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英雄，在漆黑的夜里，与拿破仑皇帝和蓝尼元帅一起站在临多瑙河的阳台上。这条三哩宽的滚滚河水之外，奥地利人的军营闪烁着火光。必须有人穿过暴风雨到对岸去抓个俘虏回来，才能知道希勒将军的部队是否在这里。
甚至我们的英雄（音乐请快一点，麻烦你们！），身上都涌出一身冷汗。但拿破仑并没下令，他只是表达了一个愿望。然而，我们的英雄，胸中因高贵的骄傲与对荣耀的热爱而澎湃起来。在十五万最勇敢的战士之中——其中包括二万五千名禁卫军，他单独被挑选出来，担任一项需要智勇兼备的任务。
“我去！陛下，”我毫不犹疑的喊道，“我去；而且，如果我死去，我将我的母亲托付给陛下照顾。”皇帝轻声对我说，他对我的表现极其满意。
任何读者有所误解，都该被原谅。他大可把这样的感情，完全归于我们愉快的好朋友，康佛能轻骑兵上校伊坦·杰拉德。他是女性的偶像，轻骑兵六个旅中的最佳剑手：既滑稽突梯，同时又英勇无双。
但他并非杰拉德。这甚至根本就不是虚拟的小说。这里的一字一行全数来自现实世界中的马波男爵将军，他在这场真实的战役中，是拿破仑军队中的一名上尉。这里得说明的是，马波的确渡了河，而且他带回不止一名俘虏，而是三个；而拿破仑因此再次召见了他，擢升他为少校。这是书中程度最轻微的一次冒险故事，倘若不是马波同时代的人证实了其真实性，我们极可能会认为这
一切纯属虚构。而就算我们还是不相信马波真做了所有他所说的事，光是他的人格特质也够让我们如此尊崇他了。
因为，拿破仑的众多手下——一度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的确不论想法、行事作为以及所讲的话都极夸张狂野，不管过去或现在，这一点一直不为海峡此岸的人所理解。如此特质，在轻骑兵杰拉德小说中产生了极佳的效果。柯南·道尔以马波作为轻骑兵一角的原身，只略为修改以符合他小说的意义和走向，于是，他小说中多处的喜剧场面便这样自动浮现出来，而法国轻骑兵的活泼轻佻，与英国人的冷淡勤苦正好相反。
看这一些士兵的回忆录之后，柯南曾特别指出，他被一件事实所震撼，就是许多这些状似轻浮的人，“他们的行为却让人油然忆起昔日的侠义精神，比马波更好的武士也在在都是。”
这是真的。而且，如果你只看轻骑兵杰拉德的真正作为，而不去管他说这些话的态度，那他不折不扣是杜盖士克林一类的武士。可是，他天真的自吹自擂，他的自大，他认为每个女人都爱他的坚定信念，让读者都笑弯腰了。而更重要的，他沉静美善的天性永不毁损。他将鬓发吹卷，胡髭拧翘，马上活生生的走到书页外头来。
“你无疑会记得，拿破仑亲口说过，他认为我是他车队里最有勇气的人。不错，他丑化了句子，说我有最顽固的脑袋，不过，这我们可以忽略。注意伟人脆弱的时刻是不仁慈的行为。”
于是，这位轻骑兵说话了：不是在小说中，而是在柯南·道尔的笔记里。
笔记中，有着拿破仑时代背景最好的掠影勾描：谈到莫拉时是“他剑在鞘、杖在手”：还有那些个大胡子士兵，他们用熊皮帽子装酒，累的时候拿毛瑟枪当拐杖；以及拿破仑“苍白的脸与冷淡的笑容”。笔记中也提到一个没写成（或至少没出版）的故事：“一个有关轻骑兵接到约瑟芬恐吓信函的故事。”
“足足三年的时间，”作者曾在另一个场合这么说过，“我生活在和拿破仑有关的书籍之中，希望经过如此的长期浸泡，使我至少能写出一些反映那个
不寻常而又有魅力的时代灿烂事迹的作品。可是，我的野心大于我的能力……以至于，最后，在拖延了一长段时日之后，我费时费力的准备，最终只结集出一本有关士兵故事的小书。”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一本小书”不但不实，而且会造成误导。事实上，《轻骑兵杰拉德的功绩》，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杰拉德历险记》，是所有有关拿破仑作品中最传神的著作。其原因在于：他是经由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事实。
