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惟一的希望是丈夫
1933年夏天，山东滕县南关外甄家洼一带，骄阳似火，河流枯竭，土地干裂，颗粒无收。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千村霹雳，万户萧疏。
大道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人，走前面的是一个农家老汉，年近五旬满目凄凉。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女儿，这姑娘看上去十五六岁，眼窝深陷神情迷茫。衣服补丁摞补丁，背着一个小包袱。这姑娘脚步显得沉重，走不了十步八步便回过头去深情地望望她眷恋的村庄……
就是这位姑娘一年后嫁到我家成为养育我们姐弟八人的苦命的妈妈。
我妈妈姓甄，1917年生于山东滕县。她十六岁那年我姥姥连病带饿不久去世，我有个舅舅早年逃荒在外，两三年杳无音信。我姥爷那些年断断续续在天津干过杂活儿，万般无奈将我妈妈带到天津寄托在山东老乡——成衣铺高掌柜家中，女孩子嘛，搭个下手也行。总算暂时有个吃住的地方。
妈妈特能吃苦，且又心灵手巧干活勤快，很快给高掌柜一家留下好印象而且老板娘更是逢人就夸，见人就讲，说他们家可是来了一个好帮手。
高家成衣铺也在南市一带，高掌柜和我爷爷素有来往。没多久爷爷便了解到高掌柜家帮工小女孩的相关情况。高家老板娘是个热心肠人。她对爷爷说：“我看我们老乡这孩子老实、厚道、心眼好，长的也不错，和您家的三立挺配的。”三说两说把爷爷的心眼说活了。几经撮合，爷爷做主终于让两个陌生人组成了一个家庭。那年爸爸整二十岁，比妈妈大三岁。
妈妈婚前听说过，嫁过去的这家公婆、大伯子、嫂子、丈夫五口人挺整齐的。而且三口人挣钱。心想稍俭朴点一年到头兴许能存些钱。将来有了孩子用钱道儿还多着呢！
没过半年妈妈什么都明白了。顶头最难崴的就是后婆婆（丁氏），整天穿的戴的、好吃懒做，串门子打牌，自己不挣钱比谁花的都多，还比谁都恶。大伯子听说挣的也不少，可两口子在家吃饭不往家里交钱。后来才知道他抽上了大烟、白面儿，钱都顺着烟跑了，这是个填不满的深坑呀。嫂子和大伯子吵，嫂子又和丁氏吵。公公夹在中间为难。明知大儿子染上恶习，没好儿！弄不好两口子都长不了，懒得理他们。这边是比自己小十五六岁的后妻，既没有长辈的样子又不是个过日子的人。自个儿一天到处奔波，累得要命回到家来连一寸安静的地方都找不到。一怒之下外出喝酒、赌钱，消磨时间，只当没有这个家！天长日久身体便每况愈下。这四个人已经是这样了，还有一口儿就是自己的丈夫。不过他和他们不一样。丈夫早出晚归，挣的钱全交给家里自己分文不取。家里打成一锅粥也绝不参战，只是提醒一下，“一家人有事好商量。”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默默地一坐就是“老半天”。再过几年这个家会是什么样呢？妈妈不敢往下想。
自打妈妈进了这个家，这里才真算是家。早晨她第一个起床、生炉子、做开水、蒸饽饽、熬棒子面黏粥，谁愿意几点起就几点起，谁愿意吃谁就吃，不吃就自便，反正中午也得吃饭。接着是扫地、拾掇屋子、买菜、做饭。大伙吃完饭一推饭碗就走。妈妈开始刷锅洗碗整理利索了，开始洗衣服，一家六口的衣服，全由妈妈一个人洗，晾干后抻平叠好，分开各放一堆。三位外出挣钱的男人的衣服缝缝补补也全是妈妈一个人操持这还不算，很多细致的活儿妈妈也绝不漏空。暖瓶里总有开水；篮子里总有饽饽、饼子；不到睡觉炉子不能灭，还得省煤，（不做饭就用煤灰封火）吃过晚饭后要侍候公婆喝茶，喝一碗斟一碗。
最难掌握的有两点：一是买菜。买菜一般都是找后婆婆丁氏要钱。丁氏心术不正，总怕妈妈从中渔利，少给钱还嘱咐别多花！妈妈心中有数，买回来菜报账，日子长了，丁氏也就放心了。有一次丁氏问妈妈：“好几天没要钱了，我得给你点买菜的钱呀！”妈妈说：“我算计还够今天花的，明天要是买菜再给吧。”丁氏点头说：“行！花得够省的。”妈妈心想在这位婆婆面前“落个好儿”可不容易呀！第二件难事就是有人到点不回家吃饭。干的多做点没事，菜就不好掌握了。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妈妈总是多吃点咸菜，喝点菜汤凑合一顿。保证谁到家，准有菜、有饭，老实人满意，是非人也挑不出错来！因此妈妈就总吃剩菜剩饭。
爸爸对妈妈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天，妈妈侍候完公婆回屋休息，爸爸对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咱家的事你算从头到尾全看明白了。一家人各行其是走的是分裂的路！神仙来了也很难再锔上。你放心，我不但不会学坏，而且要学能耐、长志气，为马家争光，我在外面多苦多累，家里多乱多烦，只要想到你——这个任劳任怨的媳妇，我就满足了。”
爸爸的一席话，说得妈妈心里甜滋滋的。她相信丈夫说的是真心话。其实妈妈在心里也评价着爸爸：“他一心为家，从来不乱花钱，没有任何坏习惯。另外……他身材好，又有文化、安稳、疼人、上进……我跟着他放心。这个家，惟一的希望是丈夫。”
