸而投资的事情”，的确，在国民对战争和其结果的反应中，假如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国民接受面临的现实时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性，同时，仅仅是看国民的表面的反应而不将其事实搞清楚的话，就不会明白国民的任何真实情况。也就是说国民对于战败这样一个事态表现出的反应，应当说是该国国民由受其控制的意识形态中归结出的东西，应当看到，在这里显示出来的是，面对局势的戏剧性变化和信念的破灭，形成将此作为自己遭遇的活生生的事实而真诚面对的精神和机会被剥夺后的、对世界以及人生的认识的结构。
意识形态的范畴包含着极为广泛的意义内容，我想姑且将此定义为特定社会中的主流思想模式。而且意识形态确实会给个人的意识状态起到导向作用，因此它支配着个人的行为和其整个生活，规定着他的生活形态以及生活表现方式。但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主流思想模式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直接地作为具体的个人的思想模式丝毫不落地支配着意识活动的全部领域。人的行为通常仅仅是以个别具体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作为促使个别人一定行为的动机的个别的意识是有别于支配社会的总体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正是与这个个别的东西的结合，才使得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对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个人产生思想上的影响力，并沿着某个已策划好的方向促成具体的行动。这个个别的意识把作为人的具体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的价值意识作为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因此它还担负着有选择的决定行动时的价值判断并把它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功能。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在与个人的内部意识的结合中而被主体化，也因此才能够规定实际生活的真实内在。当然，对意识形态的这样的理解，如上所述，价值意识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否定它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成的这样一个事实。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社会一般性的思想模式并不是直接地规定具体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依照个人作为个人根源基础具有的思想的曲率，只是在一般性的东西被具体化了的时候，意识形态才会起到促使人行动的作用。必须明白这时个人具有的思想曲率，在个人所处的历史社会的条件中呈现固有的状态。
根据T.伊格尔顿介绍的内容，俄国的保诺基罗夫把“行为的意识形态”与“确立了的观念体系”二者区分开来，指出“行为的意识形态”所表示的是“由给我们所有的审判级别之间的行为和行动以及我们所有的‘意识’状态赋予实质意义的、既未成体系又未被固定的内部话和外部话构成的具有环境色彩的东西”，同样，俄国的M.巴夫廷也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把与生活体验有直接关系的语言表达的总体定义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之后，又指出这个意识形态“是未经固定的内部语言、外部语言的领域，给我们的所有的行动和行为以及我们的‘意识性质的’状态的全部赋予实质意义”，此预想到在作为规定行为和行动的东西的人的精神活动的根底，具有某种基础性意识的存在。尚未形成体系的，如上所述在其独自性方面可以捕捉到的意识的某种存在，才可以说是上述的每个人的思想的曲率，即大致对应于个人消化吸收了的价值意识的东西。
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在这样的结构中去理解的话，依据它我们应当对开战时造成的那样程度的国民的兴奋的政治认识、意识形态状况出自何处这个问题进行怎样的探讨？日本对华侵略战争陷入泥潭，日本国内状况遇到各种困难，战争死亡者不断增加，尽管如此，为何不正视战争带来的牺牲和困难，反而轻易地被国家散布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抱有极为朴素的疑问。当然，持有这样的疑问本身，必须对可能出现的“对当时处于法西斯政治统治下的国民的现实知之甚少”这样的批评做好精神准备。但是，我们也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不正视国家的战争政策引起的各种困难，被那种兴奋牵引而丧失了清醒地认识战争这样一个人类最大悲剧的视线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不可回避的沉重的问题。毋庸赘言，这个问题本身具有极为广泛的透视角度，必须从多个角度加以论述。我们打算从权力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国民的接受构造这样一个角度进行探讨。
二、价值意识的形成
为了搞清楚把国民引入战争的兴奋状态的天皇制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国民的什么样的价值意识缝合，并能够以绝对优势统治国民的精神这个问题，我认为着重考察对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出最单纯反应的年轻人的意识结构是最有效的。可以认为只有他们才最为典型地反映出国民对意识形态的接受状况，而且实际上他们正是以单纯的方式接受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为此而生，为此而死去的。