这位轻骑兵的确是法国人；就像马波是法国人，柯纳是法国人，果卡是法国人一样。没有一个字或一个姿势是不对的。他铸造出的人物极其真实，真实到使该轻骑兵的英籍敌人大感愤怒，而使我们读者笑不可遏。他的生活与灵魂整个投入拿破仑的“大军”之中：他自己的喉咙几乎因为一再大喊“吾皇万岁！”而叫哑了。而书中他所写到的英国人，也比以往他创造的英国角色还要好。伊坦·杰拉德只愚弄他自己，他从不嘲弄法国或法国人。这是这位轻骑兵的胜利，也是柯南·道尔的胜利。
第一本有关他的书——《轻骑兵杰拉德之勋章》于一八九四年完成，作者在美国向对他极为仰慕的听众高声朗读。等他再次和家人重聚，在达伏斯高楼大旅店安定下来之后，到一八九五年春天，这段期间几乎又完成了七个故事。
那年春天，达伏斯的天气很糟，滑雪道上的雪换成令人厌烦的雨，每个人都患了感冒。五月（我们可由他给母亲的信得知日期），他回了趟英国，从此他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
他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显然他们这一生的日子（或者，更冷酷一点的说，是桃薏的一生）必须在瑞士或埃及之类的外国旅馆里度过。如果这是必要的，他并不在乎；可是，在这趟英国行程中，他碰到了葛兰·艾伦，也是一位肺病患者，他告诉了他一个不同的故事。
葛兰·艾伦，这个名字现在已被人遗忘，当时是个有名的作家，他令人感动的小说——《恶魔之死》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后，由于《经历过的女人》一书坦白面对性的问题，一八九五年间造成颇大的轰动。柯南·道尔是因为他科学方面的成就而知道他，葛兰·艾伦是个强烈的不可知论者。葛
兰·艾伦强调，肺病患者并不一定要住到英国以外的地方；他自己就住舍瑞郡的翰海，把他的肺病给控制住了。
桃薏和她丈夫一样渴望能回到英国，她恳求他做进一步查证。于是他急急惶惶跑了一趟舍瑞，结果万分满意。
“不仅仅是葛兰·艾伦的情形给了我们希望，而且那地方极适合桃薏，”
他写着，“它的高度、干燥、沙地、枞树林，以及能够隔绝强风，都是极佳的条件。”他已经卖掉了诺雾的房子，那为什么不再买幢房子呢？他可以在翰海建造一幢房子，一幢大房子。
画好了房子图样——包括一间大弹子房——之后，他把所有事情交给南海区的建筑师老友包尔。包尔说，新房子大约一年可完工。而在达伏斯，他完成了第七部轻骑兵小说；同时，令《史全德》开心不已的是，他订正并改写了《史达克·蒙罗书信》。
他倾注了许多心血在《史达克·蒙罗》一书之中，当他再度读这份书稿时，他认为这或许是他耗费心力最巨的作品。里面包含了野心、恐惧、未知论的观点（或者，若更精确的来描述史达克·蒙罗医生——一个自然神论者）。
书中，桃薏以温妮·拉佛丝的名字出现。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像真正恋爱那样爱过桃薏。十年前，在南海区，他只是陶醉在恋爱的感觉里。可是，他深切的喜欢她，一种他认为比任何爱情还要好的喜欢。
除此之外，这种想法似乎意味着不忠。他把这个念头挥了开去。
他耗费心力最巨的作品？或许吧。饶是如此，长期思索和写作的经验告诉他，真正的关键还是故事本身。有一次，一时兴奋起来，他告诉罗伯·巴尔，他宁可被同行的作家或学生评论，而不愿被职业评论者批判。他承认这么说过于极端：当然，你不会像给学生读《金银岛》一样，要他也看《罗伯·艾斯米》。《白色同伴》那回的评论记忆仍隐约在他心头，不过，这的确是他真正的观点。
“一个小说家的首要目标，”他对道森说，“是讲好一个故事。如果他没有故事可说，那要他做什么？也许他有一些值得一说的事情，但是他应该以另一种形式来说。”这就像在一出戏剧进行途中，作者忽然冲到台前制止，然后