再苦也要和丈夫把这个家撑起来
妈妈嫁过来才一年，这个家发生了很多变化。爷爷前思后想为了扭转局势，准备做一次最后的拼搏，他已经五旬开外了。约好和爸爸的师父周德山先生（艺名周蛤蟆）一同跑码头整整一年，其间多次给家寄钱，爸爸每天挣的也不少全交给丁氏。可是爷爷回到家一问，丁氏说老债没还清，又欠了新债。加上桂元大伯大烟白面儿抽得越来越凶，导致夫妻离异，大伯也很少回家。爷爷是又累又急又气一病不起。爸爸请来有名的大夫，一服药值两袋白面的钱也在所不顾，但终究回天无力，于1935年9月去世。
原来爷爷因为爸爸的婚事借了高利贷，由于丁氏平日挥霍一直未还清，加上给爷爷治病及料理后事，真是债台高筑。都压到爸爸一个人肩上。
善良的妈妈期盼着后婆婆回心转意，对婆婆说“只要咱拧成一股绳，咬咬牙最多一年把债还清，往后的日子错不了，我们孝顺您，给您养老送终……”
然而妈妈的愿望落空了，丁氏从骨子里就不是守本分的人！她二十多岁时前夫死了，凭着所谓漂亮的脸蛋儿和能说会道的小嘴，嫁到马家当续弦，还不是因为投靠“相声八德”的爷爷，爷爷用当时天津人的话说是“正在马上”！有钱时能宠她、顺她，等过上了穷日子，丁氏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也呆不下去。
寒冬腊月，窗外飘着小雪，妈妈干着忙不完的针线活儿，整个一下午，丁氏没串门子也没打牌。这事都新鲜。到了傍晚丁氏开始收拾东西，妈妈用眼角一扫，地上好像放着两个皮箱。丁氏洗脸化妆，穿好衣服提起皮箱出来对妈妈说：“我要走了。”丁氏在悍然执行不仁不义之举的时候自认为对付这么一位既懂事又怕事儿的小儿媳妇还是绰绰有余的。“您出门？”妈妈问。“我不瞒你，我要走了！”说着丁氏吃力地提着皮箱快步走到门外，坐在等她的一辆洋车上。然后放好皮箱。妈妈在后面一边赶一边不断地喊：“娘……娘……您也得等三立回来送您呀！”妈妈太为难了，是拦对，还是不拦对？用什么话拦？再说，皮箱的东西是该带走的呢、还是不该带走的呢？从丁氏第二次一板一眼地说“我要走了”妈妈断定这次是“有去无回！”而丁氏不傻，她听出这句话——“等三立回来送您呀！”心里一阵冷笑“管你是好意歹意老娘谁也不能等喽”便狠狠地甩出一句：“你好好练着过苦日子吧！”催促车夫迅速离家远去。
这个恶婆婆分明是在讥讽嘲笑儿媳，真是临走都不留个念想！
妈妈的心像个大熔炉，能把破锅烂铁炼出好钢来。“你好好练着过苦日子吧！”她全没当作坏话却把它作为未来奋斗的口号，她清楚当前这个家是债务累累，四壁皆空。但妈妈没有惧怕，更没有放弃，她暗下决心，再苦也要和丈夫把这个家撑起来！
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已经从妈妈的脸上看到了家中可能发生了什么，妈妈像开了闸似的倒出了苦水……爸爸镇定了一会儿，说出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是从头开始的时候了。”这句话好像在爸爸心中蓄积已久了。接着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立刻搬家！
为了吃上饭还要还清债，多日连续的撂地赶场，风里雨里奔波劳碌，爸爸一下子病倒了。他发烧头昏沉沉的，连攥拳头的劲儿都没有了，全身骨头节像散了架儿，特别是胸肋部，喘口气像多少支钢针扎他似的。饭不想吃，甚至连水都不想喝，更不愿意说话。急的妈妈说：“天大的事都能闯过去，唯独就怕爸爸有病，心里一点儿‘主心骨’都没有。”原先以为是过力受风，吃点小药，好好睡几天就会慢慢缓过来，一连七天病情一点不见好转。也是“有病乱投医”，经朋友介绍一位中医大夫，摸了摸脉告诉妈妈：“嘛好吃就给他吃点嘛吧！”说完也没开药方扭头就走了。邻居大娘把妈妈拉到一边小声地说：“你年轻不懂，大夫这叫‘推了’，是让你准备后事呀！”
啊……一句话就像是晴天霹雳，妈妈只觉得天旋地转幸亏抓住了门框，人傻了，脑子空了，只反复的嘚啵着一句话“人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眼泪像泉涌一样夺眶而出，万一……这个家就完了……我也就……”一时间衣服的前襟被眼泪全沾湿了。
闻讯赶来的相声界同行，坐了一屋子，有平辈的也有晚辈的。最后决定请爸爸本家二哥来看看，因为他是西医大夫。这个决定救了爸爸一条命：经过检查确诊爸爸得了胸膜炎，经过两个月打针吃药，终于转危为安。妈妈的心才又回到原处……
爸爸是个有心人，危难时刻是咱穷艺人侠肝义胆，鼎力相助，有情后补，终生难忘啊！这三个月妈妈差点把命搭上，爸爸感觉“自己十分幸运遇到这么一位好妻子，可结婚二年来，过得是什么日子……我欠她的太多了。”
