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宛如朦胧的月光，披着薄雾般的夜色，悄手蹑脚地透过轻纱的窗帘，向梦中的我露出恬静而意味深长的笑靥。而童年旧事，则好似这梦中情景，许许多多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有的却又异常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像是刚刚发生过的一样。
现在，我仿佛回到了生活过十四年的土屋前，紧跟在父亲、母亲的身后，到门前的打谷场上纳凉。场上的人渐渐地增多了，左邻右舍的诸姑伯叔们吃过晚饭，都搬出小板凳或者拎着麻袋片，凑在一起，展开那种不反映信息、也没有明确目的和特殊意义的“神聊海侃”。
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人们闲话的主题和内容散漫无际，随机性相当大。大都围绕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人情世相，以及狐鬼仙魔、奇闻异事，天南海北地胡扯闲拉，不过是为了消磨时光，解除烦闷。
夜静更深，月光暗了下去，只能听得见声音，却看不清人们的面孔，时而从抽烟人的烟袋锅里闪现出一丝微弱的红光。对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生活琐事，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没有多大兴趣的，最爱听的还是神仙鬼怪故事。听了不免害怕，可是，越是害怕，越想听个究竟，有时，怕得紧紧偎在母亲怀里不敢动弹，只露出两个小眼睛，察看着妖魔鬼怪的动静。最后，小眼睛也合上了，听着听着，就伴着荷花仙子、托塔天王遁入了梦乡，只好由父亲抱回家去。
“说书讲古”，在旧时农村文化生活完全空白的情况下，未始不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消遣手段。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人们的兴味似乎也并不浓烈。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木然，再逗趣的事儿也很少听到有谁“咯咯咯”地笑出声来。一个个总是耷拉着脑袋，无聊中夹上几分无奈，持续着百年如一日的浑浑噩噩、自发自在的生计流程。
那个年月，人们活着无聊，死了倒是出奇地热闹，——当然也是活人的热闹。最有意思的要算是祭灵、哭灵了。
在我入塾读书的第六年，我的一个伯母故去了，母亲让我请一天假，去给一向待我很好的伯母吊灵送终。进了大门，见到长长的院落里搭起了灵棚，一口红漆棺材摆放在灵堂正中，两旁挂着许多蓝幡素幛，微风拂过，发出“刷拉刷拉”的声响；纸车纸马、纸糊的衣箱被褥，摆满了半个院子。为这种悲凉、肃穆的气氛所感染，我忍不住一腔悲痛，暗暗地滴下了两行清泪。可是，马上就被另一种异样的氛围吸引住了。
从我的身后急匆匆地走过来几个吊丧的女客，还离灵堂远着呢，她们竟同时喧腾起一阵响亮的哭声，一直哭到灵前，然后，一个个半跪半伏在地下。伴着那一阵阵的拉着长声的号哭，一无例外地有节奏地舞动着胳膊，接连不断地向空扑打着；长号过去之后，转为哀哀地哭泣，开始有韵味、有腔调地数落着，咏唱着，肩头上下耸动不停，却不见有泪珠滴落。
细听起来，这种半是数落、半是咏唱的内容，倒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包括了对于死者的空泛的溢美之词，还表达了生者的思念之情，诉说着无边的哀痛、悲戚和无法舍身替死的遗憾。
我有个族叔，绰号“魔怔”，博学多识，阅历丰富，对于民俗也颇有研究。一天，我和“魔怔”叔说起了这件事。他讲，这种咏唱属于挽歌性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俗入礼，后又依礼成俗的发展过程。《庄子》里有“绋讴”的记载。绋，是牵引灵车的绳子。绋讴——拉灵车的役夫唱的劳动号子，后来演进为挽歌。《礼记》上也有“执绋不笑”的规定。
总之，当时唱挽歌的都是局外人，并不是丧家自身的事。所以，到了晋代，还曾发生过一场“挽歌该不该进入丧葬礼仪”的激烈争论。结果，主张进入的观点占了上风，后来也就相沿成习了。
“魔怔”叔还说，年轻时候他去过四川，那里讲派头的大户人家办丧事，不仅请吹鼓手，还要花钱雇号丧的，借以渲染气氛，壮大声势。号丧在那里成了一种专门职业，从业的要学会多种号丧调，什么《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封棺调》啦，一号就是三两个小时，而且，调门特别高亢，抑扬顿挫，回环曲折，都能收纵自如。——现在，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遇到伤心、委屈的事了，哭起来没完没了，嗓门又高，人们就说她们简直是“号丧”，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唱挽歌也好，号丧也好，既然都是他人的逢场作戏，也就难怪如此这般的装腔作势了。其实，那天吊丧的女客，多数我都认得。说是孝子、孝妇的七姑八姨，实际上，与死者并没有什么切近的关系，可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无非是左邻右舍，街坊邻居。但她们一个个却都装作“如丧考妣”似的深悲剧痛的样子，不过是走走过场，凑凑热闹，送个浮情。群众早就把参加这类活动叫做“随人情”了，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
