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亚当？斯密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为《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Natur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后人摘取后面四个字，简称为《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问世，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
这部书过去在中国有过两个译本。1902年严复的中译本名为《原富》，是为介绍新思想而译的。王亚南、郭大力的译本初名《国富论》（1930年），后名《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1972年），“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而译的。现在这个译本是为了显示这本书“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译的，它的特色见本序言的最后一段。
二
《国富论》出版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当时英国的手工制造业正在向大工业过渡，产业的发展还受着封建残余制度和流行的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的束缚。本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明白的描述，提出了自由放任的主张，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对经济学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在经济学的发展方面，斯密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
熊彼特评论说：“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这还不算爱尔兰和美国出的版本，并（就我所知）被译成了丹麦文、荷兰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加着重点的不只有一种译本；俄文的第一个译本出版于1902-1906年）。由此可以看出《国富论》一发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做是奇观。但这与不那么好衡量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功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包括李嘉图在内，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源于斯密，而且他们大都也从未超过斯密。在大约50年中，直到约翰？穆勒的《原理》（1848年）问世为止，普通经济学家的思想大都是由斯密提供的。在英国，李嘉图的《原理》（1817年）对斯密是一严重挑战。但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跟不上李嘉图的步伐，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熊彼特的话，毁誉参半。但斯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这一点从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世系图”可以看出。就连熊彼特自己，也不得不为《国富论》写了详细的“读者指南”（见“导读”）。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美国兰登书屋公司《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收集的《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
“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高深学问和明敏识见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出过许多版，翻译成几乎每一种文字。读这本书的人主要是看来会从它的世界观获益的人――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者阶级，他们在世界各国议会中的政治执行委员会，他们在学术机关中的思想执行委员会。通过所有这些人，这本书对下层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这本书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三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岸的克卡尔迪，父亲是军事法庭的书记，也当过克科第海关的审计员，在儿子出生前即已去世。斯密1737年14岁时入格拉斯哥大学，1740年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六年。他抱怨“牛津大学很大一部分知名教授在很多年里都不上课”。但他能非常容易地进入很好的图书馆，得以从英文和法文文献中获得广泛的知识。
1746年斯密回到克卡尔迪。1748年他应邀去爱丁堡做一系列公开演讲，主要涉及修辞学和纯文学体系，包括范围很广，名声大震。1751年他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次年转为道德学教授，所做教学分为四个部分，即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经世之学”即经济学，实际上是后来出版的主要著作的一个轮廓。1759年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为他树立了声望，1961年修订再版后，又于1767年、1774年、1781年及1790年多次出版。
1764年斯密辞去大学教授职务，担任年轻的巴克卢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法国旅行，为时约两年。1765年到达日内瓦，拜见了伏尔泰。1766年2月到达巴黎，结识了许多哲学家以及弗朗索瓦？魁奈这位经济学重农学派的创立者。1766年11月返回伦敦。
1767年春（这一年詹姆斯？斯图尔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斯密回到克科第，开始了大约六年的研究工作，为写作《国富论》而努力。1773年斯密准备返回伦敦，以为马上就可大功告成，实际上几乎又花了三年，才完成《国富论》写作。
《国富论》于1776年5月出版。1778年、1784年、1786年和1789年不断再版。
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海关专员，年俸600英镑，巴克卢公爵每年支付津贴300英镑，生活优裕。斯密晚年定居爱丁堡，和母亲及一个表兄在一起。此时他从事一些学术活动，以及两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偶尔去伦敦和格拉斯哥，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斯密于1790年1月17日去世，享年67岁。临终指示他的遗嘱执行人将他的论文烧掉。葬于卡农门教堂墓地，碑铭只有“《国富论》作者”数字。
斯密终身没有结婚。
四
斯密的全部学术观点，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分析，可以扼要分述于下。
（1）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为以后的《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在书中斯密描述了“人性”原理。他和休谟以及当时的主要哲学家一道，认为这些原理是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从而引申出来的普遍的不可改变的论断。在自我保存和自身利益这种高于一切的感情面前，形成自我判断（包括对自己行为的判断）的能力的泉源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我”（inner man），他起着“公正的旁观者”的作用，用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去赞成或谴责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为。
作为生物的人类，是由感情驱动的，同时又是由理智和同情心自行节制的。这种二元性使人们彼此斗争，而又具有理性和道德力量，从而建立起制度，使殊死斗争得到缓和，甚至化为公共利益。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只图私利的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不知不觉地毫无存心地促进着社会的利益”。
学者们长期争辩，《道德情操论》究竟是补充了后来的《国富论》，还是与之相冲突？在前者包含的社会道德论与后者对经济制度的基本上是非道德的解释之间，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冲突。但在另一方面，也可将前者看做是对个人社会化方式的解释，使之成为推动以市场为方向和为阶级所局限的经济制度的演员。
（2）国富论
尽管《国富论》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伟大的著作，事实上它却是《道德情操论》的哲学课题的继续。斯密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
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工资，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企业。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