从1937年到1947年这十年，爸爸为了养家创业，闯关东、下泉城、走南京、奔北平，千辛万苦省吃俭用，怎奈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是压榨、欺骗、克扣，家里真正接到的钱并不多。妈妈为维护这个家呕心沥血付出巨大的代价。到1947年这时妈妈已经生了我们姐弟五人。虽然这期间爸爸也有时在天津，但他要挣钱，因此所有的家务活，全压在妈妈一人身上。这么多人的单、夹、棉衣；单、夹、棉鞋；被褥，一家人的粮食饭菜连买带做。一年四季不停地洗衣服，手长期泡在“胰子”（肥皂）水里，时而肿胀，时而皮肤起皱纹。染红色衣服妈妈的手就“变红”，染蓝色衣服妈妈的手就“变蓝”。三天两头“打袼褙”（把各种颜色质量的布头用糨糊重叠粘起来）剪样子做鞋帮儿，纳鞋底儿。这么说吧一年纳不完的鞋底儿。十个手指都不一般粗细。到了冬天妈妈手皴裂的冒血筋儿……就这样不管粗细活仍不停地干着……
不但如此，还有想不到的负担。首先家里所有人生病要全由妈妈一人照顾。1939年天津闹大水，爸爸在济南，妈妈一个人护着全家人逃难，人财都没有受损失；1940年开始桂元大伯病重妈妈要侍候大伯子吃喝、服药；1941年我出生后妈妈患产褥热，一场大病脱去不少头发，病好后转年桂元大伯去世。妈妈主持料理后事。不久爸爸的好朋友王剑云先生病重时做饭送饭病故后留下孀妻弱女，爸爸自己住后台，留她们母女住家一段时间，也是由妈妈照顾。1947年我三奶病故，爸爸把三爷接到家，因年老多病一直由妈妈侍候到1949年，天津刚解放，三爷病故。料理完后事一家人才去北京。不需赘述，从1934年到1949年仅这十五年间妈妈的身体就累垮了！可是这个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妈妈确实帮着爸爸不但把它撑起来，而且是人丁兴旺家成业就。
生离死别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解放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传来了常宝堃、程树棠二位先生为抗美援朝正义斗争而献身于朝鲜战场上的消息，同时赵佩茹先生也光荣负伤。这消息震撼着天津，政府和全市人民沉痛悼念常、程二烈士并向光荣负伤的赵佩茹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
常宝堃先生1922年生于张家口，因该地盛产蘑菇故取艺名为“小蘑菇”。五岁学相声，后拜张寿臣老先生为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天津曲艺舞台上，不但相声说的好而且能演喜剧，是一位全能表演艺术家。程树棠先生1910年生于北京，满族，文献记载原名耿成彬是清初藩王之后，熟通音律，知识渊博。能编词谱曲设计新腔。二十岁时拜白云鹏老先生为师，能代白先生传艺。是一位全才乐师艺术家。
天津各界群体为送别常、程二烈士，出了大殡，各界代表组成的送殡队伍长达十几里，大家佩戴黑纱，以示悼念。赵佩茹先生用绷带挎着伤臂乘车行驶在送葬的队伍中。
这件事在当时对爸爸震动很大。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常宝堃和程树棠为抗美援朝正义斗争献身于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卫国保家，死得光荣。我抹干了眼泪，鼓起勇气，向抗美援朝天津分会提出继常宝堃之后到朝鲜前线做慰问演出的请求。”
爸爸真的是这样做的，他直接找到市文艺工会，主席是一位进城干部，对他的报名表示热烈的欢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好，天津有你去太好了……”同时告诉他“回去等消息做准备，一旦确定出发日期会通知你的。”
一个整天与“说学逗唱”为伍的时年三十八岁的相声艺人，在爱国主义教育的激发下，一下子成为了一位热血男儿。在常宝堃先生牺牲后，迫不及待地主动向组织要求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参加慰问演出，这不能不说是爸爸在人生观的改造中，在“知和行关系”上的一个“飞跃”。是他毕生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一个里程碑。难怪爸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解放初期我的最难忘而又最可纪念的一段经历。”
自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决定，又受到市领导的肯定和表扬，爸爸从市文艺工会出来感觉自己异常兴奋，甚至连呼吸都有点轻轻地发颤。脚步也显得轻快，一路上像是对什么都视而不见似的径直走到家门口。推开门见妈妈在院子里自来水龙头下边的水泥墩子上洗衣服。便对妈妈说了一声：“嗳，进屋来我跟你说个事。”