当时，我注意到，一当这类表演式的举动进行得差不多了，伯母家里的当事人便及时过来加以劝解。只是，这些吊客非要做到“尽情尽意”不可，光是一般的嘴上劝说还不肯起来，必须有人上前一个个搀扶，并一再地说，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才勉强站起。其实，这话也是拣好听的说，同样是一种“虚应故事”。哭也好，唱也好，不过是做戏给旁人看，哪里会弄得哀恸伤身呢！只见这几个女人站起来以后，没有过上五分钟，就同周围的人“叽叽嘎嘎”地说笑去了。
晚上掌灯之后，要给亡灵“送关门纸”，这也是“哭灵”表演最充分的时刻。伯母的三房子媳和女儿、女婿以及娘家方面来的亲戚，十几个人，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分跪在灵堂两侧，算做“陪灵”。每当亲戚故旧来到灵前祭拜，他们都要跟着陪哭一场。男客女客，分别由丧家的男人、女人陪哭。
走马灯似的人群川流不息，宾主操着同一种腔调，带着同一样的表情，哭诉着同一种内容，例行着同一类的公事，大家都在围着这个亡灵忙碌着，应付着，敷衍着，使得那本来应该是极度哀伤的祭奠，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摆设，一种毫无意义的过场。回回如此，年年照旧。
任何人都看得出，这种借死人凑热闹、为活人争面子的吊丧活动，无非是做戏弄景，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违俗，敢于进行一番讲求实际的革新。因为，当一种习俗或者礼仪为某一人群所共同认可之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每一个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随人情”的“随”字，精确之处就在这里。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有谁不肯随俗，或者直接违背了它，就必然会遭到公众的非议，受到人们的耻笑。
这使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孤独者》。那个魏连殳是精通这些治丧礼仪的，为他祖母入殓时，般般礼仪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赢得了别人发出“仿佛是个大殓的专家”的赞叹；可是，作为身戴重孝的长孙，魏连殳竟又“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坐在草荐上”，这又太不合乎大殓的礼仪了，因此，“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
旧时代的丧葬、婚嫁习俗，是一个一切都以过去的成规为基准的文化领域。一些生活习俗、礼节仪式的传承，全是靠着模仿长辈的行为实现的。那些终生奔波于生计的劳动者，从来不会、也没有那份精力，去过问这些属于日常经验世界的事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答复总是“刻板”式的一句话：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那种年月里，对于这些乡亲，日常生活的长河似乎已经失去了鲜活感，像一种无生命、无差别的静止的画面，被挤压在按固定程序与同一格式展开的模式之中。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前一天做过的事情，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从脱下胎衣、跨上摇篮到穿上寿衣、走进坟墓，几十年间，每个人都同别人一样重复着那种平静、缓慢、庸常、单调的漫漫流程。
世世代代，他们穿着大体上一样的衣服，吃着相差无几的饭菜，住着类似的房舍，种着同一品种的庄稼，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那么机械、被动，每天都在“演奏”着没有任何变调的慢板，经历着生、老、病、死的种种近似于麻木的生命演绎。
有一件很小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绰号“罗锅王”的大伯门前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迷漫，呛得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呛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动手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
人们就是那么因循将就，得过且过。讲故事的偶尔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
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各自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