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从庆历七年应制策考试不中回家后，一直安心于闭门读书，撰写文章，教育儿子。经过反复研读先贤们的书，弄懂了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的出处，“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最后到了“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时，这才挥笔作文。
现存的苏洵作品主要写于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其以前的作品很少见到，一般分为政治主张与军事主张两大类。
苏洵的政治主张集中在《衡论》十篇和五千多言的《上皇帝书》中。在《上皇帝书》中，他将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张归结为“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效赦”、“远小人”十个方面，劝谏皇帝大力改革，振兴国势。苏洵认为国家首先要制定出一个根本性的政策，然后“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现今朝廷吏治腐败、军纪松弛，府库空虚，无力消除外患，呈“大弱不实”的局面。如何强政呢？应该始终奉行“尚威”的原则。在强政的具体施行中，苏洵认为首先要加强吏治，要任人唯贤，不拘一格，而对只靠一次考试就确定一个人终生为官的制度提出疑议，并特别强调了对边远之地择吏的重要性。
苏洵的军事主张涉及改革兵制，恢复试举，信用才将等方面。苏洵主张以兵民合一的制度逐渐取代兵民为二的制度。认为朝廷应该信任和使用那些有才能的将领，尽量发挥其长处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不能以文臣充武将。他的文章还涉及到了战略战术等问题，颇有见地。
苏洵的革新主张涉及领域广泛，内容充实，见解精辟，是治疗国家积弱积穷局面的一剂良药。曾巩说：“苏明允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苏明允哀词》）
苏洵在家中闭门着书，终成涣映大观，而他的两个儿子也学有所成，一心想出外去闯荡世界。这时，朝廷政局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和元年，欧阳修回到京城任翰林学士兼史馆编修。第二年，文彦博、富弼还朝任宰相，韩琦还朝任枢密使，其他推行庆历新政的人物随后也陆续还朝。至和元年四月，制订京兆小学规，这是最早的小学校规和学生守则。至和二年，设置诸路里正衙前，由原乡户衙前改为乡户中财产充裕并担任里正的人户承担当衙前之役。所谓衙前之役，是指为官府所服的摇役，即为官府保管、运送粮食财物的苦役；按规定，所保管、运送的粮食、财物丢失要赔，霉变要赔，所以担负衙前之役的小民根本贴不起，于是就被关押起来，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至和二年四月，朝廷定差衙前法，实行五则法，即由长吏和属官共同按照存档于通（签）判治所的户籍和户等，支派当应之役。这种按财产多寡定等的办法，使穷苦乡户可以免除重大的损失。在城市，对坊郭户亦实行分等科配之法，即通过科买和配卖，征购物品；这种将城市户口单独列籍定等的办法，是城市坊市制度产生和封建经济变化的重要标志。苏洵欣喜地看到了政局的变化，认为这是一个难逢的机遇，他“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也！”这时，一位着名人物张方平到成都任太守，促使苏洵的命运出现转机。
张方平，字安道，聪颖异常，过目成诵，被誉为“天下奇才”。他在朝中曾任翰林学士，知制浩等职。宋仁宗想任用他为宰相，可他自称有眼疾，在他的要求下到地方任职去了。至和元年秋，一种谣言在四川传播很快，说是在南诏的蛮贼侬智高要到四川来烧杀抢掠。地方官闻之大惊，一面遣使上报朝廷，一面移兵屯边郡，扩充弓箭手，征集百姓修筑城墙，官民日夜不得休息。乡间的百姓很恐慌，争相迁居城中，形成了乡野无人的局面。朝廷在派遣陕西兵马支援四川的同时，任命张方平为益州知州，指挥四川的平叛及安抚百姓工作，并许他可以相机行事。张方平说：“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其间皆杂种，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当以静镇之。”在来四川的路上遇到陕西戍卒兵仗，遣还人境。到成都后立即归屯军、撤守备、罢筑城，对各级地方官说：“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正赶上上元观灯，城门皆通夕不闭，蜀遂大安。