妈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湿手跟进来，爸爸说：“我坐这儿，你坐那儿。”妈妈笑着说：“什么事儿还这么郑重其事的。”爸爸说：“我刚从文艺工会回来，我已经主动报名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了。”“你也去朝鲜？”妈妈追问了一句。“去”爸爸回答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决。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这绝不是开玩笑吧。妈妈想：“这些天没听爸爸回家提到开动员报名会呀。街道上也没听说这回去朝鲜慰问的事呀。”妈妈还是不明白就问爸爸：“你怎么想起来一个人报名去朝鲜呢？”到现在爸爸多少有点后悔，不该直言无隐地冒冒失失地告诉妈妈。因为自己去报名前思想上是有个过程的，而妈妈一个家庭妇女又没有思想准备……肯定受不了，应该慢慢渗透。
妈妈的心，犹如明镜，她不清楚事情发生的过程但她深知结果。爸爸既然说出来，那就是准去朝鲜了。她愣嗑嗑得坐在那一动不动，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滴。
爸爸递给妈妈一条手巾，安慰妈妈说：“别哭了，听我慢慢跟你说。掐指一算咱俩结婚十八年了。你虽没文化，但什么事情‘一点就透’。敌人轰炸了咱东北真的打进来，咱又要过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再说啦，人家报告团的报告中说了，‘敌人是纸老虎’，打了几次败仗，老实多了。我现在不老不小的也是个男子汉，人家宝堃、佩茹能去，我就不能去？志愿军战士个个是英雄好汉，我佩服他们，愿意为他们服务，去演出慰问。再有，经过宝堃他们这档事，部队对慰问团更要加强保护。放心吧，我有根，我到哪都守纪律，服从指挥，准能平安完成任务回来，还得给你说说朝鲜是什么样啦！”这是爸爸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走出国门。
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战争是残酷的，别怨妈妈揪心。但妈妈是通情达理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害怕归害怕，但绝不会拖爸爸后腿。此时妈妈心里已经盘算该给爸爸准备什么了。
1952年8月15日家里和往常一样，因为爸爸不同意搞什么“送行饺子、接风面”这一类事，去朝鲜也只是大点的孩子知道。一家人保持平常心，爸爸一天说话不多。晚上，也极简单的和妈妈说了几句话。他说：“只当我还是出门挣钱，别瞎揪心惦着。到月头里有人会送工资来。”说完细心的爸爸看了看每一个熟睡的孩子，他微微地笑了。妈妈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转，但她使劲抑制着没让它掉下来。可是妈妈的心里，从知道爸爸“报名”那天起就没停止过紧张。
1953年1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天气晴朗，妈妈正在小西屋倒腾储存的白菜。大门慢慢地开了，进来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我第一个认出并从屋内冲出来喊了一声：“爸！”又回头喊“妈，我爸回来了！”爸爸笑着回答：“我回来了，”但马上便对我们像下命令似的说：“都回屋里去让你们出来再出来！”
这突然的惊喜使妈妈的心跳加快满脸通红。瞬间地打量一下爸爸，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爸爸又对妈妈重复一遍“我全回来了！”然后调皮地用手从头指到脚。妈妈笑了，更准确地说是妈妈的心“笑了”。
在院里爸爸和妈妈嘀咕两句，妈妈迅速把大木盆、暖瓶往小西屋运，爸爸在院里脱掉全身衣服往小西屋跑去。原来在那种环境生活战斗的人们，免不了身上长虱子。我们院子里有个小锅腔子，妈妈把爸爸脱下来的衣服，该烧的烧，该煮的煮……
爸爸点上一支烟，看了看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打开了话匣子，第一句话就是：“志愿军战士太可爱了！”“到朝鲜以后马上就感觉到慰问团太应该去了，或者说最好先不撤回来。战士们对慰问团成员的那种真诚亲热，指战员之间的亲密友爱团结互助，战士们的勇敢、无畏、乐观、机智……不到现场是永远理解不了的。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会想到自己，只有想着战斗的需要，只有服从战斗的需要。哪分白天黑夜，不论吃着饭、睡着觉、看着书、写着信，战斗随时打响。说到这，他从提包里拿一个黑色小炮弹壳，大约一尺五长上尖下圆，下口有小茶碗口大小。炮弹壳里装了半下土。接着爸爸讲起了这一段十分感动人又十分教育人的真实过程：在坑道里刚刚给战士们说了两段相声，乐得大家前仰后合。就在这时战斗打响了，指挥员让我们隐避好，就带着战士冲出去，不少战士在经过我们身边时亲切地握一下手说‘回来见’，我们回答‘回来见’。”
“一个多小时后，激烈战斗结束了，敌人被打退了，我们守住了阵地，可是就在我们身边走过的四位战士牺牲了，其中有两位才十八九岁，我马上想到的是他们的父母，更回忆起他们的面容……”