作为特攻队员丧生的很多年轻人留下的遗书中，都吐露了对家庭的惜别和热烈的爱国心情。可以说支撑他们不怕死的觉悟的是，作为对亚洲的殖民地化的解放而理解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保卫祖国”这样的信念。而且这样的信念大多数时候是跟对天皇的忠节、忠诚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为了那样的使命去牺牲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责任和宿命。如同这些年轻人一样，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很多国民，尽管其本身也是模糊的观念，但是基本同样地思考并接受了战争。不正视现实的多面性，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牵引下，为这样的信念去卖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主流意识方面，如何给这次战争定位呢？从对美英的宣战诏书来看，开战的理由大致如下，即“美英两国支持中华民国的残留政权，在和平的美名下企图称霸东洋，并且因经济断交危及到我国的存亡，增大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迫使我国屈从。因此为了自存自卫，为了打碎一切障碍，不开战端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是为了除掉美英称霸东洋的野心，恢复东洋的和平，为了打开受军事威胁和经济压迫而被迫面临国家存亡危机的状况，为了自卫而不得已开始战争的。而且对美英等列强的蛮横的愤慨和从殖民地统治中解放东亚的口号，是早已通过媒体反复呼喊过的事情，也博得了国民的共鸣。上述特攻队员的遗书中所见到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保卫祖国”的意识，不能单单看作是受政府的战争宣扬和媒体宣传扩大的影响而单纯接受的东西。不去关注现实中进行的战争的多面性、特别是其侵略性质，毫无批判地接受统治集团散布的意识形态的精神结构，可以认为是此前在这些年轻人意识的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已经无法从侵华战争的泥潭中自拔的状况下，国民对顽强抵抗的中国进行支援的美英两国的仇恨，在与亚洲的殖民地统治的事实结合在一起而被增大，因此，尽管是如果不能从他们的手里解放亚洲，我国的命运及和平也难以保障这样一种其自身被歪曲了的认识，已经成为国民共同的东西。这是因为对欧美列强的亚洲殖民地统治的批判意识这样的意识，早在明治以来就植根于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因此，执政者宣传的关于这一次的战争是为了东洋和平与国家存亡的战争这一开战的理由，能够顺利进入国民的心中，处于这一时代的年轻人，其精神社会化的目标必须是能够应对这个危机的时代。
但是，纯洁的精神并没有直接被时代的主流思想所改变。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意识结构从幼儿期开始，经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化过程而形成。应当认为他是通过与以双亲为首的很多与他有关系的人、学校以及他在生活中必须遵循的诸多制度以及围绕他的各种社会环境的因素等的关联，学习掌握那些在他生活的社会中被视为妥当的意识和行为方式的。这个过程，包含着随着体验的扩大不断地给以前获得的意识和行为方式里增添以及修正新的东西的方面，而且还意味着前面获得的意识及行为方式决定并选择新学习掌握的东西的方面。所谓意识形态的接受，无非是由先行获取的意识和行为方式规定下的有选择的接受。
而且我们也有必要关注一下作用于这个社会化过程的心理因素。这正如适应和归顺这两个词语的区别所显示的那样，是将自己社会化过程时的应当称为精神姿态的主体态度。正如社会化这样一个词语本身表示的那样，它是获得适应于社会的能力的过程，因此必须具有先天性接受被社会普遍认为合适的东西这样一个侧面。此时被要求社会化的主体，会有无条件地适应的时候和非自愿地把自己归顺的时候这样两种态度。社会化过程，即使在一个人的场合多多少少都含有这两个方面。而且这样的事实也表明社会化这个过程是在受先前获得的意识和行为方式的规定状态下而进行的、多半是社会性强制的过程。总而言之，顺应以从殖民地统治下解放亚洲和“保卫祖国”这样的观点来接受战争，对其他方面漠然视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意识，其前提是以它为终点的精神的社会化过程。
个人的意识的形成过程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它一般化并以具体的形式将其取出。但是可以通过把每一个国民将自己归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成的构造与围绕国民的意识形态状况联系起来，并将它作为其基本的部分理解是可能的。以意识形态的方式统治国民的手段之一，是剥夺国民接触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机会。通过剥夺建立其他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的机会的手法，能够培养出只会按照所给予的思想的框架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意识。通过国定教科书只灌输国家公定的思想，剥夺接触其他思想方法的机会的教育的彻底贯彻，就会很容易地引发毫无批判地接受所给予的思想，而且这种情形决不仅仅限于学校。
如果把明治维新以来我国的思想的历史展现开来，就能看到其中对有损害国家权威危险的“异端思想”的彻底排除和思想迫害的历史。如果查阅一下1875年公布报纸条例以来有代表性的事件，能够看到1891年的内村鉴三对教育敕语拒绝拜礼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基督教排斥论的社会蔓延；1892年发生的对久米邦武的古代史研究论文的镇压事件；1910年对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检举和处刑，其次是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的公布。如此这般，由统治权力定为正统的价值观，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认识以外的认识途径，基本上都被关闭了。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也在考察国民的战争责任的论考中，从“日本国民所处的历史境地”这一视角论述了国民为什么毫无批判地接受战争而未反对的问题。然而若从结论的角度来说，可以把“禁止相对看待现实的国家，把超越绝对者置于国家、君主之上的信仰”的事情，或者“精神方面的自由受到极端的压迫，知情权和学习权极为狭小”这样剥夺思想自由造成的认识限制作为重要的理由列举出来。
