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师道题文彭所藏赵孟坚（子固）的“墨兰图”卷，为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六日，文徵明则跋于同年腊月。那次师道造访停云馆时，五十六岁的文彭病目已久，连作小字都感觉困难，岑寂中好友相聚，披图玩赏，也许是最好的调剂。
多年来受文徵明的熏陶，陆师道不仅画艺大进，对绘画理论也时刻思索揣摩。平日的澄怀观照，对景写生，和书画同源，以书笔入画，是两项重要的心得；从赵孟坚的墨兰中，更能使他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如果把他前一年初夏所作的山水画及题跋，和他这一年仲秋在赵氏墨兰图卷的题跋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文徵明对门生的启发方式，以及陆氏探索画理的心路历程。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梅雨初霁，窗外鸟雀婉转鸣唱，白云飘浮而过。陆师道心中忽然若有所悟，濡墨挥毫，迅快地完成了一幅山水画。画完悬壁自视，丹崖、青幛、松林茅舍，一人凭几观书，神情悠然自得。陆师道觉得不经意间所写的景物，仿佛自然天成，像在哪里见过，却又很难指出是何方的胜景。经过仔细的追忆思索之后，他逐渐意会到笔下所流露的并非某一特定景物；而是平时游山玩水，澄心观照的结果，是主客观的自然融合。唯心旷神怡、灵思泉涌之际，妙手偶得，一气呵成。他在画后，写下那思索已久的意念：
“游山之最佳处，辄自欣喜盘桓而不能去。领略幽致，有得于心，心形诸楮墨，恍对名山水；此古人之善作粉本，不假旁求……”（注一）
然而，他以为对景写照，并非摹写生糙的自然，必须深入领会，始成为创作的基础：
“……然非真会其理，则常心有余而力恒不足。余尝默体斯意，故每游目骋怀，皆手画心维，不肯丝毫放过。以静气观相，如在目前，此境之妙，非道中三折肱不及也。”（同前注）
陆师道眼中的赵孟坚坡草幽兰，正如他前所领悟的，从澄怀静观中写生而来，形神俱全，花叶劲翠。细看那种沁人肌骨、幽香浮动的神韵，则又全是以笔尖书写而出。
忽然，他联想到在文徵明斋中观赏文同、赵孟頫所画竹，及温日观所画葡萄往事。文徵明在展开的画卷上为他仔细地分析笔法：何者近于篆籀，何者为行草。此刻将赵孟坚题诗和画兰的笔法两相对照，使他益发觉得文徵明的析论，深入书画的神髓，二者行笔、破墨，如出一辙；因此，书画同源的信念，愈加坚定。文氏父子平日的一些重要作品，乃至于运笔、用墨的方法，也一一在师道眼前浮现，鲜活灵妙的墨色、连绵劲拔的笔致，如兰草、蛟虬、翔龙般的理路与形象，使他目不暇给。继而回味某些以写实为能事的画作，如崔白、赵昌者流，便觉如“以春蚓之笔，作风中之柳”；缺少那种含蓄和蕴藉，难为达人鉴赏。在赵孟坚墨兰的题跋中，陆师道更表现出对文徵明父子由衷的倾慕：
“……先生父子书，名冠一代，岂非山谷所谓以书法作画耶！”（注二）
文徵明面对爱子的珍藏，缅怀宋王孙赵孟坚高风雅致；不但画兰名噪一时。其性情和艺术的成就，更被推重为米南宫第二。南宋的沦丧，使赵氏人与画，蒙上一抹凄凉而神秘的色彩。前人之诗，陆师道之跋，文徵明看了又看，口吟七绝一首，录于幅后：