“这里的慰问演出结束后要转到另一支部队，得走两里多路，才能坐上军车。我们所到之处，弹坑遍地，硝烟缕缕。护送的志愿军战士告诉我‘这就是刚才战斗的地方。’我把一个想法告诉这位战士，他同意但催促我行动要快。我迅速拾到一个空弹壳，捧了两捧带血的土放进去，捧土时我用力地握了又握，心说：‘同志，我又跟你握手了啦！’想着眼泪扑簌簌地流个不止。我永不会忘记这一次最有意义的生离死别！”
这不是要摘妈妈的心吗？
从1953年到1957年，应该说妈妈过了五年安生的日子。1953年妈妈参加了街道扫盲班培训，并在爸爸的辅导下认识了不少字，甚至于报纸上的小段文章也能读懂大致内容，当然妈妈很高兴。
二爷1951年因病去世，二爷没有子女，二奶同意来我家一起生活。妈妈很高兴，她认为有老有小才像个家。再说二奶身体不错，能帮妈妈一起操持家务。婶婆婆和侄媳妇关系好的像亲娘儿俩，直至二奶去世后妈妈还特别怀念老人家。
爸爸赴朝慰问回来在家休整几天后，进京在首都剧场、怀仁堂等处向北京文艺界和中央领导做了几场汇报演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观看。回到家后和妈妈一一讲述，妈妈也非常开心。
不久，上级领导通知爸爸已被选为天津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
1954年一段《买猴儿》的成功演出使爸爸在艺术上和声誉上又达到了新的高度。妈妈已经感觉到自己的丈夫很不简单了。
1955年爸爸拍了电影《恭贺新禧》，1956年1月爸爸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为毛主席演出。同年8月在北京政协礼堂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赞扬相声《买猴儿》很有教育意义。同年12月爸爸被任命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曲艺团”副团长。
工资涨了，地位变了，家里拜访的人也多了。和在兄弟剧团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变化更大，从后奶奶“卷包会”（把值钱东西都拿走）时家中的惨状，经过十八年艰苦奋斗，到现在，大人孩子都穿上了皮鞋、毛衣，甚至戴上了手表。再也不用成天“打袼褙，纳底子”了。妈妈出来进去嘴里哼哼着戏，心里像刚吃了蜜。
妈妈是马家的贤妻良母，这在曲艺界是名声在外的。在邻里间她老实厚道、勤快、容人，是非界限清楚，善于联系群众口碑很好。从1952年开始妈妈被街里邀请参加街道群众性组织工作，是无偿的。妈妈愿意为群众服务，因为她在群众中极有人缘，就做了街道调解委员。
妈妈总结了街道调解工作内容大致划分为家庭内和邻里间两大类，家庭内又以夫妻吵架、婆媳不和为主，邻里间的纠纷一是礼貌不周，二是一些吃亏占便宜的小事。妈妈经过街道培训学习，认识到这些都“属于人们内部矛盾”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
邻里间称爸爸为马大爷，当然称妈妈就是马娘。马娘首先以身作则，凡事出于公心。做调解工作，善的不欺，恶的不怕，对于当事人双方先了解，后调解。经过几个“硬仗”后，“马娘”在街道威信逐步升高，加上“马大爷”的为人，一些小的摩擦只要“马娘”一到，双方就不好意思再争辩，有时“马娘”只说两句“去去吧”、“看着我吧”，双方竟和好如初，这些年妈妈在街道做的好事数不清。
1958年，何迟因创作相声《买猴儿》之罪名，被划为右派，爸爸因说相声《买猴儿》为罪名，同样被划为右派，而且被撤销职务，降低工资。不久被下放劳动。这一次对妈妈的打击很大，她弄不清政治上的事，更不清楚丈夫犯了什么大错，怎么会一下子被全部否定，从高处摔得这么狠！在她的眼里爸爸是个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安分守己，傻干的老实人，这样对待他是不公平的！善良的妈妈哪里知道，这只是二十年冤案的开始。也是这个家庭遭受重创的序幕！
爸爸没了笑容，妈妈的笑容自然也就消失了。而且她心疼，想替爸爸分担，甚至想过，要是有个“好歹的”不如降临在自己的身上。这一切都是恩爱夫妻的真实感情，也是弱势者疼人的表现。可这不但解脱不了爸爸，反而对妈妈的精神与身体造成伤害，也许这种伤害正在潜移默化的往深处发展。
爸爸在农场劳动应该说“所”干的“活儿”是力所能及的，每天学习对照思想，深刻认识“问题”。开始肯定有压力，日子一长，也不过如此了。对于这以外其他的事，他无暇也无法过问。而妈妈要背负着压力和心疼还要主持一家事务，并亲身参加各种劳动，这些就造成了脑力和体力的超负荷！或者说已经开始积劳成疾了。
1961年3月爸爸从军粮城农场回到家，第二天去曲艺团报到。被告知摘掉了“右派”帽子。逐步恢复正常工作及演出。妈妈当然高兴，她心想这看不见的“帽子”够厉害的，谁带上谁受罪，还要与他划清界限。
