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讨论会上的发言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对于《琵琶记》，我没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同时到会匆忙，还没有来得及阅读本会所印发的参考文件，没有很好地作发言准备，只是想到什么就谈什么。
从会里印发的材料，知道对于《琵琶记》的估价与看法，意见纷歧，归纳到十六种不同的意见，从全部肯定到全部否定都有。首先我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对于《琵琶记》这个剧本是肯定的。我是研究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对于这样一部古典文学的名著，称为“南曲之祖”的《琵琶记》，无形之中有所爱好。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以剧艺的历史和戏曲文学的历史来说，都是很悠久的。元人杂剧像关汉卿、王实甫的剧本都是文学名著，可惜王实甫的《北西厢》原作，现在不能歌唱演出了。现在昆剧里面有《训子》、《刀会》，还歌唱着关汉卿《单刀会》这个剧本中的二折。此外尚有《西游记》杂剧的一二折在昆剧里保存。由于“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我们在地方戏曲中发掘出不少古典的、优秀的剧本，像《琵琶》、《拜月》等都是十四世纪的文学名著，今天还能在剧坛上演出，是很可宝贵的，使我们欢喜兴奋。从《琵琶记》故事流传在民间算起，到今天有七百年的历史，就是从高则诚改编成为这部文学名著算起，也是五百年了。高则诚这位作家，后于我们今年纪念的印度戏剧作家迦梨陀娑几百年，可是在莎士比亚以前二百年。
我看到湘剧《琵琶记》的演出，很能欣赏，演员的艺术是可以佩服的。湘剧《琵琶记》是高腔戏，用高则诚原本的曲词很多。当高则诚写作《琵琶记》时，那时昆腔还没有起来，南戏有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等。高腔大概是承继弋阳系统来的，我想，很接近于高明时代南戏演出的精神面貌。
高明的《琵琶记》是就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个南戏，名为《赵贞女、蔡二郎》的剧本改编的。原来那个剧本是写蔡伯喈中举以后，背亲弃妻，后来遭天雷轰死的。这剧本与《王魁负心》同是南戏中间最早的剧本。在宋代科举盛行，知识分子有平步上青云，爬上统治阶级以后，接近势利，忘弃本根，做着不孝不义的事的。同时也有权贵们拉拢新进士，招赘女婿以培养自己的势力的这种事实。这类民间故事的产生反映这个社会现实。蔡二郎不知是谁，有人认为指说牛僧孺之婿邓敞，有人认为指说王安石之婿蔡卞的。假如真是蔡卞，雷轰死也是应该的。南宋时期的人民最痛恨蔡京、蔡卞。不过这都是后人的考据与推测，这类有现实意义的典型故事，不必坐实指哪一个真人真事。我想蔡二郎原不是蔡邕，由二郎到中郎，从蔡中郎变成蔡伯喈，以讹传讹，作为《琵琶记》中人物。蔡邕是后汉时代的一个大文人、笃孝的贤士，原无背亲的故事。不过故事的讹为蔡伯喈实在很早，陆游听到过农村中的说唱盲词已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的慨叹。这个民间故事虽然很好，但是不免诬蔑了一个历史人物。因此到高氏手里，便把情节改换过来了。
文人吸取民间文艺的精华，加以艺术加工，对于荒诞不经违背史事的事，往往是要删改的。例如《三国志平话》有司马断狱一段，刘关张到太行山落草的事，中间也很有人民性的因素，因为荒诞不经，所以罗贯中把它删去了。高明改编《琵琶记》，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按照原来情节，把蔡邕的名字改去，尽管让他雷轰；另一条路是不愿厚诬古人，把蔡邕改成正面人物，如现存的剧本。因为这个剧本流传已久，他也弄不清楚，原来蔡二郎不是蔡邕，所以走了后面一条道路，把“三不孝”改为“三不从”。我认为高的改编是成功的，吸取民间文艺的素材，大大提高了它的文艺价值。第一，他采撷民间文艺的优秀部分，加工创造了为人民所喜爱的赵五娘、张广才的形象。第二，改造的蔡伯喈也成为一个典型形象，着重描写他的在丞相府里被迫做赘婿的内心苦闷。第三，运用场面变换的技巧，以牛府的富贵生活与蔡家的苦难生活作强烈的对照，深刻暴露阶级矛盾。第四，高明的运用文学语言的功夫很深，全剧极富于抒情成分。它的价值应该在四大传奇之上。至于有些细节，不符实际，例如陈留距离洛阳很近，在剧中好像途远万里。有些针线不密和生活细节的不全合理，我们不能以此苛求于一个十四世纪的古典剧本。