发表一篇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演讲。
说到演戏，或许有人会问，那出在他美国之行前为欧文和艾伦·泰瑞所写的《摄政王时代》的四幕剧怎么了？从那之后我们就再没听到有关它的消息；也没再听到与洪能合作之事，不过，这倒不必去召唤福尔摩斯来破案。任何在亚里士多德剧院舞台上赛拳的建议都会把欧文吓坏，欧文在那一年刚拿到他的爵士身份：第一个颁给演员的爵士身份。因此，柯南·道尔虽然渴望能继续这个拳击故事，但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剧本，改而撰写另一部不同内容的小说。
经过整个夏天和早秋，他完成了《罗德尼·史东》。
当我们得知史密斯·艾德勒出版公司后来预付给他四千英镑作为《罗德尼·史东》的版权费，而《史全德》不理会乔治·纽因斯听到这是一个拳赛故事而惊讶万分（“为什么在这么多主题中，非选这个不可呢？”），快快付了一千五百镑取得连载权，我们对他身为一个作家的受欢迎程度，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了吧。可是，对《罗德尼·史东》最大的赞美系来自于一位澳洲的老拳手，在他临死之前，要人大声念给他听。
很少人会忘记“篷车与马”中的那一幕——查理土·崔格理爵士——花花公子崔格理赞助了一个晚宴，二百三十八磅的摄政王子气喘吁吁坐他右手边。房中挂满了英国国旗，所有真实世界的拳击好手都在场——“君子”杰克逊及杰米·贝尔契；爱尔兰拳王安德鲁·甘博；黑人比尔·瑞其曼；最伟大的犹太拳击手丹·曼道士及荷兰的山姆，还有其他二十位拳手——此时，铁匠的养子吉米向全屋子最佳拳手挑战。我们听到爆出的笑声以及嘲讽之声，说新人如他，必须先与一个比杰米·贝尔契略逊一筹的人比划比划。于是，在篷车房里，马厩的灯光照着拳击台，一群旁观者伸长头颈，吉米与半醉的裘·波克上阵对打，赌注愈喊愈高。波克铁青着一张脸，陷入麻烦；可是他年轻的对手因缺乏经验而无法击倒他。
“出左拳打他脸！孩子，用右拳打他脑袋！”
当他们把小说大声念给那位澳洲的职业拳手听时，念到此处，病人往床头一靠，挣扎着坐起来。“这样就能击倒他了！”他叫道，“老天，这样就能击倒他了！”这是他最后说出的几个字。他在这一场想象的拳击赛中愉快的离开
人世。
就如《轻骑兵杰拉德》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罗德尼·史东》则是同一时代的英国，它是以和《麦加·卡拉基》同样的写实手法完成的小说。花花公子崔格理与约翰·芮德爵士赛马，由布莱顿跑到伦敦，这个平凡的村庄当场沸腾起来了。两匹马的双轮马车与单人驾驭的四匹马马车竞赛，也是老“冠军”
哈里森由退休复出与爱抱怨的威尔森之间的竞赛。在柯南·道尔与桃薏、洛蒂离开他们夏天在马六甲的居所到埃及过冬时，他不得不把小说结束。
他们先在考克斯待了一个月，然后坐上舒适的驿车，由洛桑经由意大利到布林底西。十一月底之前，他们在距开罗七哩、沙漠中的曼娜旅店安顿了下来。
那应该是段舒适的空闲日子。坐落在沙漠中的长条白色旅馆，背着若隐若现的金字塔，旅馆有弹子房以及打网球和高尔夫球的场地。可是刺骨的冷空气令他虚弱万分；他无法工作，只把詹姆士·潘恩的一部小说《一半》改编成一出三幕剧。祸不单行的是，他被一匹突然撒野狂奔的马抛下马背，但他仍紧紧抓住马缰，却被马蹄踢到，右眼上方整整缝了五针。另外，还有其他打扰他的因素。
因为，一八九五年底，大英帝国十分不平静。阿拉伯回教僧人出没在埃及边界，随时有枪声响起。至于南非那儿，则有外国裔英人和特兰斯瓦尔的库格之间的冲突事件，都闹到英国本土来。此外，英属盖亚那与委内瑞拉国界争端的老问题也一直纷扰不休，甚至可能在圣诞节前，带给英美两国开战的危机。
这个国界争议的对错在此不必讨论，可是当时的事态发展却十分火爆：
