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林荫”的土地，滑入谷底，冲上高丘，迷你型火车厢在单轨上嗡嗡作响。
这是单轨电车，以电为动力，以回转装置稳定车身。许多人认为这将是未来形式的火车；事实上，威尔斯写了一本有关未来的小说，预见英国布满了单轨电车网。当柯南·道尔对这样东西开始感兴趣时——就像他对许多新奇的东西（由雕塑机器到深埋的宝藏）深感兴趣一样——他要他们造了一个模型单轨电车，车厢只刚好能坐进小乘客。
孩子们喜欢极了，高声欢呼。
不错，在这个一九○六年的初夏，玛莉已经渐渐长大了，开始在乎她的面子。金士力，如今在伊顿念书，也长成高瘦的十四岁个子，喜好运动一如他父亲。
“火车能再走快一点吗？爹地，它能再快点吗？”
“不，不行。你们想受伤不成？”父亲善心的大声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三到一九○六年间，曾有几次差点弄断了自己的颈骨。
马厩中停了两辆车，新的一辆是二十马力的车，另外还有一辆大鹏牌机器脚踏车。当他有一回不经意提到，他想废弃马及马车不用，他与母亲马上又起了争执。母亲强烈反对废弃印有家族纹章的堂皇马车和马具不用，但她倒不反对汽车；相反的，那辆老乌士力牌汽车与两辆装满萝卜的农车相撞时，她人就坐在后座上。
马匹发狂了；农车翻倒，车上的萝卜不停落在老太太身上。她的儿子跳出车子，发现母亲丝毫不曾受惊。她仍在萝卜堆中打毛线——一声不吭的不屑于
加入争吵——她的儿子则与农夫大声争吵谁对谁错，他们的声音大到另一个村庄都可以听得见。
他的车祸似乎并不是由于技术不佳，不过，有人见证，他一向把变速杆推得像巨人山豆角力时紧抓住对手那样，而且好像他还真好好跟山豆学过两招。
不信？让我们看看四年前冬天发生的事。
英尼斯已回到英国，在史岱福学院念书。他与英尼斯有一天开了乌士力出去，没有人（包括报纸在内）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车子在回到“林荫”
时，擦过大门，撞上一根门柱，然后从车道上快速冲向房子，硬车胎滑过碎石，突然滑出车道，冲上一边的陡坡，整个车翻转过来，压在两个乘客身上。
玛莉在屋中听到碰撞的声音，她跑到餐厅窗边，正好看见车子翻身，其中一只红轮子还转个不休。英尼斯被摔出车外，可是他哥哥仍在驾驶座，被整个罩在底下，已与驾驶盘分开。翻车时，全车的重量很幸运的靠着那根驾驶杆撑住，这救了他一命。然后，驾驶杆断了，整辆车的重量开始压在他的肩背上。
超过一吨的重量在他脊背上，全靠他肩背的肌肉顶住，直到何顿大喊大叫，招来了好些人帮忙把车抬起。然后，他挣扎着站起来，把护目镜推上，虽然整个人浑身脏乱，却没有受伤。“没事？我当然没事！”他不屑的回答英尼斯。老样子，他开始计算起要多久时间，他的脊椎才会压断。
也就是这段期间，他买了他的机器脚踏车。一个《机器脚踏车》杂志的年轻记者三个月后来拜访他，他解释说他的这辆机器脚踏车骑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可是并没有提这车子（也）会飞上陡坡翻筋斗。
这位记者在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刊出的一篇专访中，重述当时自己的问话，“我不可能离开‘林荫’而不提到我的老朋友福尔摩斯。”
“噢。”他的主人喃喃道。
“我可否冒昧请教，”这位记者颇为兴奋的问道，“我们是否有机会期望这位名侦探与忠实的华生一起，骑着最新最好的机器脚踏车去追他们的猎物？”
“不！”主人有点激烈的反应道。“在福尔摩斯早期，机器脚踏车这玩意儿连想都没被想过。除此之外，”他略为温和继续说，“福尔摩斯现在已经退
休了。”
《福尔摩斯归来记》从一九○三年十月到一九○四年十一月在《史全德》
