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革命根据地简称苏区。苏区主要集中在湘、赣、闽、浙等南方十几个省的偏僻山区农村,这些地区不仅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同时更是一片文化的荒漠。土地革命运动不仅使农民做了土地的主人,广大劳苦大众也第一次拥有了教育权,开始把教育作为武器去谋求自己的“文明”与“幸福”。古老的村庄开始焕发勃勃生机。
苏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教育事业的开端。它初步形成了工农教育的体系,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奠定了基础。苏区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27年10月到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是苏区教育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根据地多为游击区,因此教育以红军教育为主体,办学形式多是教导队、随营学校和各种短期训练班等。从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是苏区教育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各苏区都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各类教育事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由于苏区最大的“国情”是战争,这是关系苏区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苏维埃政府提出“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作为工作的总方针,教育也不例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因为,首先,在当时军事斗争的胜利高于一切,没有军事斗争的胜利,一切都是妄谈,教育自然要为战争服务;其次,苏区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严密的封锁使苏区物资匮乏,只有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发展生产,保证战争的胜利;再次,为广大民众谋幸福本来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可见,苏区教育的总方针是苏区革命实践与斗争环境的必然产物。
苏区教育的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使工农大众的子女都能享受国家免费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从教育类别看,苏区教育可分为:干部教育、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苏区教育占首要地位的是干部教育,其次是工农民众教育,儿童教育占第三位。
干部教育主要是培养党、政、军等各方面的干部。前期的苏区教育中,主要采用短训班的形式,时间从几天到几星期不等,内容基本为形势教育和革命目标、革命任务的教育。红军教育则融政治、军事、文化、纪律教育为一体。后来,苏区形成了较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中、高级干部学校,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这些学校共同的特点是:学制灵活、目标明确、课程精简、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为了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苏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分军队与地方两种。军队中以连为单位组织识字班,地方上以村为基点,以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俱乐部等为组织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教育活动。教育内容与生产和斗争的实际相联系,除了识字以外,还有政治和科学常识等。当时,某些县已经到了村村有夜校的地步。试想,朗朗的读书声飘荡在沉寂已久的夜空,该是多么地令人振奋。如此大规模、创造性地发展群众性社会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
苏区虽然把儿童教育放在第三位,但并不等于说对儿童教育不重视。儿童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目前参加阶级斗争的新后代”和“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建立了初步的小学教育网和较健全的小学教育制度,规定实行五年制义务教育,凡8~12岁的工农子弟皆免费入学,军烈属子弟另行补贴。儿童教育注重与政治斗争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注意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和自治能力”。
苏区教育为中国教育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使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那些世世代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第一次掌握了教育权,并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教育,使只会握锄头的手也拿起了笔杆子。古老的村庄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它所留下的经验依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