张方平一到成都就注意打听蜀中的隐士奇才，想为朝廷发现和培养人才。有人推荐了眉山的苏洵，说这个人“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理，然非为亢者也，为乎蕴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余不仕。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张方平就托人给苏洵捎了话，请他来成都一趟。
张方平一到成都，人们根据他以往的言行，估计要举荐蜀中人才，于是议论纷纷。有几个人对苏洵说了人们的议论，认为张方平如果要举荐人才，非苏洵莫属；苏洵要想得到别人的推荐，最合适的人选是张方平。苏洵心里没底，只是笑着回答：“我则愿出张公之门矣，张公许我出其门下哉？”过了几个月，就在苏洵心中升起的希望将要熄灭时，有人来通知他：“张公举公”。苏洵听了后欣然自贺，认为“张公作事固信于天下，得为张公客者，虽非贤人，而天下亦不敢谓之庸人矣……知我者可以吊刘梦得、吕化光、柳子厚数子之不幸，而贺我之幸也”。于是决定：“数百里一拜于前，以为谢者。”苏洵激动地写了（上张益州书》，并赶往成都拜见了张方平，献上自己的《几策》、《衡论》、《权书》等着作。经过深谈，苏洵平静内向的性格及渊博的知识博得了张方平的好感；读了其文章以后，张方平更觉得他下笔凝重，文如行云流水，气势雄浑而变化莫测，不觉格外敬重苏洵。他为苏洵专设了个座位，别的客人都不得坐。两个人谈论古今成败之道，大都不谋而和，遂成莫逆之交。张方平推荐苏洵在成都任学官，朝廷却迟迟没有答复。
苏洵专程去拜见雅州知州雷简夫，他是在张方平的推荐下去的。雷简夫被苏洵的文章所折服，他在给张方平的一封信中说：“简夫近见眉州苏洵着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耳。”他说苏洵“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史耳”，区区一个学官怎么能展示苏洵的旷世奇才呢？他请求张方平要坚持不懈地向朝廷推荐苏洵。后来在苏洵进京时，他又写信给韩琦和欧阳修，请他们选拔任用苏洵。
张方平向朝廷推荐苏洵迟迟得不到回音，便劝苏洵说：“远方不足成君名，盎游京师乎？”苏洵听从了这个劝告，决定带着苏轼、苏辙进京。正好嘉佑元年（至和三年九月改元）诏礼部贡举，苏轼兄弟也学已至精了。临行前，苏洵希望两个儿子得到张方平的荐引，就写了《上张侍郎第一书》，文中说：“洵有二子轼、辙，韶此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堂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
嘉佑元年三月，苏洵父子三人一道人京赶考。他们首先来到成都拜别张方平。苏轼以前曾陪着父亲来成都拜见过张方平，苏辙却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父亲的恩公。苏洵曾请教张方平，他的两个儿子从乡举考试开始行不行。张方平看了苏轼、苏辙的文卷后说：“从乡举，乘骇骥而驰间巷也。”他认为他们直接参加朝廷的六科考试，“犹不足骋其逸力尔。”《瑞桂堂暇录》中记述说：张方平与兄弟二人谈话后，甚奇之。第二天，张方平忽出六题，令人交给苏轼、苏辙，让他们兄弟按题作文，张方平则悄悄在壁间窥视。兄弟二人得题后，各坐致思。苏辙得题后有疑惑之处，指着题让苏轼看。苏轼不搭话，举笔倒敲桌子，意为《管子》注。苏辙疑而未决，又指着第二题让苏轼看，苏轼挥笔勾去。俩人再也没有说话，开始专心答题，写完后交上来，张方平阅后甚喜。勾去的那一题，是没有出处的，张方平只是有意试试他们。第二天张方平对苏洵说：“你的二子都是天才。长者明敏尤为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从此，苏轼、苏辙都深爱张方平。苏辙曾写道：“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张方平）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
数日后，他们父子三 人带着张方平等人写给欧阳修的举荐信离开成都，踏上了去京师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