连载后，再由乔治·纽因斯出版成书。至此之后，福尔摩斯不会再死了，他只会退休；他已宣告永远不宜积极活动。柯南·道尔在一口气写了十三个短篇之后，已有一整年的时间未被迫去想他的大侦探。他埋头研究他所喜爱的文学作品。而且，有一段时间，他涉足于国内及国际的政治之中。
一九○五年八月，法国北方的特殊舰队——包括卡拉副司令与他的旗舰“马赛拉号”——停泊在斯匹瑟德港。它的任务不只是例行的友好访问，它在外交上代表着加强与英国的协约。
因为，在动荡不安的欧洲，国家联盟的平衡开始改变。德国因为摩洛哥与法国相持不下，如果法国不屈服，德国威胁要发动战争。经过一年之后，大英帝国——以及俄国——都忠实的站到法国这一边。就像铁幕关闭一样，德国发现只有奥地利是它唯一的盟友。
德国日渐扩充它的战舰。德国皇帝，在瑞凡尔的演说中，谦称他自己是大西洋的海军总司令。英国没说什么，可是，他们在普兹茅斯建造第一艘重型战舰，上面有十座十二英寸口径的大炮。
外交人员可以嗅到麻烦，但也许会没事，毕竟已经有过太多次危机了。但是，法国舰队在一九○五年八月访问英国时，还是有一连串的接待活动。舰上军官将乘坐一长列汽车到伦敦观光。当接待的官员问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物他们想见的？法国军官的回答迅速且一致。
“英王陛下！以及约翰·费雪爵士，他是安格拉斯的总司令！”
啊，是的。还有别人吗？英国官员预期他们会说包佛先生或张伯伦先生。
同样的，他们的回答仍迅速一致。“柯南·道尔爵士！”
“事实上，”与他们一起旅行的《每日记事报》海军特派员写道，“他们似乎把阿瑟爵士看成是唯一非官方的英国人。”一纸非正式的通知传到他面前：当法国军官回到普兹茅斯时，他是否可能在新夏接待他们？老天！他当然愿意！他一直认定与法国的协约是长久以来的理想。
“我会做个尽职的主人，”他保证，“你们等着瞧好了。”
车队接近新夏时，接待活动就开始了。他们的主人在不同的地方安排了四个乐队；英国的退伍军人戴上他们的勋章，整齐的排列在道路两旁；区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不断的向他们抛掷花束。法国的军官身着蓝色长外衣、白色军帽，站立在车上，惊呼道：“不可思议！”就像那些在英国剧中的法国人一样。
他们十分开心并且感动。他们只预期，即使不是有限的接待，至多也不过是正式官方礼貌性的形式。“林荫”的大门处两旁高大的树枝接成的拱门上，挂着一条写着“欢迎”的长布条，下面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留有拿破仑胡子、穿着休闲服、戴着一顶小草帽的人；草地网球场上搭起了一个大帐篷，插满了旗帜；女士们全穿着白衣裳（白阳伞和羊腿袖服装），穿梭在一大群开心的宾客之间；面带笑容的主人，高高的站在阳台上。他们愈来愈相信，他是唯一一个非官方的英国人。
“在他们整个的访问中，”舰队离开后，《记事报》写道，“法国人锐利的注意着任何同情德国的痕迹。他们把协约看成是法国和平的保证，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对德国的虚张声势无动于衷的人。”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有些人也许是太无动于衷了，许多去德国访问的人，可以听到（在站着警卫的围墙之内）嗒嗒的机枪射击练习声音。可是在家乡，又有了令人分心的政治骚扰。至于柯南·道尔，他在数年前就发誓过，绝对不再与政治纠缠。
“如果你再进军国会，”一位记者在波克斯顿问他，“你会代表哪个党？”
“那个党的名字，”他说，“还没有出生。”
可是在他的老友和领导人敦促之下，他打破了那个誓言。张伯伦先生已年过六十，但在单镜片的眼镜之下，仍然目光炯炯，他正推行一项运动——而且，不经意的使他自己的党分裂成两派——赞成保护关税制。张伯伦先生的论点，可以总结如下：