委内瑞拉的独裁总统克瑞斯波将军说服了克里夫兰总统，认为门罗主义受到了威胁。于是十二月时，克里夫兰总统致函英国国会，明白表示如果英国不经仲裁干涉委内瑞拉，则美国认为那是战争的挑衅行为。这项声明大获美国人的支持：有三十州的州长联署同意。
在开罗的吐尔夫俱乐部，有人愤怒，也有人搞不懂为何。
“究竟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们？我猜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搞的。”
“不是那样，”柯南·道尔对这种一时间颇为普遍的说法予以驳斥，“再
怎么讲，爱尔兰人也没能力控制四十三州中的三十州。”而且，他还在一封给《时代》杂志的信中，具体的加以解释。
“要了解美国人对英国的看法，”他写道，“我们必须念一念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然后以我们学童同样的信念和爱国心——他们曾在我们和法国的争端中所表现的坚定信念和爱国热忱——来接收书中的叙述。
“以外交政策而言，美国的历史几乎可分解成与英国的一连串争执，而其中多次争执，我们现在得承认，错误的确在我方。如今，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没任何英国人认为那些税制是公正的，而这正是造成第一次对美国作战的主因；还有寻找中立船只的问题，是第二次对美战争的主因。这场一八一二年的战事，在英国五百页的历史中也许只占两页，但在美国历史中却占了极大的篇幅。”
这项事实，任何一个还记得年轻时在学校所学历史课的中年美国人都可以证实。不只是教科书中，在爱国的戏剧和表演之中，被敌人偷偷逼近却毫无所觉的那名高傲的红色军服英军，总轻易被身着蓝黄军服的英雄给撂倒。少数的英国人，他们把一七七六及一八一二年这两场战争，看成仅仅是数千年战争史上的小小波澜，他们完全不了解这点，但柯南·道尔看得可清楚了。
“战后，”他继续道，“佛罗里达的争端、俄勒冈界线的问题、缅因州与新布朗斯威克省界协议，以及南北战争时我国媒体的敌对态度，所有这些，难道不能使我们了解美国人已濒临一点即爆的冲动与怀疑边缘，就像我们自己至今还无法脱出与法国关系的历史阴影一样？”
委内瑞拉的争执后来和解收场，但这些事令他忧心。那封信是他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写的，正是他与桃薏、洛蒂登上考克的小汽轮游尼罗河的前一天。
小船的蹼轮在混浊的河水中搅动着。除了桃薏及洛蒂之外，还有多位女士，穿白衣裙，戴草帽，拿着小照相机上岸穿梭在孟菲斯古城的断垣残壁之间。柯南·道尔曾经说过，他对现代埃及比对古埃及更有兴趣。可是，当汽船航行于其中时，尼罗河现出了它优美的身姿。“日落，”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利比亚沙漠上，留下一道长长的酒红色霞光。河水有如水银般平稳，野鸭
不时漂游在我们与红色的天空之间。阿拉伯那一边则是一片墨蓝，直到月亮由低矮的山头探了出来。”
他们的目的地是距开罗八百哩外的文明前哨——哈发绿洲。他以为，徘徊在帝王的古墓与底比斯古城的巨石之间，实在十分过瘾。庙宇，庙宇，还是庙宇！可是，当船尾的外轮将船推进越过阿桑岩后，他才知道，这个区域不但古怪，而且非常危险。
他们进入了麦地阿区域，这是阿拉伯回教僧侣打劫的地段。热气像一张毛毯覆盖着他们。观光客常常聚集在河岸玩乐，他们之中有一半是妇女，只要几个人就能把他们洗劫一空。一八九六年一月中，在柯罗斯沟与哈发绿洲之间，汽船靠上了一座泥泞的村落，村里有蓖麻的耕地和一排棕榈树，这地方不久前才遭到洗劫。九十名包着红头巾的阿拉伯人无声无息的骑着飞快的骆驼，奔过低丘，向东袭击，在第一声的长枪响起之前，事情毫无警兆。他们杀了一半村人，然后消失不见。
