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龙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关于教育本质的理解，基本接受了苏联1951年至1952年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讨论结论；教育是上层建筑，教育又具有自己的专门特点；教育必须通过经济基础的中介才能发挥作用，教育不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
1978年，于光远在《学术研究》第三期上发表《重视培养人的研究》一文，提出教育虽然包含着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二者不能画等号，这预示着关于教育本质之争的开始。1980年，他又从马克思两种劳动理论出发，直言教育就是生产力，由此论战正式拉开帷幕。
随着讨论的深入，教育本质的“社会实践说”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认为“教育是由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所组成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由此而衍化出了“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是社会劳动能力的生产实践活动”，“教育是人类加速自身建构与改造的社会实践”，“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教育的实践特性，但仍未摆脱从外部关系考察教育本质的框架。
争论的激烈带来了思考的深入，人们逐渐将目光开始投向了教育与人的关系来讨论教育的本质，于是出现了教育本质的“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培养人说”与“传递说”。“社会化说”认为教育是使人社会化的过程，而“个性化说”则认为引导、促进儿童的个性化是教育本质的规定；“培养人说”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对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传递说”则认为教育的本质是知识的传授或人类选择能力的传递，从而将教育本质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不仅带给整个社会异常深刻、广泛的变革，也给教育本质问题的探讨烙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教育产业说”与“教育非产业说”的激烈论辩应运而生。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带着时代的影子。教育本质问题的争论，每一步都既反映着时代的要求，也促使人们思考和认识的深化。可以预见，伴随着教育本质认识的逐步全面深入，我国的教育会更加理性、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