“目前，廉价的外国货向我们倾销，不须付税。英国进口的东西愈来愈多，出口却愈来愈少。因为其他国家像德国和美国都有高税率的关税保护，我们的主要出口区都是我们自己的殖民地。你们同意这样？
“那么在殖民地与我们交易时，给他们特殊优待吧！对外国进口的货品
课以进口税；让你的自由贸易，没有关税的贸易，用到殖民地身上；他们也一定会回报我们的优待。优待殖民地，接近殖民地，为帝国的前途着想，否则我们就会没有帝国了！”
这也是柯南·道尔的立场。在长久的争执与冲突之后，导致了一九○六年折磨人的大选，他再度问鼎国会，选区还是苏格兰，在哈威克、塞库克及加挪席尔三个城镇竞选。然而，他又再一次被打败了。联合保守派的政府在大选中被自由党全面击溃。
“老兄啊，”威廉·吉勒特选举期间给他的信中抱怨道，“你的品味可真奇怪！干吗花这么大的精力？像我这样——什么也不管——这不是很好吗？”
可是他不能这么做。而且，以他把女人理想化的基本态度，很容易了解他对那桩一年比一年激烈的政治议题所持的看法。当他站在加挪席尔的义工厅里，面对四十分钟诘问有关妇女投票权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让报纸来说明：
“‘候选人赞同全面性的妇女投票权吗？’不，我不赞成。（‘噢，噢’
之声顿起）‘候选人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呢？’（欢呼声）‘当然。一个男人工作一天回家后，我不认为他会愿意与一个政客面对面坐在火炉边。’（欢呼声、嘘声、喧闹声四起）”
“喧闹声”出现在大部分的报纸报道中。他无法说服那些与外国竞争时吃大亏的羊毛贸易商选民，对外国货品课税会对本国人有利，他们说那会增加工人的生活成本。有一个诘问者挂了一长条面包在脸上，像是个死人的头。可是，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大英帝国的经济保证，在于强化帝国本身。
“以爱尔兰为例，”他在塞库克的一场演说中坚持道。“爱尔兰由帝国中得到了什么？有没有人质疑它的人民并不满足，而它是我们整个体系中的一个弱点？
“爱尔兰有制造业，但是英国的法律抹杀了它们。它也有繁盛的农业，而英国法律——自由贸易的法律——让全世界的农产品进口，占领了国内所有市场。它生产牛油、鸡蛋、咸肉，但是爱尔兰人把这些输送给我们时，它与丹麦人、诺曼底人比起来有什么优待呢？他们应该算是本国同胞而得到优惠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情形，结果必然导致长期的不满，这是致命性的危险。你们难
道不能看出，如果我们所有的自治领区，不管地理位置，能像美国各州那样紧密联合，大家看不出这样的好处吗？”
英尼斯·道尔上尉在竞选的最后两天，到哈威克去看他哥哥，他从一八九四年美国巡回演说之后，就没有听过他哥哥公开演说。英尼斯大为吃惊。“在美国，”他给洛蒂的信中写着，“老阿瑟的表现不算坏，但现在——老天！”他深感震撼，他提及一件一月十七日晚上在哈威克旅馆里的事。
“你知道，阿瑟，”他说，“如果能证明你的真正职业是政治，而非文学，那才真见鬼咧。”
他哥哥，当时正在写信，头也没抬。“两者都不是，”他回答，“应该是宗教。”
“宗教？”
柯南·道尔突然站起身来，古怪的瞪着他弟弟，然后两人一起爆出大笑。
他怀疑，他怎么会说出这么蠢的话来？他完全没有意思要这么说，即使是开玩笑。那话就这么不由自主的溜出他嘴巴。不管他将来的职业是什么，他可以确定，除了宗教外，什么都有可能性。
对于宗教，就算是包括他对幽灵的研究，他仍是一片茫然。不错，在南海区的日子里，他对唯心论颇为同情，他之所以同情是因为它包容所有的宗教。