“我看到一个可怜的老人，子弹穿过他的颈子，”柯南·道尔在日记中记着。“村民曾派人在低丘上放哨，但是我看不出这些沿河的村落有何办法可以防御入侵。如果我是个回教将领，占领考克的观光船完全是举手之劳。”
这个看法与哈发绿洲的戍卫部队相同，他们有二千五百名埃及与努比亚士兵，另有二十名左右的英国军官点缀其中。在这前线的后头，是埃及及苏丹。
十多年前英国士兵在苏丹服役时，穿着的是红军衣，现在则穿卡其布军服。一八八五年，格莱斯通政府把所有军队由这部分的苏丹撤出。在黄沙与黑石之间，这里由回教国王的黑色旗帜统治。由于最近的洗劫成功，回教僧侣得意洋洋的指着鼻子夸口，只需五个钟头，他们就能征服埃及的驼兵。这话对镇守哈发绿洲的英国军官而言，实在起不了安抚军心的作用。
“我们像是绑了链子的狗，”蓝恩上尉抱怨，此时努比亚的乐队正奏着《嘶喊的牧师》，夹杂着野蛮的呼叫。“我们无法守住整条防线而不被袭击。
当然，我们散置了一些哨兵当饵。”
“不错，”这位来观光的作者干哑的应道，“我是这么听说的。告诉我实话：你们宁愿看到一个没用的观光团被回教徒挟持是吗？可以拿这个作为全面
军事行动的借口？”
蓝恩上尉吃了一惊。“噢，我不敢这么说。不过，另一方面，”他笑着回答，“我们实在也不应该这样，好像怕打赢他们似的。噢，不！”
观光客回开罗后两个月，蓝恩上尉达到了他的愿望。吉辛勒少将接获命令，穿越边界到阿卡夏，重新取回埃及苏丹。
柯南·道尔错过了第一声的号角，因为他正与路易士上校在利比亚沙漠参观古埃及的修道院。不过这个消息并不突然。沿着尼罗河上游，他一直注意到流传着埃及政府即将有所行动的谣言：所谓的埃及政府事实上是英国政府，因为埃及只是个被保护的领地。打从他十七岁去拜访珍伯母，一位募兵的军官几乎说服他加入军队开始，他就渴望能近距离的观望战事。在这里，他得到了机会。
他并没离开太久。桃薏得在四月末天气剧热之前离开埃及。他发电报至《西敏寺公报》，请求他们让他成为他们不支薪的临时代表。他带了一把意大利制大型左轮手枪，然后，搭乘火车、河轮和骆驼，再次由尼罗河往上航行了八百哩。他有很好的理由不相信爬虫类的脑袋和骆驼的眼睛，不过，一旦你习惯于野兽的动作之后，就能忍受整个旅程了。在阿桑岩，他与其他的战地记者接到命令，一起加入一个埃及的兵团到前线去。这个，他认为颇为乏味；而其他的记者则十分讨厌令人窒息的骑兵尘雾。于是他们趁着晚间，骑着骆驼，偷偷的到哈发绿洲去了。
奇怪的是，这些疯子居然没被流窜的回教徒逮到。不过，一个落单的旷野骑者，在黎明时分穿过棕榈树林时，的确令他们醒悟了。可是，等柯南·道尔抵达前线时，除了看到一堆穿着卡其装的人和扎着红头巾的人在拉集骆驼外，什么场面也没看到，更遑论一枪一弹。他熟识的吉辛勒少将陪他晚餐时说，可能要一两个月后（事实的确如此）才会发动攻击。因此他又坐船回孟那。
一八九六年五月，他与家人回到了英国，却又碰到另一件失望之事：翰海那个远离人烟、松树环绕的新家，几乎还没动工。营造商告诉他，这么大一幢房子是个大工程：他得有耐心。在此同时，他在附近的海梭密尔租了一幢带有家具的房子——“灰木桦树屋”。七岁的玛莉和三岁的金士力十分开心，因为
他们有一匹马，还有猪、兔子、鸡、狗和猫。
《轻骑兵杰拉德历险》由纽因斯出版，使他的声誉更加高涨。“真高兴有那么多人喜欢《轻骑兵》，因为我自己也有点喜欢。”可是，他的下一部作品却令他烦恼。
“我十分辛劳的与那本拿破仑小书缠斗。”他在七月时写道。该书书名为《波尼叔叔》，他在埃及时就动笔，却写不到两章。“这本书比写其他书都费力。我似乎一直不得要领，不过，再艰苦我都得完成它。”
