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道德的危机表现在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之间相互关系的失调。让我们对一位陷入绝望的犯罪分子内心的懊悔之情进行一下分析。最初，你可能误认为他的这种懊悔来源于对刑罚的恐惧。的确，你会发现他在述说各种细节时都非常谨慎，而且不断地有所增加补充，竭力掩盖犯罪情节，避免暴露出蛛丝马迹。他的脑子里时时刻刻会闪现出一种可怕的念头：
是不是自己疏忽了某些重要细节，让当局顺藤摸瓜，查出自己的犯罪实情。但是，再仔细观察一下即可知，这位犯罪分子想要做的与其说是要逃避惩罚，还不如说是要竭力抹去以前的犯罪劣迹，把一切伪装得好像那些犯罪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
当一件事情不为任何人所知的时候，它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因此，犯罪分子要抹杀的其实是他的犯罪事实本身。他竭力阻止任何可能获知其犯罪情节的人掌握具体情况。但是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一清二楚的，这在他的脑子里永远也抹不掉的。
所以人们会注意到，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为自己以前的犯罪情节所萦绕。这使得他本来想通过抹掉原来的犯罪劣迹，而像往常一样生活其中的社会，反而离他越来越远了。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所以社会曾经给予他的一切尊重，现在
要给的人不再是他了。
因此，社会现在不再理会他了，而是忙于去和别人攀谈。
知道自己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他体会到在同事之间被孤立起来的感觉，这比自己一个人在渺无人烟的荒岛生活还痛苦难挨。
即使一个人在荒岛上独处，他内心还可以怀揣着社会的画面。
这幅画面能给予他支持、保护和力量。但是，现在他与这幅画面以及其中所有的事物彻底隔绝了。要挽回从前的自我，回到从前的社会，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坦白自己的罪行。这样，他可能会因自己的行为获罪，但社会却可以再次与他的真正自我进行对话，他也就能恢复与周围同事们的正常合作关系。当然，他会受到他们的惩罚，但却可以被重新接纳为他们的一员。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对他的这些惩罚和谴责是由他本人主动发起和提议的。这样，他自我中的一部分，当然是最珍贵的部分，就可以免受处罚。这就是促使犯罪分子主动坦白的力量所在。
有时候，他可能还不至于向社会公开坦白，他或许先向自己的朋友或要好的同事说出犯罪的真相。通过这种方式改邪归正，虽然不是在所有人眼里，但至少是在某一个人眼里，他在靠近社会这条直线的某一个点上，又把自己与它联系在一起了。
虽然他还不能完全复原从前的自己，但至少他已经在走向复原、接近复原了。他不再与从前的自己保持疏离，更不会与之完全隔绝或断裂。当然也不会与其中的某些要素或成分完全隔绝或断裂，这些要素或成分本来就是构成他自我的组成部分。
为了清楚地揭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硬性打断了开始的话题，插入了犯罪分子对犯罪行为的懊悔这一例子。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我
们每一次履行义务都要首先酝酿和产生想法，接着再阐述其程式的话，这种履行义务就显得过于无聊和乏味了。实际上，我们靠日常行为习惯履行义务就足够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顺其自然地行事，就能履行好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且，通过在我们与社会之间插入各种有益的媒介，我们能够更容易完成自己的义务。这些媒介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就职于某一行业或职业；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教区、行政区和国家；当某一个团体被完整地加入到社会中的时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通过向这一团体履行义务来获得自我满足感，这同时也是我们给予社会的回报。社会占据了圆周，个人则处于圆心的位置。像无数不断从圆心向四周扩展的同心圆一样，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群体，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员：从圆周到圆心，随着圆周的逐渐缩小，各种义务也在不断地向圆心叠加。所以，个人最终要面对所有的义务。因此，义务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但这种义务越是复杂沉重，就越没那么抽象，因而就越容易被人接受。当它被完全具体化的时候，就会与某一种倾向并存。我们都早已习惯于这一倾向了，所以我们认为，完成自己在社会中被赋予的各种角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当我们自觉地服从这一倾向时，我们自己却很少觉察到。如果我们偏离了它，像很多根深蒂固的习惯一样，它就会呈现出顽固不化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