有人认为高氏篡改民间剧本，把它的斗争性冲淡了，我们应该改回来。湘剧团也曾经这样试过，但是观众并不接受，马踹赵五娘不免太惨，雷轰蔡伯喈宣传了迷信和果报思想，都不很好。南戏旧本，现在已不存在，否定高氏改作的，光说原本好，没得比较。我们看《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几个宋元无名氏南戏，都比较粗糙。例如《张协状元》的思想凌乱，人物模糊，远不及《琵琶记》明朗。不通过高明的手笔，赵蔡故事不能成为文学杰作。高则诚是大有功劳的。
剧本中写男人科举得意而负心的有《潇湘雨》、《张协状元》、《王魁》、《蔡二郎》等。不负心的也有，如《荆钗记》。由于人物性格、遭遇、环境发展的不同，有不同的结局。所以《琵琶记》也不一定要有《秦香莲》那样的结果。陈士美、王十朋、蔡伯喈是三种不同的典型形象。
高则诚笔下的蔡伯喈是很真实的。牛氏不很真实。《琵琶记》的矛盾是靠这样一个理想的、说教式的人物来解决的。这个人物不很真实，是根据高则诚自己的理想塑造的。
古典剧本值得我们保存和学习，但是如何对现代人民起教育作用，这个矛盾比较大，我以为应该作为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这剧本虽然有“全忠全孝”的标目，按其实际内容，宣扬孝道是实在的，并没有宣扬忠道。全忠全孝不过是一个招牌。戏里面赵五娘真的尽了孝道，蔡伯喈并未尽孝。至于尽忠，乃是皇帝诏书所要求，黄门官口里所说，对蔡伯喈是很勉强的。剧本表现了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争取知识分子的矛盾，而人民方面胜利了，知识分子厌恶朝廷，最后散发归林。这是高则诚思想进步的地方。
有人认为朱元璋喜欢《琵琶记》，足以证明这个剧本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许朱元璋喜欢全忠全孝这块招牌，如果分析剧本内容，实际上是和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相反的。贯彻在《琵琶记》中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功名富贵，提出“人爵不如天爵”的口号。以骨肉团聚能享天伦之乐为人生的至乐。蔡家的悲剧起因于蔡伯喈的上京赴考。虽然最后有团圆的结局，“风木余恨”，终究是个悲剧。高则诚经历仕途，最后隐居避世，不受明太祖之聘。《琵琶记》表现他晚年对功名淡泊的思想。
《琵琶记》揭出了忠孝中间的矛盾。忠和孝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不过忠是统治者所要求的，而孝道是人民自己所要求的。说“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得忠和孝”，那是黄门官勉强劝慰蔡伯喈的话，代表统治者说话的口气。整个剧本却是强调孝道而冲淡忠君的思想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孟之书来统治知识分子，但是毕竟统治不了；有离经背道的《西厢记》，这是反封建的；也有维护封建道德而反对封建统治者的，《琵琶记》属于后面的一种。孔孟之书，既教忠，又教孝，本身存在着矛盾。高则诚是封建时代的作家，有他的思想上的局限性。《琵琶记》为人民利益、反统治的斗争倾向性，是用显扬孝道来体现的。用孝来压忠。因为孝道也是孔孟之教，所以虽封建君王也无可奈何，虽朱元璋也不能批驳。
因此，《琵琶记》有人民性的一面，也有封建性的一面。《琵琶记》是不是因为过于强调孝道，宣扬封建道德，对今天不能起教育作用呢？我认为今天我们对老年人必须照顾的精神是和过去一样的，只是不能强调迂腐的孝。
保存一个古典戏，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在改编时要考虑得周到些。《琵琶记》剧本很长，可以选择精彩的零折演出，也可以紧缩。结尾并不很好，可以考虑在演出上到“书馆相逢”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