它并没有极左或极右，或告诉某个人，在某派教义之下他的灵魂将不存在。不容忍其他宗教，是他从小所憎恨的，现在长大成人，他依然憎恨。可是，同情并不够；它没有经过证实。
而且，就像他在一九○一年对一些颇为吃惊的朋友说过，他相信，在库鲁克、麦奕尔和劳吉的研究中，必有某些真实性，还有他在南海区时看过的艾佛德·罗素·华勒斯亦然，这些全是应用科学实验方式的学科学之人。当然，你不能只因为他们有名而接受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对这个题目花了心思研究过，而他们的对手一般却都没这么做过。
“安柏利爵士，”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在参加了五次降神会后，决定反对唯心论；泰道尔只有一次；赫克斯利则说他对这种事没兴趣。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反对它，但干吗要避过脸去？”
费德瑞克·麦奕尔的书——《人类性格以及身躯死后的存在》——在一九○一年他本人去世后出版，强力支持柯南·道尔的观点。正如同麦奕尔及劳吉一样，他自己实验。他主持更多的降神会，并邀请灵媒一起参加。而其结果是……
呃！某些现象是存在的，他深信此点。“力”——随便你怎么称它——在现实世界之外是存在的；而且，在你对各种装神弄鬼的欺诈行为做了预防之后，它们仍是存在的。但是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讯息或现象，其具体的证据何在？
它们不需要来自超人的智力，它们可能有一些我们还无法理解的超出正常范围的科学解释。除此之外（这是他每次失败之处），最终分析起来，这些现象似乎太小、太不重要了。桌子被微微抬起，小手鼓突然飞起，幽灵的力量只在这些幼稚的把戏上是吗？而且，如果这些现象证明没有灵性的意义，那它们有什么用呢？
他不了解，他无法再进一步解释。可是，一九○六年一月当天晚上，当英尼斯谈到他未来的职业该是政治，而非文学时，他进入了这样的境地。
“两者都不是，应该是宗教。”
他为什么会说出那句无意义的话？他想，他可能是厌倦了。他与英尼斯第二天早晨一起出门，看着选民走向投票所，天空正下着细冰雨。激进派再度在这些选区获胜，他虽不意外，但颇为沮丧的发现，汤玛士·萧先生以三千一百三十三票对二千四百四十四票击败了他。不过，他期盼着夏天的来临，夏天似乎是姗姗来迟。《史全德》七月号的杂志，将分期刊出他的新小说——《纳格尔爵士》。
对他而言，现在的《纳格尔爵士》已不只是他的“新小说”了，它是一本书，是他的梦想。这是他的赌注，去击碎那些把他仅仅看成是福尔摩斯创造者的无聊说法，他要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作家身份。在这本《白色同伴》的孪生作品《纳格尔爵士》里，他又回到了他侠义枪骑兵旗帜飘飘的故事。
一九○四年初，他再度开始研究小说的历史背景，累积的笔记里是密密麻麻记载的细节数据。一九○五年夏天，他开始动笔，速度奇快无比，到了
一九○五年底，他正式宣告完成——那正是他北上竞选的时候，爱丁堡大学也在此时颁给他荣誉法律博士——他在给母亲的一张明信片中，叙述了他当时的心境。
“《纳格尔爵士》，”他简短的写道，“蒙神之恩，终于完成了！
十三万二千字。绝对是我最好的作品！”你可以想象当天晚上他写这张明信片时的狂喜之情。
那本小说直到一九○六年十二月才印成单行本，与《白色同伴》的时间顺序正好倒置。若以小说中的时间而论，它的故事发生在《白色同伴》之前。
我们所看到的纳格尔·劳瑞还是个小孩，是个古老的世家子弟，但穷得像乞丐拉撒路：生来是要成就丰功伟业，却连一套武士的服装都没有；但他充满了傲气，住在一块被窃占土地上的一间屋子里，唯一的同伴是严肃的祖母欧门楚德老太太。
