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
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谈到唐诗绝句的误字，举了杜牧的《江南春》为例。其中的“十里莺啼绿映红”，后人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还有一个例子是《寄扬州韩绰判官》的“秋尽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尽而草木凋，本来是常事，不必说，况且江南地暖，草本不凋。这首诗是杜牧在淮南寄给扬州朋友的，感叹的就是淮南之摇落，而羡江南之繁华。若作草木凋，则与“青山明月”、“玉人吹箫”就不是一回事了。杨慎于是戏谓此二诗绝妙：“十里莺啼”，俗人添一撇坏了，“草未凋”，俗人减一画坏了，接下来引了苏东坡《于潜僧绿筠轩》诗中的一句：“士俗不可医。”
这是谈写诗的道理，其实与做人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传说中的神仙才不食人间烟火。凡人都生活在俗世，哪能不俗？吃喝拉撒睡都是俗事，谁少得了？鲁迅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吟诗作赋听起来比较高级，其实也是俗事，最低级的俗人也会干的，而且干得不错。《诗经》里的《风》是民歌，在大家眼里，一向就比文人创作的《雅》和宫廷里的《颂》好看。但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度，不及不好，过了也不好。俗和太俗也是这样：故作不俗让人觉得“装”，太俗了也让人受不了。笔者混迹文坛有年，历经诸多人事，对此颇有些体会。
譬如序言，也称导言、导论、绪言，作者本人对书作一个导读和说明，如创作意图、创作原则、过程以及与该书出版有关的事情；或请名家、组织者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介绍作者或书中内容涉及的人和事，对作品加以推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挖空心思，搜罗一大堆时尚名流，用无以复加的好评把书的封面封底包裹个严严实实，让欲购书者不免疑窦丛生：担心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往往是最劣等的货色。
又譬如作品研讨会，出了新作，开个以研讨为名义的会议，听听肯定的或不同的意见，总结经验教训，以使自己多少获益，客观上也多少扩大作品的影响，是很正常的。但明明知道自己不够斤两，非要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资源，让属下的部门或仰仗自己的老板大把出资，广邀名家，广揽媒体，大轰大嗡，以为借此便可一步登天，其实落下的不过是笑柄而已。
又譬如文学评奖，希望被肯定、被褒奖，是人的荣誉感使然，很正常的。有人淡定沉静，申报了作品，表示了对评奖的尊重就不再与问，固然让人起敬，但有人积极进取，给参与评奖工作的、自己有过交往的人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告知自己申报的作品，希望在众多参评作品中不被忽视，这样的愿望，这样的方式，都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功利心过于急切，电话打了又打，信息发了又发，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认识的不用说了，不认识的就拐弯抹角地找关系，恨不得天上有缝，地上有洞，有一个招呼一个。好听的话，套近乎的话，溢美的话，其来滔滔。这样的人，就算得了奖，也不让人尊敬；要是忙乎一场没得奖，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就更不上算。
上述种种，究其故，就两个字：太俗。
俗与太俗之间，差距就只是那么一点。就像杨慎的诗话评点的那样：“‘十里莺啼’，俗人添一撇坏了；‘草未凋’，俗人减一画坏了。”
而“士人”，也就是读书人，太俗是很容易让人不以为然的。不过苏东坡说“士俗不可医”，到底有点绝对。就文学而言，事情未必有那么严重。人再俗，作品未必就一定低劣，毕竟不因人废文是个常识。但如果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名我所欲也，人品亦我所欲也，倘若二者不可得兼，该舍什么，还是应该掂量一下的吧？
俗与太俗，不需要刻意地把握。自自在在做俗人，堂堂正正做俗事，也就俗不到“太”的分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