欧美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其实际状态姑且搁置一边，众所周知的是把个人内心的自由作为了统治的基本原则。可是在我国，从近代国家体制建立的初始，就明确地把国民的内心世界作为统治对象领域而施以管制，这是在国民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封建社会的道德是由来自上面的权威主义的强制支撑着，与此相同的结构也存在于近代的国民意识中。成为义务教育根基的“教育敕语”便是这一代表。称作修身科的道德教育，在我国的义务教育中被作为了最重要的科目，特别是把作为天皇赐教的“教育敕语”的精神深刻地印刻在儿童的心灵里成为了教育的重要目的。这个道德教育的中心目的在于要求人们为国家和天皇献身。也就是说培育能够放弃自己的利益勇于为国家和天皇献身的国民，被作为了教育的中心课题。关于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的认识，并不是听任每个国民的内心自由使然，而是采取由国家将其规范化，强制国民同意，而且给对此抵抗的人打上非国民的烙印，把他们从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其结果必然是，“把私生活看作是与国家无关、属于自己的自由部分，对私意自主安排之类的做法被否定。一碗饭、一件衣已不是个人自己的东西，另外休闲、睡眠也已不是与国家脱节的事情，一切都与国家扭结在了一起”，这在今日看来近乎精神错乱的、把“个性”立足的意义泯灭的主张，却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国家的文件中。这样的主张就是训导人们，个人只是为国家而存在，仅仅是为此而生存，人生才有意义。国民们只能在处于被囚禁于个体存在的根基被剥夺、个人人生的意义被泯灭的意识形态统治空间内的状况下，获取自己的人生意义。这种状况并不是仅仅在政治统治的空间内才能见到的现象。这一时期，在我国思想界被称为京都学派这样很有权威的哲学家组织里的一位元老级的人物田边元先生，在一次为年轻人所作的题为“生死”的讲演中讲道，“今日在我国处于危机的时刻，我们已经不能如平常时期那样把国家和自己分离开来，国家和自己已经粘接在了一起。国家和自己的合一是国家和个人二者合一般的以神为媒介得以统一的时刻，在此神得以实现。”他用把国家和自己立即融合在一起的说法，最终宣扬了灭除“个性”的伦理的宗教的意义。这意味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占据着当时的文化空间和官方学术空间。
三、价值意识与社会
上述保诺基罗夫指出的“行为的意识形态”，即“我们所有的审判级别之间的行为和行动以及我们所有的‘意识’状态赋予实质意义的、既未成体系又未被固定的内部话和外部话构成的具有环境色彩的东西”，可以说意味着上述的通过给行动赋予意义促使人们开始行动的价值判断乃至价值观。然而，促使自己行动的价值观，人们从幼年开始通过与以家庭和学校为主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而获得，由此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化。这时候，这些各类组织维持着那里先前被作为正统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此在那里所进行的社会化，就会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掌握那些社会组织作为正统的价值、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也就是说，人们是从幼年时开始在接受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的被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的洗礼的同时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意识的。人们是在被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的价值观的熏染中形成自己的价值意识的。所以，接受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洗礼，这在形成给行动赋予意义的价值意识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对超越性的、绝对性的东西的信仰传统十分薄弱的我国，承担着很多把保障社会秩序的正统性的价值作为既成事实的历史重负。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现在无法改变，于是作为事实的重负被压在肩头，而且通过“既成事实”而赋予权威。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就是这样，村落共同体的秩序以及起其内部道德也是如此。这些现实的、地上的东西得到权威而能够统治民众，是与在我国把形而上的东西和形而下的东西、或者实在和现象的区别搞得十分含糊的现象即应当称之为实在论的思想方法占主流这一情况不无关系。即在思想的历史中，由于没有能够确立把最高价值的存在置于超越地上的东西之处的哲学，所以就再生产出把地上的权威原封不动地作为权威接受的精神。历史上实在的人物死后，把他作为神而祭祀的时候也没有需要某种超越的力量。无非是因为地上的权威直接使人们产生了敬畏的意识。在村落共同体的秩序和道德方面，也由于给传统这一历史性的东西赋予了权威，所以仅仅以此便具有权威并规定它们的根本的价值意识，这能够起到对接受更为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促进作用。