没多久，1962年10月11日在天津新中央剧场举行的第一届“津门曲荟”相声专场中爸爸和赵佩茹先生再次合说相声《买猴儿》获得观众热烈欢迎。回家后爸爸把情况如实讲给妈妈听，妈妈问：“《买猴儿》？领导还让说了？”“这节目是团里安排的，特别受群众欢迎，我作了三回揖才让说话”爸爸生怕妈妈不信，特认真地说。妈妈暗自琢磨：“嘿！要想习惯过这种一惊一乍的日子，还真得下点功夫！”
妈妈又过了三年舒心的日子，因此我结婚爸妈的心情都很好。因为娘家婆家距离不远，我经常和胖子（爸爸有时这么称呼我爱人，我也这样称呼他）一起回娘家。爸爸挺喜欢胖子的，胖子更愿意亲近爸爸。爷儿俩见面谈得很投缘，而且谈话范围很广。爸爸有时跟我说：“他（指胖子）知道的事挺多的。”
1964年8月曲艺团准备开展“四清”运动，爸爸又被当成本单位的清理重点，停止演出去看仓库。妈妈虽然感觉到不是好事，但基于前几年的经验认为也许过一阵子又没事儿了。到1966年被关进“牛棚”不准回家，妈妈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这场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触及人们的灵魂！”到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和行动，抄家、揪斗、游街、体罚、武斗、夺权，后来竟形成打、砸、抢的局面。本来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还非刚愎硬撑地说：“不乱则烂！”一句“牛鬼蛇神家属，”撤了妈妈兢兢业业干了十五年的居委会副主任的职务！紧接着在曲艺团工作的大弟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关进“牛棚”，“造反派”全凭“派性的小道消息”武斗、体罚整死人，碍于情面或不甘忍受折磨自杀者比比皆是。社会上流传像这样的人叫“死了活该！”妈妈每天在家如坐针毡，对关在“牛棚”的爷儿俩的处境提心吊胆……不久一件惊心骇神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血气方刚的大弟弟不甘凌虐逃出牛棚不知去向。团里审问爸爸、家里盘问妈妈。于是全家动员连找三天，踪迹不见。亲人们泪眼相视不知所措。这不是要摘妈妈的心吗？妈妈再也支持不住，只觉得全身瘫软倒了下去。谁都知道这个时候任何药物治疗都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是找到大弟的下落。
也是大弟遇难呈祥，几日后平安主动地回曲艺团。军代表弄清情况后立即表态：“对此事不予追究。”
妈妈的病情刚有些稳定，新的压力又向她施来。我家姐弟八人，其中一人早已支援“三线”离津，在四位上学的弟弟妹妹中，有三人被批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就销掉了户口。我又被批准“走六·二六道路”下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由于家中这样一番大的变故，二奶奶跟着担惊受怕，因心脏病去世。
1970年5月全家首批就被批准下放到天津南郊北闸口村落户，至此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弟一起到北闸口生活。与其说此时“家”不完整了，还不如说妈妈原来有病的心，更加不完整了。
相濡以沫
研究哲学辩证法的学者常常发现“命运转机往往出现在绝望之时。”又提出“物极必反”的理论，即“事物发展到极限就开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市文化局和曲艺团正式通知要把全家人从北闸口接回天津市。七年的农村生活，二千五百五十个日日夜夜。大暑大寒风吹日晒对于多病的妈妈，治疗不能及时，药品也跟不上。回到天津以后体质大不如从前。经过检查确诊为高血压、冠心病。医生嘱咐药物不能中断，定期复查，病情加重马上到医院不能耽误。但全家四口人，三口人得工作，妈妈每天仍坚持买菜、做饭、洗衣服，只不过按时吃药，还是把自己当成劳动力。爸爸有时问她，她说不累、不难受，但实际上有时出现心跳气短自己就偷偷地歇会儿，然后继续干。严格地说，应该住院治疗了，可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亲人她默默地忍受着，坚持着……
转眼1978年冬天，我带着十岁的女儿从广西回天津探亲。发现妈妈病情加重，就一直住在娘家注意观察。三天后的一个夜里，妈妈突然憋气坐起心慌得要命。我马上进行检查，发现妈妈呼吸困难、口唇绀紫，心率160次，是急性心力衰竭。我让爸爸在家看着妈妈，自己穿暖衣服骑上自行车直奔原在天津工作过的医院。
可能是老天爷在考验我的孝心，狂风大雪，路滑还睁不开眼，夜里三点钟路上行人极少，有几位环卫工人扫着雪，我骑一段摔下来，再骑上……脑子里没有任何怕字，只想着快点、再快点尽快抢救妈妈。氧气袋、西地兰针，注射器、急救药品……