那时候他就不喜欢《波尼叔叔》了，后来也一直不喜欢。虽然他对此书的评价远比该有的低，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许，到目前为止，他花了太多时间在拿破仑兼摄政王时代；他对此厌倦了，不过当时，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个事实。《波尼叔叔》有大军意图侵犯英国而于巴隆结集的大场景，他却仍觉得残缺不全：好像有头和肩膀，少了下半身一样。由此看来，似乎是他计划了一长幅全景，这个有关拿破仑及其大军的壮阔结尾却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对于拿破仑，他在一篇特别的序言中承认，“我仍然不能决定，我是在谈论一位伟大的英雄，或是一个历史的恶人。我要是能确定究竟哪个形容词才对，那就好了。”
在他监督之下，新房子的进度快了许多，此屋占地四亩，周围有花园环绕。“我们心中一直想着与这个房子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电灯。”此屋将有一个私人的发电厂，这在乡下地方是没听过的。“我会有一个十分大的窗子，而且我要把一些家族的徽章给挂起来。”一八九六年底，他买了一匹马，取名为“轻骑兵”，他十分以此马为傲。也是同一年年底，他以埃及的历险为背景，完成了一本小说，叫《柯罗斯沟之悲剧》。
整个尼罗河的上游景象都进入这部小说之中：暑气、嗡嗡不停的苍蝇、沙漠中灰黑的岩石，以及他想象中的一小群观光客——不同国籍、不同宗教信仰——他们上岸去看阿布舍大石，却被阿拉伯回教徒抓住了。他写《柯罗斯沟之悲剧》的目的是研究这些人在痛苦、恐惧与绝望之时所表现的人性（特别是一对爱尔兰天主教夫妇、一位英国国教上校、一位长老会的美国妇人，以及一个法国的未知论者）。
他们带队的黑人士兵被射杀之后，这些观光客被挟持着横越沙漠到卡顿去。他们起先只是受到肉体上的折磨，等到这一队人马被一个宗教狂热的阿拉伯酋长接管之后，该酋长坚持每个囚徒都得信奉回教，否则立即处死。
于是人性遂因此淋漓表现出来了。天主教徒准备为他们的信仰而死；那个美国女孩，虽然极端不情愿，但是被她固执的姑妈强迫；瘦削的英国上校轻声咕哝道，他宁可事情在此结束，而不愿被卖到卡顿当奴隶；至于那位恼怒的法国未知论者声称，他可以做任何事，但不愿被强迫去做。“上帝！”他大叫道。“我受够了！”埃及的骆驼兵横越沙漠在后面追赶，当事情不能再拖延下去时，紧张的气氛高涨起来；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
《柯罗斯沟之悲剧》从头到尾是一个接一个的紧张场面，几乎掩盖了作者内心的忧思。正如《史达克·蒙罗》一书，除了更加强烈，它为着至善实现了某些“终极目的”。但那名法国人却无缘于此。由书中阿拉伯回教徒的挑衅话语之间，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那一对天主教夫妇外，这群观光客的其他人，对宗教的信仰都不如人性的骄傲那么坚持。
新年的一月，柯南·道尔一家搬到漠兰，他当时的心境正是如此。漠兰是一所客寓，可以使他就近监督新房子的工程。在新房子正中央，他要摆一张特有的餐桌。
那是他祖父约翰·道尔在剑桥巷的那张餐桌，当年，那个消失远去的年代，餐桌旁曾坐过有名的作家、画家和政治家。约翰·道尔把它遗赠给迪奇伯父，迪奇·道尔再把它交给安奈特姑妈，安奈特姑妈去世之后，理所当然的给了她最钟爱的侄儿。从他年纪小的时候，这张映着司各特·柯勒瑞吉·谭克瑞等人脸孔的餐桌，对他而言，就是个伟大的标记。很奇怪的，他会在这时候想起这张餐桌。
在柯南·道尔的一生中，有三个转捩点。他与桃薏的婚姻，或她染了肺病这场悲剧，尽管难以言喻，也是他生命中的重要大事，但应仅止于此。他真正的第一个转捩点是他与道尔家族争论天主教一事，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剑桥巷的道尔家大门因此永远对他关闭了，他遂走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现在，他正面临了第二个转捩点——他遇见了琴·李基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