“高风无复赵彝斋，楚畹湘江烂漫开，千古江南芳草怨，王孙一去不归来。”（同注二）
嘉靖三十三年元旦，苏州天气异常晴和，爆竹声中，扩散在人们心中的战争阴霾，似乎也一扫而空。一夜未眠的文徵明，整理完年来的诗作，亲自到园中折取梅花，插入瓶中，和孙曾们所摆设的辛盘辉映成一片年的喜悅。运河边的柳丝，已经看得出几许新绿，在鸟雀的穿梭追逐中，呈现出盎然春意。文徵明揽镜自照，想找出些岁月刻画下来的新痕。
“……暮齿不嫌来日短，霜髭较似去年多……”（注三）就这样，写下了新年的第一首诗，仿佛预示着未来一年的幸福和平静。镜中须发虽然日益稀疏，但检点去年的诗囊，却较已往数年丰盈，书画创作，终年未曾中辍；趁着身体硬朗，他希望这是更丰饶的一年。
贺岁人潮逐渐稀少下来，文徵明抽身前往竹堂寺，寻求半日的清闲。这座地处东城的古寺，每到春天，冷香一片，仿佛置身在西山香雪海中。近三十年前，当他羁身金台，病中怀念的无过于此寺。他曾与汤珍、唐伯虎等相约寺内，诗酒流连；藤掩苔封的壁间，不知能否找到他们留下的诗草？他记得京中所赋“竹堂寺寄无尽”七律的尾句：
“……凭仗山僧悬木榻，长安倦客且归来。”（注四）
归来转眼快三十年了！三十年的变化多大，也不知道还能几度来游。他在一堵斑驳的粉壁上题：
“乘闲上日到僧家，惭愧空门有岁华，满地碧烟新草色，一痕春意早梅花。”——《竹堂》（注五）
正月五日，他忽然想起张献翼兄弟。文徵明玩味去年“除夕”那首七律，觉得“旧事悲欢灯影里，春风消息酒杯前”（注六），颇有意趣，乃录寄张氏兄弟索和。其后，此诗为张献翼收于《文衡山诗帖尺牍》中付刻，成为永久性的纪念。
人日王庭东园小集，也成了文徵明少不了的新春活动，随即进入他写字作画的常轨。
《龙池垒翠图》，是游西山，经龙池的纪游之作。画长三尺三寸的《一枝竹卷》，为仲春玉兰堂中遣闲之作。引首以宋纸自书“爱竹”二字，与“爱菊”、“爱莲”媲美辉映。次子文嘉首跋五律一首：
“幽人寡嗜好，爱此青琅玕，月出随夜影，烟凝生昼寒。有时闲自抚，尽日倚阑看，怪得无尘到，清阴复箨冠。”（注七）
后之论者以为梅花庵主后，当以夏太常（名字仲昭）为画竹之正统。继太常之后者，则非文徵明莫属；故跋其《一枝竹》卷曰：
“世俗相传，仲昭一枝竹，西番十定金；此岂不值十定金耶！”（同注七）
《桃源问津图》（注八），画于三月之既望；这幅颇受赵千里、赵希远影响的设色山水人物，颇有文氏的独特面貌。展卷披阅，淡然萧远之致，照人眼目。
而其所临《王右丞辋川图长卷》，无疑地是文徵明在这温和宁静的季节中，一项最耗时费神的巨制。
从陕西蓝田县城，南行八里之遥，突然山势陡峭，水流湍急。这夹峙着的两山，称作南“峣山”；出口川流，就是名著千古的“辋川”。辋川北流，进入“灞桥伤别”的灞河。由峡口南行，只有窄窄的石路；随山凿石而成，艰险异常，前后共约五里。过此之后，一片平坦盆地，川流纵横，有如车辋环辏，“辋川”因此得名。鸡犬之声相闻，村落相望，田野间耕作的农民，不但弄不清朝代，有的更终生不出峣山口；因此，称之武陵源，并不为过。在山峦掩映中，绕路南行十三里左右，便是唐代诗画大师王维（摩诘）别业的遗址。
王维母亲笃信佛教，性爱山林，于是买下武后时代才子宋好问的故宅，依照自然山水林泉，辟成“孟城坳”、“华子岗”、“文杏馆”、“南垞”等二十景。公务之暇，王维奉母、礼佛、啸咏、作画。好友裴迪，经常浮舟往来，弹琴赋诗，类如野鹤闲云。他们所唱和的辋川胜景五绝句二十首，更是脍炙人口，传诵海内。
