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我对于新诗的兴趣和认识说起。
从上世纪末开始，大约是从翻译出版加拿大现代诗人白蒂的自选诗集《孕育》（1998年）开始，我渐渐地对诗歌的写法和理论发生了兴趣。于是，集中精力看了一段时间的诗，古今中外什么都看，后来便聚焦到了现当代中国诗歌上。又写了一段时间的诗，虽然不可言成熟，总算是逐渐摸到了自己写作新诗的路子，甚至觉得总是有点什么非写不可的东西要表露出来。忽一日，心血来潮，一口气拟出一个包含了几十条内容的“诗论结合”的目录。几天之内试着写了几篇，感觉还行，于是便开始了一个自觉而有意义的写作活动。半年过去了，断断续续地停停写写，到了自己觉得快要成书的时候，数了一下，竟也有二十来篇。于是排定顺序，审定伦次，就有了本书的内容，权且取名为“新诗话语”吧。
所谓“新诗”，自然是指“五四”以来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写的新诗，包括了全国解放前后的，一直到本世纪初。不仅有大陆诗人，而且有港台诗人和海外华人诗人的新体诗。就其观念而言，大体在于自由诗，只认诗的品质而无流派之偏废，当然也可以包括作者自己的几首习作在内了。至于外国的诗，则在后浪漫派的领域内没有了什么界限，凡能采得的，一律在视野之内。英语诗以英美为主，其他语种则法国、德国、匈牙利，无所不包，只要不是严格的格律诗或难以界定的散文诗。没有译本的，或者自己觉得译文不太满意的，便自己动手翻译，以便引用起来得心应手。所谓得心应手，则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是自己认为的好诗才得引用，或整体或片段，即便是名诗人的名诗也无照顾的例外。另一层意思是，必须能便于说明某个问题，否则，好虽是好，就本书的讨论的问题而言，若仍然是一无所用，便忍痛而割爱了。可见，观念上对于什么是诗和好诗是认识问题，而实际的“采风”则难脱实用的樊篱，有点难以照顾周全了。
所谓“新诗话语”，其实是有点儿歧义的。一个指的是新诗的话语，也就是新诗写作的话语特征，是可以观察和归类研究的有形的东西。此番“话语”颇有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味道，同时也是对于新诗语言的一个概括印象。另一个便是所谓的新的“诗话”，也就是说，带有中国传统诗话翻新的意思。不仅是意念上的翻新，也有形式上的翻新。前者指的是新的诗话的谈论对象即新诗，是形式和意念上的新诗（为了论述的连贯和方便，偶尔也以旧体诗起兴或作比较）和谈论内容，如只言诗的时空组织，语篇分析，句法特征，艺术借鉴等方面，而不评论各种诗歌流派和诗歌史问题。后者的推陈出新则主要表现在谈论形式上，如大量引证原诗（和切近原诗的译诗），偏重语言层面分析，在具体评论中建立或体现诗歌美学的新观点等，使之有别于旧的诗话的体式和语言。
在这些选段和评论背后，自然有一些本人的诗歌创作和欣赏的原则或框架在起作用，也就是关于一首所谓好诗的若干特征和要求。把它公布出来，也许可用作进一步谈诗论艺的基础。
1.诗的篇幅要短（史诗自然可以除外）。诗行作为印刷符号的文字排列（相对于手写体是符号僵硬化的表现），一般不必超过一页或一个对开版，以便阅读时能在视觉上一览无余，心智上也能直觉地感悟到诗的总体效果。
2.有强烈而明晰的意象，单个或复合的均可，而其思想内容则可以借以发挥得无限深广，即寓深刻的哲理于日常熟悉的意象及其关系中，而不做有感受而无思想的纯体验诗，或者也不是尚未找到“客观对应物”的纯思想。
3.在形式上不做无意义的或机械划一的韵脚布置，也不追求机械化一的字行排列整齐，其大旨在于有点儿散文化的耐人寻味而避免顺口溜式的轻浮流俗，甚或滑向歌曲的通韵式的浅薄。
4.感受的新奇可从改变语言的传统符号含义或在其重新组合中获得，或者从阅读中外经典作品的新鲜的艺术体验中获得，或者是诗人对身边新旧事物的直接的崭新的观察、感受和了悟，或者别的什么。
5.允许诗的音韵和形体模仿自然物象或抽象符号，但要有独创的意义和价值；在表现手法上可借鉴方言俗语、民歌民谣、流行歌曲、现代绘画、雕塑等艺术原理，甚至外文表现法也可一用而不拘一格。
6.化古语为新奇，纳方言于可感，借外文以含沙，并使得三者有机地统一于具有时代性、个性化和表现力的个人写作中，或曰“知识分子”写作，即有终极人文关怀的思考高度，但不乏艺术性。
