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长有（1916~1941），革命烈士。乳名对对。出生于宁夏中卫县黄河北岸柔远堡乡孟家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孟家兄弟姊妹8人，长有排行第二、为长子。父亲发现幼小的儿子很有灵气，刚到五岁时，就抽空教儿子认字，后又教他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儒学启蒙书，还经常讲一些民间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人物故事，如岳飞精忠报国，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杨家一门忠义保宋廷和文天祥扬州烈火炼忠胆等，而这些故事却在儿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萌发了将来要当一个维护正义，为国为民除害，为大众解难的了不起的人。
大约九岁时，孟长有进入柔远堡小学堂念书，这时正值大革命时期，柔远堡位于甘肃省城兰州经宁夏通达北京的交通干线上，经常有在京求学的甘肃学生往返其间，他们还常在沿途各地举行演讲会、报告会，介绍平、津、沪等地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对于当地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新思想、新文化之风及时吹进中卫地区。尤其是民国十四年（1925 年），冯玉祥国民军入甘前后，曾先后有共产党员冯静山、王辅臣、宣侠父、钱清泉等人和军中各级政治部的大批政工人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中卫各地广泛深入地宣传过革命的道理、马列主义的理论，驻军还在当地举行过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对于长有来说，所有这些强大的社会影响，都与幼小时父亲的启蒙教育一脉相承，对他的健康成长起着决定性的正面影响。193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城应理高级小学堂，小学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卫县初级中学。
在初中学习的短短几年，是他从一个普通青年学生向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成长的转折阶段。实现这种转变的指路人是潘钟林、尚健庵两位共产党员教师。潘老师是北京大学体育系毕业的中卫籍青年教师，在学校教体育课兼任军训，他经常给学生讲读书救国的故事，教育学生们将来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尚健庵（原名尚宗武）是来自北平市的一名地下党员，就是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尚钺先生。他经常在上国文课时，向学生们讲解鲁讯先生的《彷徨》、《母亲》、《呐喊》、《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和杂文。尚老师观察到长有善良正值，勤于独立思考，有远大理想，所以对他特别赏识，课外时常把自己带来的革命书籍如《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借给他阅读，还在宿舍里给他讲解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国共第一次合作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历史。从此，孟长有胸中点燃了革命的火花，他决心以老师的教诲鞭策自己。长有在学校里常为穷苦学生打报不平，为正义担当风险。当时学校有几个省党部派来为防止师生“赤化”的军训官，这些家伙提着军棍、皮鞭，在校园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师生都恨之入骨，背后骂他们“黄鼠狼”。长有带领一些学生专跟这伙“黄鼠狼”作对，还在夜间痛打一个最坏的军官，为师生们出了一口气。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还掀起几次学潮，以小报、传单形式揭发校长、会计相互勾结克扣学生伙食津贴的行为，迫使校长当众认错，并解除那个会计。1937 年抗战爆发以后，他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宣传进步组织的“读书会”、歌咏队，并利用课外时间，秘密阅读了《中国的西北角》、《野草》和《共产党宣言》等大量进步与革命书刊，增长了革命理论修养。在行动上带头投身到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救亡宣传活动中去，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的宣传活动，处处都有他的身影。很快就引起了宁夏反动当局和马鸿逵便衣特务们的注意，由于中共宁夏地下工委书记李仰南的帮助和亲自安排，使他免遭迫害，平安离开宁夏，投奔到延安，实现他自己多年的愿望。
1938年7月，孟长有由组织包送到抗日军政大学，被编入洛川一大队二支队学习。学习期间，他首先参观了革命根据地军民团结大生产的动人情景和丰硕成就，还幸福地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教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进步很快，入学当年底就被光荣批准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由一个追求正义，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位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后抗大洛川大队和庆阳大队奉命改建为抗大一、二分校，校址迁到抗日前线的太行山区。长有随一分校来到晋中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继续学习。这时他已担任分队长，并荣立一次战功。在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中的冶炼，使孟长有迅速成长为一名既有高度革命觉悟，又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并具有较强组织能力和独立工作本领的革命干部。