天宝九年左右，王维丧母，服除后不数年，安史乱起。王维未得扈从明皇西幸，复被安祿山胁迫，囚于长安菩提寺，授以伪职，因此获罪朝廷。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中兴之后，王维幽囚菩提寺中的《凝碧》诗，传抵肃宗行在时，不但获得唐肃宗的谅解和嘉许，更由于其弟王缙上疏，请削己官以赎兄罪，使他得到赦免并授太子中允之职。
不过，经过这番风浪之后的王维，对于仕进，似乎已经看得很淡。为了纪念亡母，他上表朝廷，把心爱的辋川别业，施舍为寺，后来的“清源寺”，由此诞生。勉强为官，一心向佛的王维，回首辋川二十景，以及与裴迪诗酒唱和的往事，真如过眼云烟。据说，他借着诗意及深烙在心中的影像，绘成《辋川图卷》。
《辋川图卷》原本，传闻散落江南；临本甚多，最著名的莫过于北宋郭忠恕本。有的就郭本再临，有的将郭本刻石；无非想从郭忠恕临本中体会王维《辋川图》的面貌。仇英在世，亦曾再临一过，后为弇州山人王世贞所藏。
传闻中的王维《辋川图》，分高矮两本，而高本胜于矮本。原因是卷矮则画中丘壑为绢幅所限，显得山不够高耸，景物延缓；王维思索再三，乃复为高本，使山势峻峨，台馆宏伟。
嘉靖八年前后，新安人古中静，携矮本辋川图来到吴门。苏州徐默庵看了爱不忍释，但出价六百有奇，古中静却不肯割爱。直到嘉靖九年，文徵明为徐氏托人斡旋的结果，徐氏愿以千金为酬，此图始归徐氏收藏。
嘉靖十三年五月，文徵明曾借临一过；临卷后归项元汴珍藏，列为“神品”。清代金石学家孙星衍认为，比之他所见到的王维《辋川图》，笔力单弱，逊于文徵明临本甚多；推测文氏所临可能为真本，而孙氏所见者，当属赝本无疑。他也在文徵明临王维《辋川图》后，感慨无限地表示：
“……唐画何可得，亦如兰亭原刻不及赵褚临本之有神采也。嘉庆壬申岁嘉平月，孙星衍题。”（注九）
至于《辋川图》高本，至三十三年，文徵明方始有缘一见，距见矮本，已有二十五年之久。
“王维《辋川图》有二，此高本当为第一；以其布置更胜也。宣和五年十二月御笔。”（注十）
“朝散无聊，检出再观一过，毕竟妙于矮本，是月廿有二日。宣和御笔题。”（同注十）
从宋徽宗题首和跋中，文徵明不仅证实《辋川图》有高矮两本之说，图后瘦金体书《辋川诗》二十首，成书画双璧，更是无价之宝。
其后赵孟頫、黄公望、吴镇、柯九思、王蒙等历代名贤，题跋无数。太傅王鏊在世时，此卷藏于南京礼部尚书邵宝府中。
“二泉先生所藏高本辋川已久，一日过其寓舍，余欲求观甚坚，先生不能自已，遂为出示，乃知摩诘一生精脉尽萃于此……”（同注十）从王鏊跋中可知藏者宝爱之情，绝不轻示于人。此外，以邵宝与王鏊收藏之富，鉴赏之精，断为王维不世之作，文徵明愈觉机缘难再。除辋川图外，连王维和裴迪所唱和的二十首《辋川诗》，一并临写下来。（注十一）
不过，对于他所欣赏临写过的高本《辋川图》，二百余年后，收藏古代书画不遗余力的乾隆皇帝，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把该卷题签为《宋人临辋川图》，仅将之列为“能品”；至于原本系何人所为，乾隆认为不一定真正出自王维之手。