藤田省三先生在《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一书中讲到，战前天皇制的权力状况，可以作为两个非常明显的异质原理的对抗、结合的关系来理解。一个是把国家作为政治权力及特殊的政治制度来构筑的原理；另一个是把国家作为与日常共同体同一化的东西来构筑的原理。结果是原本属于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秩序在我国的近代历史阶段被纳入了政治权力之中，他指出“所有的日常生活，说起来的话都变成了非政治的统治机构，统治权力不是处在日常生活秩序之上，而是存在于其中”。也就是说规定民众日常行为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根本的价值意识被纳入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中，这意味着其结果必然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使自己相对化的契机被夺走了。在1941年文部省教学局颁布的《臣民之道》中，“日常我们称作私生活的东西，说到底这也是臣民之道的实践，它作为奉仕协助天业（国家大业）的臣民的事业具有公的意义”这样的语句，在其前提是把国家相对化的视点被夺走的国民的意识状况这一情形下，才有可能避免思想上的混乱。
可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的历史中，构成共同体的人们的价值意识在国家的主导下出现了很大变化。维新政府为实现我国的近代化推进的基本课题之一是文明开化。为了推进这个课题，把共同体持有的传统的生活习俗作为无知蒙昧的风气和陋习，以权力的方式予以禁止和扫除。这完全是从传统宗教和习俗支撑的民众的精神世界夺去村落共同体的价值轴心的做法。然后向这样空洞化了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注入对国家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东西的国家主义理念。在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的两种方式。一个是作为政治价值和原本属于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在不割裂本应委于个人的道德价值的同时，二者共同作为国家的构成原理将其意识形态收敛于国家的一种方法；另一个是通过使国民的价值轴心的空洞化，来把旧有共同体中孕育出的民众的价值意识收敛于国家价值的方法。正是这样，国家作为一个无法撼动的东西侵入到国民的意识之中，在这种状况下形成了价值意识。
我国最早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1911年这一时期就对国民中这样的意识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对于他们（日本人――引用者注）来说，人生的目的即在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所生、为国家而死为理想。于是在日清日俄的两大战争中，壮丁死亡者虽不计其数，然我日本人并未因此而陷入怀疑烦闷，而且也不得陷入”。“总而言之，国家主义是现代日本的民众的最普遍的信仰。因此，教师要求学生成为对国家有为的人物，家长也对孩子要求他们成为对国家有为的人物。――国家，无可争议这是现代日本的一大主义。”这种状况就是国民所处的意识形态空间。
在把植入传统的共同体中生成的信仰和习俗等的价值视为蒙昧和陋习而予以否定和排除的文明开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在国民中成功培育了对国家无用便无价值，国家才是最高的价值这样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日本的意识形态的政策，此后成功地造就了为国家不惜献出生命的否定自我的精神。当然国民的根基性价值意识是更加多面性的，它的形成过程也是更加多样化和多层次的，所以国民肯定并接受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时的价值意识也必须从多方面予以证明，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补充说明这一点，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作为特攻队员而丧生的年轻人对战争的意识的大贯惠美子的《扭曲了的樱花树》（2003.4岩波书店）。
大贯惠美子在本书中探讨的一个中心题目，就是那些具有一定知识水准，并不一定赞同帝国主义战争的年轻人们，为何能够像特攻队员那样为国家献出生命这样一个问题。而大贯惠美子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因为日本人对于樱花的传统性的审美意识能够美化战争之死。青年们通过樱花的美丽、短暂和羸弱对人一生的隐喻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念，并以此来美化战争，于是就无法理解战争的本质。国家及军部的意识形态和接受它的青年们的意识之间存在着“错误、偏移”，于是青年人把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牺牲，以理想主义及浪漫主义的感觉而接受。也就是说以樱花里深藏的传统的审美意识形成对待人生和死感性的青年们，把要求他们作出牺牲的战争意识形态改变成了以他们的那种美的价值意识可能明白的东西而接受了它。大贯女士认为民众之所以参与到全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行进中，是因为谁也没有觉察道德纤细的机制起了作用，通过日常生活的各种体验形成的价值意识成为了接受国家宣扬的意识形态的温床。
的确，我们在承认国民遵照国家的命令参加战争这样一个侧面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还有按照自己的价值意识并同意战争的意识形态而主动地参与其中的这一个侧面。正如竹内好先生指出的那样，能够举国家之总体力量进行战争的，不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而是大多数善良的国民。这样的看法尽管过于将事情单纯化了，但是事实上如果没有国民全力的协助，就不可能有那样使国土满目疮痍的战争的持续。来自国民自身对战争责任的追究的软弱也与此不无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战争是在违背自己的意愿或者至少是和自己意愿无关的状态下开始的，而且未能想到导致那样悲惨的结局，所以针对国家这一“他人”难以追究其责任。这里隐藏着意识形态的主体化的问题。
（刘建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