1939 年底，党为了充实宁夏的工作力量，派孟长有回宁夏，以特派员的身份协助宁夏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他先在中宁县地政局设在石空堡的土地站充当一名录事，这里是宁夏交通线上的黄河渡口，是通往兰州、西安和绥蒙的重要码头，消息灵通，过往人多，身份复杂，便于建立联络点；同时，马家军的河防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便于对其布防、兵营和岗哨等进行侦察，这对党在宁夏下一步的工作都极有价值。不久因受到怀疑而被解职。这时正遇到新成立的海如小学缺少教员，就应聘去该校执教。海如小学是宁夏省政府参议员周阁臣和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堂兄、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马鸿宾倡捐而兴办的一所回民学校，校址设在同心县的回民聚居区喊叫水乡，以伊斯兰教虎夫忍也教派洪门门宦教主洪海如的名字命校名。红军在长征时期就曾受到洪教主与当地穆斯林的欢迎和帮助，党在这里有一定影响，群众基础较好，加上这里偏远、荒凉，很适合进一步开辟革命据点，也便于他暂时隐蔽，等待与宁夏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作安排，海如小学校长是本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士林，他为人诚实，思想开明进步，对孟长有才学人品十分尊重，而孟长有的工作也就从校长做起，经常与他谈心，向他介绍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建议在学校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校规、新措施，以读书救国和教书育人为办学目的。李校长对长有的建议表示赞同，经全校老师的商议，由孟长有起草了一个《五不五提倡》的新校规，主要内容是：不成立党团组织（国民党、三青团），不要缠足女生入学，不用日货，不体罚学生，不做亡国奴；提倡读书救国，提倡教学相长，提倡循循善诱，提倡重视体力劳动，提倡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相结合。孟长有还利用给高年级班讲文史课的讲台，向学生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教育学生做一个爱国者，誓死不当亡国奴。讲外时间，他又组织学生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教唱进步歌曲，如《东北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岳飞的《满江红》等。他还自编一首《将为国事亡歌》给全校师生们唱。他还带领学生到十多个村庄进行文艺演出，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就在这时，由于叛徒的出卖，宁夏工委机关被破坏，工委书记崔景岳被捕，孟长有等许多党员的身份都暴露了。1940年4月18日，孟长有在海如小学遭逮捕，押送到省城军警联合督察处监狱内，无论敌人以软化诱骗的手法，还是施用酷刑逼供，全不能征服这个钢铁汉子。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已经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孟长有以“重犯”、“要犯”之名，砸上 16 斤重的脚镣，打入省城第一监狱大牢。但又怕他鼓励其他同监犯人，只好把他与崔景岳、白玉光（宁夏工委组织部长）、王搏（宁夏工委宣传部长）等“政治要犯”同押于一间牢房，以防止“红水水外流”。然而却给党组织继续领导狱中斗争提供了机会。经崔景岳提议，很快成立了以崔景岳为书记的监狱党支部。支部决定了三项工作任务：一是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二是保护好身体，多关心、帮助他人，团结更多党内外难友共同斗争；三是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获得党的支持。长有按照支部决定，提议轮流到洞口进行日光浴，做自由操，增加活动量，提高体能。他还给崔景岳补习英语、数学，使地狱般的牢房又充满了同志的情谊和活跃的生机。狱中党支部领导的对敌斗争，首先从反饥饿斗争开始，坚决要求改善伙食，他还发挥自己的特长，教难友们唱革命歌曲，自制泥块与人下方。入秋以后，狱中潮湿阴冷，他按照支部提议，要求人人献出财物，买回羊毛，发动大家捻线、织毛衣裤和毛袜子，争取平安过冬。对于被折磨和感染了“监狱热”传染病的难友，他说自己年青，抵抗力强主动去细心照料病人，并给他们打水擦身，端水喂饭，搀扶活动。崔景岳、白玉光、王搏也先后病倒过，都在长有精心照料下闯过死亡关。孟长有还主动接近一名叫俞桂林的中卫籍看守，对他进地帮助教育，使这名狱卒觉悟提高很快，能大胆给这些政治犯通风报信，传送物品。后来这名青年在长有的指点下投奔到边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战士。另一名犯逃兵罪被判刑 15 年的陕北籍青年杜天福，也在长有的帮助下，利用犯人到河东碱湖打碱的机会，也脱身投奔到边区。孟长有在狱中还痛打过凶残的狱卒刘三儿，为被欺凌的难友们出了一口气。
1941年4月17日晚，宁夏反动当局决定对崔景岳和孟长有下毒手。在与革命战友和全狱难友告别时，孟长有在监房门口高声对难友们说：“要很好地活下去，坚持斗争到底！”说着又和老崔一起脱下身上的毛衣送给难友，并说：“我们只冷这一会儿了，衣服留给你们有用处。”然后他们昂首阔步向监狱大门走去。敌人乘黑夜把崔景岳、孟长有和马文良（军人被俘）三人押到北城墙内城隍庙后，在一个大坑前站下，当敌人问孟长有还有什么话要说时，长有大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命对我只有一次，今日为抗日救国，为推翻你们这邦祸国殃民的反动统治者，死而无怨。我们血不会白流的，我的死更会唤醒劳苦大众奋斗不息，换来明天的抗战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你们这些害人精记住，血债要用血来还，宁夏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你们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刽子手们被骂得脑羞成怒，残忍地用铁锹、洋镐把三人打倒在坑中。但夜空中又响起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打败侵略者”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反动派用活埋这种罪恶的手段杀害了三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