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的童年时代是在随父亲宦游各地中度过的。在雄伟壮丽的帝都长安，一览无垠的中原大地，繁花似锦的江南水乡，山清水秀的汉中盆地，奇险秀美的三峡两岸，几乎小半个中国都留下了狄仁杰幼小的足迹。飘泊不定的宦游生活，对于磨炼狄仁杰的意志，增长见识十分有利。直到青年时代他才结束了随父宦游的生活，却又开始了他自己的动荡不定的仕宦生涯，南北奔波，四方飘流，狄仁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奔波于神州大地上度过的。
狄仁杰的童年时代正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隋末长期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尚未得到完全恢复，不少地区村落萧条，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处于亟待恢复的阶段。隋炀帝大业中，天下有户890万，而贞观初不满300万户，直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全国也不过380万户。可见人口锐减到何种程度。贞观六年（632），魏徵还说从洛阳向东直到海边，“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卷2《纳谏》。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所以地方官的俸禄比较微薄，尤其是一些品秩较低的地方官员，没有禄米之给，甚至不免有饥寒之虑。直到贞观八年（634），政府财力稍有增加，才提出给地方官增给禄米的问题。狄仁杰的父亲虽然身在仕途，由于是地方官，且品秩不高，俸禄有限，所以狄仁杰虽为官宦子弟，尽管不会有生活之虞，但他的童年生活肯定不十分富足。这样的社会与家庭环境对狄仁杰的成长是有益处的，使他不致于染上一般官僚子弟那种不良习气。
狄知逊共有5个儿子，狄仁杰为长子，所以在家庭中对他很少溺爱，更多的是严教。作为一个古老的家族，狄氏家族和中国古代许多大家族一样，都有自己的家族传统，用以规范家人的行为和教育子弟。许多家族还撰写了所谓家训之类的东西，世代相传，成为这个家族中人人必须遵循的训条。著名的《颜氏家训》便是一部流传至今、影响甚大的此类书籍。狄氏家族是否在狄仁杰之前也有此类家训，不得而知，后来狄仁杰显达以后，的确撰写过一部名为《家范》的训言，共一卷，用于教育自己的子孙。据此类推，狄氏家族肯定也有此类训条存在。唐文宗时，狄仁杰的族曾孙狄兼谟任给事中，曾封还过不当的诏敕，文宗认为狄兼谟能忠于职守，是一个执法官员的最好人选，便把他提升为御史中丞，并对他说：“御史台朝廷纲纪，台纲正则朝廷理，朝廷正则天下理。凡执法者，大抵以畏忌顾望为心，职业由兹不举。卿梁公之后，自有家法，岂复为常常之心哉！”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狄氏家族确有自己家族训条。所谓“家法”，即家族传统、家族训诫。
狄仁杰作为长子，自然受到其父的严格要求，希望他能够光耀家族，成为有用之才。所以狄仁杰在童年时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好习惯，有时读书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惊动了当地官府，县吏奉命前来调查案情，全家上下人等都出来接受讯问，只有狄仁杰一人未动，仍在房中读书。县吏十分生气，责问他为何不出？狄仁杰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大唐新语》卷6《举贤》。他把苦读儒家经典看成是与古代圣贤进行交流，小小年纪便已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见识，因而从小就受到人们的关注。
据载，有一天，狄仁杰和他的小兄弟们外出游玩，在途中与高僧海涛法师相遇。此人学识渊博，尤善相面之术，他一见到狄仁杰，大吃一惊，感叹地说：“此儿郎日后当位极人臣，百姓有幸，苍生是赖，可惜我年事已高，不能等到那个时候了。”《南部新书》丙。
狄仁杰在少年时期读书并不仅限于儒家经典，还广泛地涉猎了其他各类书籍，其中包括医学书籍在内，因此他对医术也颇为精通。官僚子弟博览群书本不足为奇，但大都不去涉猎医学书籍，在他们看来医术不属于经邦治国之学，因而不屑一顾。从狄仁杰乐于研习医术看，恐怕不是一时兴趣所致，而是他志向远大，想多学本领以便为民造福。这一点在他日后任官期间仍不忘为民诊治疾病、解除痛苦的行动上可以得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