该卷为《宣和画谱》所未载，但熟稔瘦金体书的乾隆皇帝，并不疑及宋徽宗题跋和所录《辋川诗》的真实性。他推测，可能系《宣和画谱》成书之后，《辋川图》卷才进入内府。至于是否为王维真迹，恐怕能画善鉴的徽宗赵佶，也为所蒙蔽；他断定，此画系北宋高手所临。
卷后历代题跋，虽多名家，乾隆认为有的是耳食之辈，未加深辨，盲信传言；有的字体不类那些名家，或所题文句“自桧无讥”，难以认定出自其人之手。他在《辋川图卷》引首写：
“……盖右丞止有清源寺壁画，好事者因仿其大意，改为横卷；或在同时，或在宋代，皆不可知。后世所有《辋川图》，谓之临摹则可，若云高本出自维手，余断以为不然”（同注十）
乾隆进一步剖析：
“……夫《辋川图》王维之别业，亦犹兰亭为王羲之修禊处；今云‘王羲之兰亭图’固可，而必非（疑，必、非二字颠倒）羲之所画也。余谓王维《辋川图》，亦如是而已矣……”（同注十）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中旬，有些早熟的杨家果已经开始上市，石湖岸柳间，传出阵阵的蝉鸣。彭年、陆师道和几位经常往来衡门的好友，放舟石湖。
吴中山水，可游者不计其数。小而近者如虎丘，每到良辰令序，轩冕绮罗毕聚，拥挤嘈杂，令人难耐。大而远者如洞庭，波涛万顷，浩淼无际，只有喜欢探异寻奇者，才甘冒风涛之险，置身茫茫巨浸之间。在彭年心目中，石湖开阔、安全，兼具大小景之胜，与虎丘洞庭之美。所以士大夫喜欢清雅者，往往好作石湖之游。
南望吴山，峰峦起伏。北面的越来溪口和行春桥畔的范公祠一带，波平如镜。渔舟三五成群，一片升平宁静的气象。比起去年此时，海盗和倭寇四处窜扰，太仓、柘林及松江难民，络绎于途，阊门外的码头为之拥塞，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羽书所传，开正前后，官军便围倭寇于常熟西北五十里左右的南沙；唯始终未克。令人忧心忡忡的，是巡抚王忬，自三十三年暮春，便奉朝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以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代浙江巡抚之职。
“锦绣山川，夔龙人物，香山洛社，何以加诸；盛极必衰，恐难常也。”（注十二）看着优美的湖光山色，和无非一时之选的同游好友，陆师道心有所感地向彭年说。
哪知不过十余天，从南沙溃围而出的寇盗，便开始四处掠劫。数万乡民见大难来临，绕着已经关闭的苏州城，号哭不止。因去年战功被擢为按察佥事，奉命整饬苏松二府兵备的任环，冒着倭寇乘机突入的风险，打开城门，尽纳避寇的乡民。
任环（应乾），山西长治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历迁苏州府同知。兵兴后，知府林懋举不知兵事，因此一切防御及围剿之事，完全依重任环。
前一年夏天的太仓之役，驰往赴援的任环，与贼短兵相接，身被三创，几濒于死。幸他平日与士兵同寝食，所得赏赐，悉分赠军士；危急之时，庖人（一说宰夫）徐佩提刀捍御，以身迎向敌刃，任环方始得脱。
未久之后，任环即裹创出海击贼，在惊涛怒浪中，操舟者莫不失色，任环则意气弥厉，终得大胜，斩俘百余。而后之阴沙、宝山、南沙等战，所至皆捷。升任按察佥事的任环，在苏州人眼中，无疑已成为江南的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