这正是为什么作者觉得这本书如此接近他自己心灵的原因之一；这也正是为什么纳格尔·劳瑞在火炉边，由欧门楚德老太那儿学他的纹章学、他的侠义知识、他的规范以及他的希望。即使不是全然事实，但至少就象征上而言，纳格尔·劳瑞是他本人，而欧门楚德老太太则是他母亲。
我们这些曾认真理解他母亲的人，可能打开始就发出会心的微笑。我们看过这位母亲大人的脾气，不必提她勃然大怒的时刻：她鲜明无比的爱尔兰人性格。但如果我们揭除她这层爱尔兰性格，马上显露出来的是一位令人畏惧的老妇人，聪敏且十分理想主义，又极其在乎显赫的家世。她的确曾写信给她儿子说道，“柯南家族的盾牌是坚硬的，长矛是锐利的。”这完全就像欧门楚德老太太会做的事。
书中的纳格尔·劳瑞决意外出闯天下，并立誓在赢得美人归之前，必先完成三样伟大的功绩，如此的心志行径也和柯南家族暗暗相符。自从作者开始写爱德华三世时代的小说，已经整整十七年过去了。他的写作技巧日益精进，但并未损及原有的叙事趣味：英吉利海峡的海战、突袭布切尔堡垒、激烈的波弟尔战役，与《白色同伴》相比，毫不逊色。
然而，《纳格尔爵士》问世之后，令他十分失望。
不管怎样，这里我们必须了解失望何在。一些评论家被几年后他在自传中所说的话误导了：“它并没有吸引评论家或大众的特别注意。”他们由这个说法建立起一些幼稚的理论，包括说是大众的口味改变了，历史罗曼史已不再有需求云云。
如此的臆测其实完全不是真的。在他一本标示着“纳格尔爵士评论”的剪贴簿中，你可以找到足足六十五页的报纸报道并赞扬此书。销售数量的统计——仍可以追查——显示此书是圣诞季节最畅销的小说。
“我昨天一整晚，”鲁雅·吉卜林由沙塞克斯郡的波渥希写信来，“一口气把《纳格尔爵士》读完。我由封面看到封底，却仍饥渴的希望还有更多东西可看。”柯南·道尔自己回顾当时，为此事做了说明，他说，误解乃是源自于他的意思，而不是他所说的话。
他希望并且梦想这部小说与《白色同伴》一起，会被认为是他最完美的作品，也是他毕生的代表作。他热切的寻求如下的评语：“此书是活生生的历史，它重新塑造出中世纪，表现出浓厚的中世纪特色。”而在某些评论中，譬如，《观望》杂志和《阅览》杂志就是这么说的。可是另外更多的是，与《白色同伴》当时被接受的情形没什么两样。“这是个多么伟大的冒险小说啊！”
他们惊叹道。虽然这么说使他十分不高兴，而且激怒他，但其实他已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事实上，任何对《纳格尔爵士》的负面批评，正是他一开始就蓄意在写作此书时做到的。有人说，他为求符合历史而做了太多没必要的事。他过度沉迷于颜色、气氛与背景，偶尔还在打斗中插入打斗原因的解释。
历史小说的神采在于它的颜色、气氛与背景，（比方说）把这些特色由《亨利·爱斯蒙》或《巴黎圣母院》中删除，那你就摧毁了创作它们的感情了。然而，这些批评其实有着更真实的内在心理，《白色同伴》这部书，开始时被看成一本举世佳作，如今更被高举为文学史上最好的历史小说之一。当这样的评价已定论为历史的一部分，就连作者本人也难以撼动；因此，就算这回他写出的新小说远胜于《白色同伴》，但对于喜爱《白色同伴》的人而言，新的小说还没开笔之前，就先被打败了。
尽管如此，《纳格尔爵士》被接受的程度在春季仍然领先群书，在此同时，他忙着为《考塞尔》杂志写系列的闲书文章，题名为《穿过魔术之门》。
这把他带回到从前南海区的日子，带回他旧时所钟爱的事物，以及带回那个老书架上皱折老书的回忆。伴着这些，一九○六年的炎夏，悲剧发生了。
桃薏快死了。
虽然，打从道顿医生宣布她只有几个月生命之后，已整整十三年时间过去了，这个结局仍然无法避免。但毕竟他们成功地把这致命的疾病拖延了这么久，当真实的情况——虽然谁都完全理解——发生时，他们仍然十分震惊。路薏丝·柯南·道尔，这位她丈夫和家人都知道最和善、最不自私的人，开始似乎只是稍稍衰弱了些，情况并没很糟。她丈夫第一次被吓到时，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桃薏神志出现不清楚的状况。第二天早晨，专科医生便由伦敦赶到。