回来时基本上是快步推车而行，真怕损坏抢救器械药品。远远看见爸爸在兴隆里胡同口处张望。我快跑几步问爸爸：“这么冷您还外面等我？”爸爸说：“你可回来了，深更半夜下着大雪，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呀！你妈更不放心催我来门口等等你……”
妈妈经过打针、吸氧、服药，病情有所好转，开始能平卧了，天亮时还睡了一小觉。爸爸也一夜未眠。下午雪过天晴我劝妈妈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妈妈说我给的药不错，先吃着再看看吧，就是不肯去医院。我非常理解妈妈，主要是怕一旦住了院，家里就没人管了。我是怀着极度的不安无奈返回广西的。
1979年初正式宣布对爸爸错划“右派”予以平反，同年10月份爸爸又代表天津文艺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在文艺晚会上和王凤山先生攒地表演了相声《今晚十点钟开始》。
爸爸高兴了。对妈妈来说这是最大最欣慰的事。心情好精神就好。疾病的症状有所减轻。
1980年4月底，我和胖子从广西调回天津工作。等于在妈妈心中又增添一桩喜事，病情趋于平稳。每天仍操劳家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国人民正信心百倍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拿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艺术成果，向全国人民汇报。”
爸爸结束了二十年的压抑、正逢文艺春天的到来，他认为是蓄势迸发的时候了。他加快脚步，要走在时代洪流的前面，名副其实的“抖擞精神又长征”。
形势之大好，家庭成员都在紧张的工作，同样妈妈拖着病身子在家中不停的默默地奉献。
1982年以后，妈妈曾两次发生坐在沙发上择菜，不知不觉头部撞到地上，幸亏距离不高，未造成大的损伤，这是明显的缺氧症状，妈妈自己也感到体力不支。间断住过两次医院。经过系统检查治疗，心脏功能比入院前有所恢复，医生嘱咐不要再做体力活儿，要和住院一样多休息。出院后卧床的时间明显增多了。妈妈偶尔在床边轻微活动一会儿。十几种平时吃的药、氧气及抢救药品都摆在桌上，时刻准备着。
爸爸自1982年起除必要的开会、演出外，一直在家陪伴妈妈。多年来爸爸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要以妈妈为中心了。
爸爸每天早晨起得很早，生炉子、做开水、等妈妈醒了以后给妈妈打水洗漱，然后问妈妈想吃什么早点、想吃什么饭，亲自去采购。每天不但服侍妈妈饮食、饮水，还特别准时无误地给妈吃药。他把十几种口服药，按不同服法分类。每瓶记好服药次数和剂量，连饭前饭后服都准时做到。冬天的晚上爸爸的工作量加大，而且形成规律。每天睡前先给妈妈焐被窝，（把棉被叠成筒状，下边反折密封）将铜壶灌上水，放入被窝底部。打来温热水帮妈泡脚、洗脚、擦干。这时妈妈再进被窝时里面也已经暖和了。倒洗脚水、把地上的水擦干，然后把手洗干净。将妈妈的假牙摘下，用牙刷在淡盐水里清洗，然后泡在清洁的水中，待次晨漱过口后再轻轻地将假牙带上。
每天假牙刷洗完毕后被窝也焐暖了。爸爸轻轻地把铜壶撤出来，把被四处掖严。开始用天津话问妈妈：“囊乎吗？”（暖和吗？）妈妈回答说：“囊乎！”至此，爸爸今天服侍妈妈的工作基本结束。不过耐人寻味的，还是睡前像“对暗号”样的对话。其含义有三：第一就是问暖和否；第二是服务后的回执评语；第三就是代表老夫妻心灵之间的感应，是古稀老伴之间一种爱的呼唤、是白首伉俪情感生活中最高境界的一种和谐之声。
爸爸每天睡在妈妈身边，睡得很轻。妈妈夜里经常憋气一坐就是半宿，爸爸从来都是陪着。待情况好转再一起躺下。白天照常照顾妈妈。老夫妻俩的感情，年轻时在子女面前是遮掩的，到老了反而愿意流露出来。有时我们看到爸爸凑到妈妈面前握着双手虔诚的问寒问暖时，一方面感到多年来新鲜少见，一方面又感到心酸难忍，记得有一天，爸爸对卧床的妈妈深情地说，俗话说：人活99，也要有娘家人留后手，我这辈子有两件事对不住你，一是至今没有找到你娘家亲人（其实爸爸曾多方打听，还托山东朋友找寻妈妈的亲人，但终无任何信息）；二是年轻时不懂计划生育，让你为我生了八个孩子，真是让你受累了……
1984年3月初，妈妈的心脏功能一点点的衰竭，不但腿肿、脚肿、脸也开始肿了。食欲也不好，在家里每天输液并间断吸氧。就这样她仍然强打精神在床上指导家人做好家务，以保证全家人周到、规律的生活。
3月9日的晚上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将举行为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早已定下来攒底节目是爸爸和王凤山先生的相声《夸住宅》。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几天前捧逗二人已经两度“溜活”准备。
9日晚饭后，接爸爸演出的汽车就要到了。爸爸凑到妈妈面前小声说：“今儿晚有个重要演出……你身体这样……要不我就不演了……”妈妈慢慢睁开眼，很费力地说：“一定要演……我不要紧……”并用手示意爸爸不要耽搁。
