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不明原因的伤心欲绝、失声痛哭，从而导致“2号车几乎要被大水淹掉”的消息很快就在报话机的帮助下从头车传到了尾车。大家判断我的症状属于严重的旅途综合征，并对我的处境相当同情，彬彬甚至在报话机里大喊：“蓉蓉姐，你不要哭泣。我支持你！”
可能是压抑得太久，彬彬越喊，我就哭得越凶。为了不让水灾愈演愈烈，发展到不可收拾，车队队长下令车队靠边停车让大家好好安慰安慰我，顺便也解决解决各自的“水灾”问题。
在俄罗斯，尤其是在亚洲部分，乡间的公路没有厕所。记者们为了减少在路上上厕所的次数，常常一天都不怎么喝水。即使是停下来吃那些随身携带的、作为午餐的干粮时也尽量不大口喝水，只是用水润润自己的口腔。没出几天，记者们的嘴巴里都开始长水泡。
后来，有时路程实在太长，车队开始在路边不定时地停下来，让所有人员在路边的森林和草丛里就地解决，我们喜欢把这种不文雅的集体上厕所文雅地称为“放水”。一般而言，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会严格的按照“男左女右”的原则，车队中占绝大多数的男同胞总是非常豪放，在女同胞还没有完全撤离的时候就在路边站成一排，而仅有的4名女同胞则相对矜持很多，总会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马路对面的森林里，找一个最隐蔽的地方，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小心行事。任何一辆开过的车子或是一个男人的叫声都会把我们这些鬼鬼祟祟的女记者吓一跳。
还好，在我正哭得两眼红肿、天昏地暗的时候，另一位我平日里同样非常敬重的韩松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对我工作的肯定。他的话给我带来了莫大的精神安慰，我的情绪也随即稳定了许多。看见其他3名女记者已经迅速跳下车子往马路对面的林子里钻，我立刻意识到如果此时不随大流地去解决问题，那么等到车队上路后少说也要200公里后才会停车，到时候我又会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来临。
顺着一块被丢弃的木板我小心翼翼往密林深处前进，突然我感到右脚的脚心针刺一样疼，赶紧抬脚，可是我的脚根本抬不起来，一颗10厘米长生了锈的钉子牢牢地钉在了我的鞋子上，幸亏我鞋底的鞋垫挡住了钉子，否则我的脚心肯定被刺穿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接着我再也不敢沿木板前进了，生怕再遭到什么“埋伏”，便硬着头皮一脚踏进湿漉漉的草地。结果这块看似平整的草坪下掩盖着更大的凶险——一个大坑，我一脚踩空就一头栽倒在草丛里。当我试着想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右脚已经不能站立了，踝骨严重扭伤，钻心的疼。在接下来将近一周的行进和采访中，我都只能借助一根棍子才能走路。
不过，生活真是奇妙。虽然经历了乐极生悲，悲上加悲，但是我这个时候却又尝到了否极泰来的甜头。因为，自从我“光荣负伤”以后，我那几十公斤的行李从此就与我无关了——身强力壮的彬彬和国际台小钟被大家任命为我的“御用”行李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