模型单轨电车停了，长枪射击场也静止无声。当时在贝福史岱佛学院就读的英尼斯·道尔，一直保留了一小叠桃薏病体时好时坏的那个月，他哥哥寄给他的信和明信片，它们只是报告实况，顶多只有一两行字。一开始，他们还满怀希望。“桃薏自己撑着。”“桃薏好了一点。”“好点了，坐起来饮茶，希望可康复。”
可是六月三十日那天：
“也许只剩几天了，”他写道，“或许还有几周，但是生命的结束似乎不能避免了。她身上没有痛楚，心灵很平静，以她惯有的恬静接受一切。她反应迟缓，但神志清楚，她似乎还能够了解我念给她有关柯莱儿结婚那封信里的趣事。”
终结的来临似乎不远了。同一天连着来了两张明信片，早晨的一张：“情况没变。”傍晚的另一张：“不很好——状况渐坏。”侯金斯太太，她住在不远的新夏小屋，留在她床边。桃薏的丈夫也在床边，握住她软弱的手。七月五日，报上刊出了一则短讯。
“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之妻柯南·道尔夫人，于昨日清晨三时病逝于新夏‘林荫’家中。死者年四十九，健康情形不佳已多年。她是格劳斯特
郡敏斯特沃士侯金斯先生的幼女，于一八八五年出嫁。”
这是她丈夫到目前为止，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虽然他并不爱桃薏，可是他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像喜欢她一样，这就说明了一切。在这一年中，似乎每件事都使他想起从前，每件事都不约而同令他想起南海区那段辛苦挣扎的半饥饿日子；至于桃薏，在那段日子里，她的愉悦与忠心就和病中的十三年一样愉悦与忠心。在英尼斯保留的那一小叠信件中，最后有一封信，信封四周镶着黑边，是葬礼之后写的，信本身说明了一切。
“非常谢谢，老弟，你实质的同情有力的支撑着我。我正准备带花去看她。”
桃薏葬在新夏，墓前立着一个大理石十字架。他自身的心境也许可用接下来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来说明。他通常除了牙痛或偶尔拉肚子之外，几乎没生过什么病，这期间却生了一场大病。“我没有任何病症，只是非常衰弱。”自从南非之后，就一直是他的医药顾问的查理士·吉布不能做什么，这是精神上的打击。失眠症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前更糟。“我试着，”他写信给母亲，“绝不让桃薏有一时一刻不愉快；给她所有的注意力，给她尽可能的安慰。我做到了吗？我想是的。上帝知道我希望这样。”
世界上每个人在伤恸至极的时候，都会自问：“我做得够吗？我够和善吗？”他，一个要求自己达成几乎无法达到的理想的人，也是一样。这个阴影过去了，它应该会过去的。可是，夏天变成了秋天，秋天变成了冬天，他病体渐有起色，但是疲乏懒散却接踵而来。
然后，就在圣诞节前，他又站起来了。
他的信件，平均一天约有六十封，大部分由他自己处理，生病这段期间，系由秘书代劳。不过，如果艾佛德·伍德发现信中有任何他可能有兴趣的，会整理出来，放他桌上。
一天傍晚，他由信件中拿起一封附了剪报的信，这份剪报是一件已有三年的罪案。他不经心的着那篇剪报。那案子是件神秘悬案，令人感兴趣，诡异的线索远较他所写的侦探小说复杂。不过这倒不是吸引他注意力之处。这份剪报是由那名涉入此案最深的人寄给他的，恳求他帮助。
如果此人的说辞可信，而且在他看来事实真相就埋在既有的线索之中，那这件案子需要进一步侦讯。它需要深入追查，好纠正其中严重的不公义。
随着这桩三年前的老侦探故事细节一样样翻出，他开始调查一件真实生活中令人困惑的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