晚八点半妈妈明显的呼吸困难、心率加快。我们叫了救护车。为了不使病人受到长途颠簸，先到离家较近的一家医院，经过检查抢救，没有明显的好转，并发现这医院的设备不够先进。又乘救护车去市里大医院（平时负责爸爸保健的医院可以找到熟悉的专家）在急诊室抢救。
晚十一点半爸爸从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完赶到医院，了解病情，专家意见一定要住重症监护室。在当时这是最先进的治疗设备，二十四小时监护。但有一点就是一个家属也不能陪伴。妈妈此时似乎精神好点，她躺在平车上，用眼把所有在场的亲人看了一遍，最后目光落在爸爸脸上，并向爸爸点点头……好像是示意让爸爸放心。
平车带着输液瓶和氧气袋，缓缓地推向重症监护室。亲人们无奈的回家焦急地等待消息。第二天清晨竟噩耗传来，我们的好妈妈于凌晨在重症监护室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最让人万分痛心的是妈妈临终时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亲人。妈妈呀！您怎么这样快就离开我们了？全家人大放悲声！
妈妈的去世别说家人，就是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和所有和她共过事的人，无比痛惋，大家都在怀念着、回忆着、议论着……
妈妈是位对家庭高度负责（或者说是责任感极强）的人。凡家庭主妇分内之事完全胜任，平日里尊老爱幼相夫教子，灾害时逃难、逃反应对不俗。一个旧中国艺人家庭延续至今，能如此完整兴旺，妈妈功不可没。
妈妈是位对困难、对疾病十分坚强的人，黑暗势力压不垮，政治迫害不动摇，和无情的病魔抗争到最后一分钟，但她始终没发出过一声呻吟。
妈妈是位勤俭持家的模范。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吃饭的人多，挣钱的人少。妈妈费尽心机，周密计划、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不但保证生活过得去还要略有积攒，以应对突发事件，像生老病死、节粮度荒等等。妈妈没有任何嗜好，更没有任何奢望，生活十分朴素。就是后来家庭经济好转了，妈妈也没买过豪华的衣物。妈妈娘家一直无人往来，出走的舅舅一直没有找到，“闯关东”的姥爷再也没回过天津。这使她在理财上更加无私，就是在最困难时候也咬紧牙，没找人借过一分钱，更没动过徒弟存在师娘身边的一分钱。表现出，穷有穷骨气，穷也要维护尊严。
妈妈是位建设和谐家庭及和谐社区的耕耘者。旧社会时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不能不算尖锐；“反右”、“文革”期间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不算复杂。爸爸把这个家“全方位”的放心交给妈妈，是看中了她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性格。妈妈虽说生来性情温和但她也有喜怒哀乐。她没文化但一辈子不吵不闹甚至没大声说过话。生活中、工作中无论对谁总是和颜悦色从不迁怒于人。凡办一事以成功为目的，围绕这个目的出主意、想办法、定措施，接触中尊敬对方、维护对方、相信对方，善解人意、通情达理、是非分明。她善于团结人，善于制造和谐气氛，而这一切都在不声张中进行。这些年来她解决了家庭、社区数不清的家务和生活中的区区小事。看似平常，别忘了老人古语“清官难断家务事”呀！靠的是智慧是修养，甚至还有“个人魅力”。
妈妈全身心的把自己交给了爸爸，她信任爸爸，她依靠爸爸，多少年来风里雨里与爸爸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心甘情愿做“成功男人背后忠诚的贤内助”，为爸爸、为儿女、为马家奉献一切。妈妈是累病的，妈妈是愁病的，她无怨无悔地拖着本来应该住院疗养的病身子，为家庭为社会又坚持干了二十年，直至油干灯尽病入膏肓……
在人均寿命延长了的当今，妈妈才走了68个年头，她的过早去世，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家庭结构的变化上都会给全家、给每个家庭成员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说感情上的损失，通过自我调节和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得到缓解，那么，家庭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损失，挽回起来就更难、更复杂。
我们回忆妈妈，我们怀念妈妈，我们更要学习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