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每一种带来的法律和文官政府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3）社会与“看不见的手”
历史演进理论在《国富论》中诚然是支配一切的概念，在书中却从属于对商业社会阶段中“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怎样起作用的详细描述。这是《国富论》第一编和第二编的主题，他提出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完全自由的制度，在人性和聪明地设计的制度的推动和约束下，怎样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这个问题要求说明个人商品定价中的内在秩序，以及整个国民“财富”（他理解为货物和服务的年产量）在三大阶级（劳动者、地主和制造业者）间如何分配的调节“规律”。
这种秩序是由人性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人性对感情的反应，人性对理性和同情心的接受性。但在《道德情操论》中主要依靠“内在的人”去对私人行为提供必要的约束，而在《国富论》中则有一个制度的机制，去协调单是盲目服从感情所内含的可能具有的破坏性。这种保护机制就是竞争，使改善本身状况的激烈的欲望（一种从母胎中带来的直到进入坟墓才离开的欲望）变成对社会有益的机制，使一个人的自我改善的动力和另一个人的自我改善的动力相抗衡。
正是在为自我改善而进行的激烈竞争中，调节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表现它自己，因为斯密说明，相互竞争力量怎样迫使商品价格降到它们的自然水平，与它们的生产成本相适应。而且，通过诱使劳动和资本从比较不利的行业或领域进入比较有利的行业或领域，竞争机制经常使价格恢复到这种“自然”水平，尽管有短期的变异。最后，通过说明工资、地租和利润（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本身是受自利和竞争的同一规律支配的，斯密不仅为这些“自然”价格提供了最后的理论根据，而且也揭示了收入本身在工人（报酬是他们的工资）、地主（收入是他们的地租）和制造业者（奖赏是他们的利润）之间进行分配的一种内在秩序。
（4）经济增长
斯密对作为自我纠正机制的市场的分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目的，比表明这一制度的自我调节的特点更具雄心。他还要表明，在贪欲的推动下，国民财富的每年流量怎样能不断增长。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说明，虽然在《国富论》中没有专列一编，却是十分清楚的。它的核心在于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其本身是“自然的”贸易倾向的产物），作为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源。书的开头有描述制针厂的有名的一段，10个人由于各自专门从事不同的工作，每天能生产48000枚针，而一个人独自去做，每天只能生产几枚针，或许只有1枚针。但是这种极端重要的劳动分工，只有借助于资本才能实现。必须先积累资本，用来支付工资，购买工具和机器。
可是，积累的驱力带来了问题。积累资本的制造业者需要更多的劳动者（因为节约劳动的技术在斯密的理论中没有地位），为了雇用他们，便使他们的工资提高到“自然”价格以上。因而他的利润开始下降，积累过程有中止的危险。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聪明的机制使之继续前进。在提高劳动价格时，制造业者无意中推动了一种增加劳动供应的过程，因为“对人的需求，也像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调节着人的生产”。斯密想到了高工资会有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效果。在较大的劳动供应的影响之下，工资上升得以减缓，利润得以维持；劳动者的新的供给为制造业者采取进一步的劳动分工从而使经济不断增长提供了永久存在的机会。
于是就有了增长的“引擎”――这种引擎的运作具有牛顿系统（斯密十分熟悉这种系统）的全部可靠性。可是，与牛顿系统不同，斯密的增长引擎不单是依存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因为人性是一种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力量。国民财富只存在个人（通过他们的政府）不照顾特权的利益（它阻止这种增长）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特权会阻止竞争制度发挥它的良好作用。因此，《国富论》的许多地方，特别是第四编，反对“重商主义”体系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在国内和国外的垄断行为。斯密指出，他的“天然自由”制度是符合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但是这种制度，如果政府只照顾“卑鄙的贪欲，只发挥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垄断精神，那它就不能实现，这些人既不是也不应成为人类的统治者”。
因此《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有重大的例外），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他却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他洞察在劳动分工十分细密的社会中工人在智力上的退化；和农夫的灵活的智力比较，专业化的工人“一般变成了人类可能变成的最愚蠢最无知的人”。
斯密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写作。他似乎没有真正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其前兆在离爱丁堡九英里的炼铁厂中已可见到。他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没有提到。如果增长是《国富论》的主题，那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增长。书中各处都流露着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斯密也提到，当这个制度最终积累了充分的财富时，经济下降就会开始，最终形成贫乏的停滞。
五
由于英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自然对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作过许多正反两个方面的评论。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马克思认为，《国富论》有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
“斯密天真地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也揭示了现象的更为深刻的联系，――斯密的这种天真使他的著作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关于这种深刻的联系，可以从他提出的各种对立的劳动价值观点以及他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恨和他力图证明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看到。
其次，马克思认为斯密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
“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是只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互相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联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当？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
我们今天正在从僵硬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不论在客观事物方面，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都充满了矛盾。熊彼特告诉我们：“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有些人比别人得到的多一些，但完全得不到裨益的大概很少。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经过200年以后，亚当？斯密仍然是经济思想史中一个高耸入云的人物，你读了他的《国富论》，一定会对你的学问和事业有所启发。
六
本译本是根据美国兰登书屋公司《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收集的《国富论》1937年版译出的，这本书除由编者马克斯？勒纳（《民族》杂志编辑）写的一个导言外，就是根据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德温？坎南1904年所编的《国富论》，附有导言、页边提要、注释和一个扩大的索引。而坎南的书又是根据斯密生前的最后一版，即第五版。
译本除《国富论》正文外，译出了坎南的全部页边提要，选译了他的大部分注释（有号者为斯密原有注释），另外附有全书各编及第一、二编各章的导读，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凡正文及注释中提到的页码，均指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杨敬年
1998年4月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