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1932年5月，南京国民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为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毕业程度及增加教学效率起见，对于所属各中小学经原校考查及格的应届毕业生举行会考。会考各科全部及格的学生才能毕业。对一科或两科不及格的学生，规定可复试一次，复试仍不及格的，可补习一学年，再参加该科会考一次。三科以上不及格的学生，予以留级，且只限留级一次。学生取得毕业资格以后才能参加升学考试。1933年又通令各省市如有不遵照举办或学生个人有不参加者，均否认毕业资格。
1934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师范学校毕业会考暂行规程》，规定各类师范学校或师范科均要严格施行毕业会考。
实行毕业会考的目的，名为“整齐毕业程度”，“增加教学效率”，实际上，还企图借会考来压制学生，用沉重的学业负担把学生束缚在书本里、课桌上，让他们无暇去关心时事和政治，这样就不易受共产党这一“反动派之利用”，做出违反政府的事情。那么，这些“目的”是否都达到了呢？
由于毕业会考成为关系学生前途与命运的大事，学校和学生都很重视。为了应付会考，在课程安排上，许多学校减掉了实验实习和课外活动，而增加了会考科目的学时，像音乐、美术、训育等不属于会考科目的课程受到冷落甚至被废除。同时，各所学校纷纷增加考试，名目繁多而频繁的考试压得学生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会考两周前要举行校内毕业考试，七八月之交举行升学考试，因此，学生经常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叫苦不迭。在教学方法上，诸多教师以注入式代替启发式，甚至不惜搁下正常的教学，大搞题海战术。可见，学生把会考当作升学的敲门砖，学校对学生进行的完全是一种应试教育，至于教学质量大概只是少数人关心的问题了。
由于会考不及格不能毕业，“整齐毕业程度”一项算是勉强达到目的，但其“增加教学效率”的期望并没有实现。只是国民政府的确利用会考限制了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学潮减少了。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其政治目的。
社会各界对毕业会考的反应也不同。部分教育界人士认为可以通过会考整顿学风，检查学校的办学状况，因此予以支持；众多的校长则认为会考妨碍教学，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是坚决反对会考的，但很多家长却对会考表示了认可和支持。当时，许多进步人士对会考提出了批判。例如，鲁迅认为实行中学会考制度，是效法德国法西斯“铲除智识”以愚昧人民；陶行知的批评更加形象深刻，“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以后”，“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学生在赶考的时候，同时……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各地反对会考的呼声此起彼伏。1933年7月，安徽省各中学反对会考，组织反会考大同盟，并发出反会考宣言。由于会考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利，所以，蒋介石责成有关部门对此认真整饬，于是，大批中学校长被撤换。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对会考制度作了调整。1933年12月，废除了小学毕业会考，同时公布《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要求稍有放宽。1935年，教育部又公布了《修正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了初中和高中的会考科目，并对考试办法作了一些变动。例如，参加会考的学校不进行毕业考试，应届毕业生只就最后一学期所学科目进行学期考试。1936年，教育部废除了原来依据学生会考成绩计算学校成绩的办法，同时修改并削减了会考科目。这样，中学会考的要求逐渐放宽。抗战以后，会考更是难以进行。1943年，教育部规定：各级学生只要修业期满，成绩及格，便核发毕业证书。会考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毕业会考制度的目的在于规范统一毕业生的程度，督促各校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抛开其政治上的反动性，从理论上讲，它应该是一项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的措施，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这其中，既有会考制度本身的因素，又有社会方面的因素。总结民国时期毕业会考制度的教训，对于完善当今高中会考制度和改革考试制度可以提供某些历史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