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于圣历元年接回庐陵王并立为太子，是唐朝后来得以恢复的基础，没有这个转变和基础，李氏子弟就不能取得皇位继承的合法地位。随着李显被立为皇太子，从这时开始武则天对待李氏家族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打击、抑制政策一变为笼络、安抚政策，逐渐恢复李氏子孙应有的政治地位，改善李、武两个家族的关系，希望能够形成李武联合执政的政治局面。有很多迹象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圣历二年十月，解除了李旦诸子的囚禁状态，赐宅于洛阳积善坊，兄弟5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大足元年（701），又跟随武则天到了长安，又在兴庆坊赐宅，也号“五王宅”。李显共有4个儿子，长子李重润本来已立为皇太孙，李显被废黜后，他也随之迁居房州。李显立为皇太子，他被封为邵王。次子李重福这时封为唐昌王，三子李重俊封为义兴郡王，四子李重茂，由于年幼，直到圣历三年（700）才封为北海。李显的诸子中除李重润原来就有名位外，其余诸子都是这一时期册封的爵位。
此外，武则天还采取种种措施希望能调和李氏与武氏子弟间的矛盾。圣历三年，吉顼因依附于太子，武氏子弟怨恨，百般攻击，将其贬黜。吉顼临行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吉顼涕泣而言：“臣今日远离陛下，永无再见之日，愿向陛下进一言。”武则天命他坐下谈，吉顼说：“将水与土合为泥，有争乎？”回答说：“无。”吉顼又说：“将泥的一半制成佛，另一半为天尊，有争乎？”武则天说：“有争。”吉顼顿首说：“宗室、外戚各安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仍封为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日后相争，两方都不得安全。”武则天说：“朕也知道，但是事情已经如此，也不好如何改变了。”不管武则天努力的效果如何，她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变化。在其他政治方面也都从这时起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后面的篇目中还要详论。可以这样说，圣历元年是武周政治变化的一大转折点，转折的契机是李显被接回并立为太子，而促成此事的人无疑也是这种转折的促成者，因此他对李唐王朝的重建所做的贡献自然是关键性的。
那么，这个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应该是谁呢？司马光认为力主召回庐陵王的是狄仁杰，主张立庐陵王为太子的则是张易之、张昌宗与吉顼等人。司马光之所以这样看问题，根本的出发点还是想为狄仁杰讳，因为如果狄仁杰主张立庐陵王为太子了，则等于劝武则天废黜李旦的皇嗣地位，所以他宁可不相信这样的记载，转而采用二张劝武则天立庐陵王的记载。司马光这样取舍史料后，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匡复唐室的功绩岂不是为二张、吉顼等人据有了吗？这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狄仁杰志在为唐社稷谋，而二张、吉顼辈则是为自己的长远利益着想，两方的出发点不同。《新唐书·狄仁杰传》说，张易之曾向狄仁杰请教自安之计，狄仁杰对他说惟有劝陛下迎回庐陵王才可以免祸。司马光认为狄仁杰不会和张易之这样的小人商议大事，认为这个记载也是不可靠。司马光的本意还在为狄仁杰讳，不愿让张易之玷污狄仁杰的人格。从狄仁杰对二张的一贯态度看，司马光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何况有许多史料都已明确记载是吉顼向二张献的策。尽管司马光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其本意仍在肯定狄仁杰在匡复唐室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同时又不想让自己心目中的社稷之臣有丝毫的“污点”。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宗复辟实由张易之之力，并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陈先生只相信有关二张进言的记载，却对狄仁杰等一批朝士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的记载重视不够，其原因和他所要论述的论题有关。他认为从唐高宗初到玄宗末年，历百余年时间，实际上是李武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二张是属于武氏集团中人，张易之的外甥杨国忠为天宝时期的权臣，自然也是武氏集团中人，说明武氏集团在玄宗未年仍在政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证明武氏集团在这一时期重大决策上的影响力，自然宁肯相信张易之促成中宗复辟的记载。
但是唐人凡论及此事者，几乎无不认为狄仁杰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次是唐人吕温，此人为贞元至元和时人，充任过左拾遗、侍御史、户部员外郎等职。他撰写过一篇名为《狄梁公立庐陵王传赞并序》的文章，认为“唐复为唐，系公是赖”，“乃建国本，代天张机”。充分肯定了狄仁杰的历史功绩。稍后有唐人冯宿，他是贞元至开成中人，历任太常少卿、集贤殿学士、兵、刑、工部侍郎、东川节度使等职。他赞扬狄仁杰“再造唐室，时维梁公”。评价之高，前所未有。宪宗时的宰相令狐楚说：“洪惟昊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嗣，与国无穷。”
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对狄仁杰也有很高的评价，作为诗人他用自己的作品赞扬了狄仁杰匡复唐室的不凡之举。他说：
汝门请从曾公说，太后当朝多巧计。
狄公执政在末年，浊河终不污清济。
国嗣初将付诸武，公独廷诤守丹陛。
禁中册决诏房陵，前朝长老皆流涕。
太宗社稷一朝正，汉官威仪重昭洗。
时危始识不世才，谁谓荼苦甘如荠。唐人众口一辞地赞扬狄仁杰，说明狄仁杰迎归中宗，匡复唐室的事迹在当时曾广泛传播，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为什么当时主张迎归中宗的人颇多，人们却只认可是狄仁杰的功劳呢？《旧唐书·狄仁杰传》说：“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惟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省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可见进谏的人虽多，但真正能够使武则天改变主意的还是狄仁杰。狄仁杰能够成功的原因，一是方法正确，以母子之情感化她，使武则天易于接受。二是武则天信任和倚重狄仁杰，这样就建立了互相信赖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会猜忌和怀疑狄仁杰另有企图，因而也容易接受对方的意见。三是狄仁杰持身以正，不以权术诡道对待武则天。关于这个问题，王夫之的议论颇为精彩。由于狄仁杰把握时机，既达到匡复唐室的目的，又未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有人误认为狄仁杰如果不采取诡秘手段、玩弄机权之术，恐怕达不到这样理想的效果。针对这种看法，王夫之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他认为“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而君子不如奸人险诈，结果必然是君子先被击垮。只有以正自处，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这样就可以不变应万变，使奸人无懈可击。他认为作为社稷之臣没有其他诀窍，“惟正而己矣”。出于这个看法，所以他批评了历史上那些“愤而或激，智而或诡”的人物，认为他们都不可取，他甚至认为“而智之流于诡者，其败尤甚”。由于狄仁杰不存在这些缺点，以正道自处，终于说服了武则天，使中宗得以复辟。故王夫之用十分赞叹的口气说：“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读通鉴论》卷21《中宗》五。王夫之的这种看法十分精辟，这正是狄仁杰既得以匡复唐室，又得以独善其身的最重要原因。我国古代士大夫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对那些能兼顾这两者的人十分推崇，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算达到儒家理想的最高境界。在这两者中前者是目的，后者则是基础，不能善其身自然就谈不上济天下。同时他们在观察问题时，不仅看效果而且还非常重视动机，如果一个人办事时虽然效果不错而动机不纯，也不能获得很好的评价。实际上在迎立中宗这件事上，不少人都出了力气，史籍中也有这样记载，但旧史臣却仍然认为“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原因就在这里。
宋人范仲淹也是一个十分推崇狄仁杰的人，他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文学家，所以他对狄仁杰的赞语写得十分得体，又不乏文彩，就把它作为本篇的结束语吧。范仲淹曰：
天地闭，孰将辟焉？日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岩乎克当其任者，惟梁公之伟欤《宋文鉴》卷76《唐狄梁公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