7.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首诗应当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兼备各种“优点”而无统一性和连贯性在某一主旨的和谐中，是不能算作诗的。一首诗须能发挥语言之极致而又为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所无可替代才好。
8.好诗犹如一首乐曲，常演而常新，令人百读不厌，每读必有新的体验或认识。作者独特的境遇、情思以及基本的创作意向，应和人类最普遍的生活经验或存在问题相关，又能给人以新鲜有益的感受，给人性以升华，给理智以澄明，给情感以愉悦，但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过程。
本书的写作，便是上述诸条的综合体现，虽然在各篇行文中会因具体内容和篇幅的限制而有所侧重或偏离。此番努力，对于中国新诗研究目前仍偏于史的串线而少于论的建构的倾向，或者忙于机械地构建理论体系而流于空疏浮泛的做法，也许算得上一个小小的矫正。对于在创作上视中国诗歌传统（往往以大陆为核心忽略港台澳和海外华人诗歌创作）和外国现代派诗歌各行其道的想法，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融合。至少在笔者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视野中，在表达人性与世界之相互感通的诗的奇妙王国里，只见到一个浑然一体和不二法门，而不存在有意义的“文化”差别，即人为樊篱。也就是说，所谓文化的传统的，只相对于既成的事实的过去而言，而不是面对未来的理想的发展而言。所谓理想的，也便只能是世界的，或世界文学的，即创造中的，建设中的，尝试中的，一如有出息的诗人，始终只把他的诗歌称为“习作”。因为真正的诗，作为诗的本体，毕竟是一个不可企及的艺术的完美境界，致使任何有才华的诗人的毕生努力，也只能是通向绝对和永恒的无限逼近的一种有限的努力而已。
关于诗话的内容，也就是自己在新诗问题上能说的话，即便可以将其化为若干构成新诗话语的题目和主旨，其实仍然是有限的。究其大者，似乎包括这样一些内容：诗的理念和语言学基础，诗的起源与作为人类心灵史的演进历程，诗的意象、意境以及语言的诸方面的审美特征，诗的时空组织与结构原则，诗作为人的哲理、情感与意志的体现，诗人独特的世界与诗境的追求，以及女性诗歌与诗歌翻译传播等等。这些问题本身的提法以及夹叙夹议以例证带动评论的写法，也是一种尝试，目的在于清晰而简练，生动且形象，避免晦涩以至于枯燥的阅读。因为在笔者看来，诗歌固然品性高雅，但在今日的平民化社会里，对于诗的认识和理解，也需要一种朴实和普世的关注，才能发挥其古老而现代的作用。
谈诗论艺是一件严肃的事，要做到得心应手着实不容易。但笔者勉力为之，希望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创造一种新的诗话体例和诗歌的阅读方式。其中的诗歌例证，涉及作者本人的译诗等创作的，其署名方式则依照当初发表时的情况不做变动。其实，这本书的写作，虽然完成得很顺利，但其准备和修改，却历时数载。正文的初稿完成于2000年10月的古城西安，到天津后又分别在2001年2月和2004年2月修改过两次，使其基本定型。最后，在新近确定要出版的时候，经过了一次统一协调和完善过程，才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的样子。
最后，我要忠心地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领导、责任编辑，以及为此书的出版出过力的各位同志，为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和辛勤工作，也为了热爱这本书和新诗的广大读者。
在人生短暂而漫长的道路上，愿这本书是一簇野花，以其鲜活的生命和鲜明的色彩，开在通往理想诗国的大路旁，愉悦有心人的目光和心灵。
王宏印
2007年5月4日
定稿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