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一个古老而陈旧的话题。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开始，关于“树人”的立论即滔滔不绝，许多警句格言至今还在流传。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语录体著作《论语》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粹，并由此获得了“一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
两千年前深秋的一个下午，落日余晖下，金黄色的霜叶飘摇零落，孔夫子孑然一人面对汩汩流去的河水，想到时间与生命的短暂珍贵，由衷地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喟，震撼了多少古今志士的心灵。
两千年后，人们从《论语》断断续续的语言片断里只读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崇高境界，读到了这位圣人对学习的痴迷和对教书育人事业的一往情深，却难以读懂隐藏在他老人家内心深处的，对生命价值的叩问。
人的生命，其实就如同一棵树，在成长中既可以雕饰，又可以重塑。教育的“造化”之功历来有不同理解：
商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政客说：“学而优，则仕。”
爱国者说：“学业有成，则当报效祖国。”
教育家说：“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完善的教育可能使人类身体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力量得到广泛的发挥。”
美籍华人、高级经济专家杨叔进在他的著作《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中说：
教育的目的是要为社会、国家造就人才。这些人才将来在社会上会创造更高更有效益的生产力，给社会带来更新的科学技术、更好的管理方法和更高的文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除了感到自我成就和对社会贡献的满足感外，也为他们自己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这些都是教育价值的体现。
教育可以“点石成金”，从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作为。它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自身需要的一部分。更何况，当代教育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认识的范围，具有更深广的意义。
当今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国际间日趋激烈的竞争，把教育、科技推向人类生活的前台。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正在跨入信息、知识、人才为核心因素的新经济时代，教育的价值已经不止于针对个体而言的自我完善，而是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
在五千年人类文明史中，真正把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并引起社会生活、生产巨大变革的时间只有近300年。30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教育和科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英国在18世纪首先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其原因是英国的传统教育举世闻名。大发明家瓦特和杰出的科学家牛顿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领军人物。
1850年以后，德国后来居上赶超了英国，就是因为英国后来忽视了科学与教育，英国绅士们蔑视科技和科技人员。而德国非常重视教育，王公贵族们竞相办学，培养人才。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儿童入学率达97%，而英国则不到50%。与此同时，德国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英国，各行各业产品产量均压倒英国，从此，世界经济中心从英国转向德国。
美国在1860年还处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状态，短短30年后它成了世界第一，人均收入超过欧洲，20世纪，美国更是扶摇直上，成为世界经济、科技中心，占据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十分重视技术教育，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普及。从1900到2000年的100年当中，全世界共有468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当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奖，而美国占总数的42.3%，其中最近这十年中，获奖科学家63位，美国人有39位，占61.9%。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重视了高等教育，使其经济实力和国力迅速崛起，如今已发展成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经济强国。
中国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是一个有优良文化传统的国度。只所以有近代史上中国嬴弱、落后、挨打的一段耻辱史，一方面是闭关锁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教育科技的保守落后。
这两方面造成的落后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它使整个中华民族忍辱负重达一个多世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实力和进步得到了世界公认。这其中不能忽视教育、科技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
党和国家对教育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投资逐年增大，教育改革不遗余力，教育事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邓小平早就指出：“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国防大学教授乔松楼在演讲中说：“当今世界各国，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前途，主要不是看它有多少人口、多少资源，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它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如何。”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然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排在低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疆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当前经济水平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西部贫困地区更是相差甚远。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教育经费在财政总支出中的份额渐有增加。1991年已达9.8%，但是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14.6%，远低于韩国的20%。
基础教育虽然也是国办教育，由国家投资，但是不可否认“国办民助”体制的合理存在。事实上，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基础教育办学水平和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6.2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3%，严重影响到了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西部地区教育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还有它的脆弱不支——设施陈旧、缺乏，贫困家庭子女辍学、失学。这是两大突角，顶得人心痛发颤。
中国毕竟是一个有“尊师重教”社会传统的国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教师节”的设立为契机，中国大地掀起了“尊师重教”、“捐资助学”热潮。从那时起，无数的目光关注着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无数双热情善良的援助之手伸向西部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捐资助学活动如一缕春风，一夜细雨，一线阳光，倏然间激活了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
1997年闽宁对口帮扶关系确定以来，捐资助学在宁夏六盘山下的泾源县四面开花，流芳溢香。福建省厦门市及所属市建委、原开元区和集美区的党政机关、部门单位、企业、学校等社会各界人士，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支持泾源教育，投资、捐资、赠物，派送支教老师，救助贫困学生和辍学儿童……
无数爱心奉献的故事，传诵在郁郁葱葱的绿海林川之间。
1997年至2004年，厦门方面无偿扶助泾源县教育事业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七年间共投放扶助资金442万元，捐赠实物2.5万件（套），其中修建希望学校13所，资助贫困大中专学生80余名，救助家庭贫困中、小学生1982人。
闽南人用事实和行动，证明自己具有大海般的广阔胸怀和蓝天一样明净的情意，抒写了祖国海疆发达地区对西部贫困地区的一份责任和关怀，展示了特区人高尚的情操和善良美好的心灵。
后面讲述的故事是真实事件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