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其人以及川军速成系前边说过，刘湘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考入四川陆军弁目队。此时，四川军事力量单薄，只有一个混成旅，担任四川总督的锡良要将旅扩充为镇，感到下级军官不够用，便将原来的讲习所改成速成学堂。1908年，刘湘考入速成学堂就读并毕业。
四川军阀中的“速成系”，就是指以该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其首脑人物便是刘湘，骨干人物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张斯可、徐孝刚、王陵基、乔毅夫、傅常、鲜英等。速成系主要包含两部分人员，一是四川陆军弁目队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称为“老速成”，一是四川军官速成学堂的学生，称为“新速成”。此外，还应包括与这些人有师生关系的军人。
速成系形成于1918年。当时熊克武整编川军为7个师，刘湘任第二师师长，便有心培植自己的力量，大量吸收速成系同学，以代替其他学堂毕业生担任中下级军官。并在合川开办了军官传习所，以为羽翼，提出了“统一四川，问鼎中原”的远景目标。以后，速成系势力开始慢慢膨胀，逐渐形成气候。
刘湘能成为川军速成系的“盟主”并不容易。究其原因，是因为刘湘不仅听话，对上级绝对服从，而且不嫖不赌，不抽鸦片，持身谨严。从速成学堂毕业后没多久，刘湘被提拔成了营长。
1913年3月，因为宋教仁被刺事件，爆发了武装讨伐袁世凯的浪潮，史称“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此时四川总督为胡文澜，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员。当时四川军事力量共有五个师，其中有四个师为胡文澜所掌控，国民党人熊克武（川军第五师师长）于8月初在重庆宣布独立，并组成了讨袁军总司令部，由熊克武担任总司令。
川军的五个师中，战斗力最强的数由周骏担任师长的第一师。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大多由毕业于速成学堂的学生担任。在学堂读书时，这些学生有许多人参加了同盟会，思想倾向革命，为了策反，熊克武特派傅常等人前往策动。
一师的师参谋长李哲与傅常是同学，一听老同学说明来意，李哲全力支持，当即召集来了毕业于速成学堂的营长梁度、吴行光、侯建国等人，共同商谈起义事宜。傅常与刘湘也是速成学堂毕业的同学，前来找他交谈，谁知刘湘对这件事却并不感兴趣，他托辞的理由还是那句老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司让我哪样我就哪样。”不过，刘湘也还是对那帮老同学很够意思，并没有向上司告密。
此后武装暴动如期发生。营长梁度、吴行光、侯建国等人突然发难，将武备系出身的吴团长当场打死，宣布武装起义，投奔讨袁军，并乘胜进抵泸州附近的龙透关。
师长周骏得知这一情况后，异常气愤，传下一道命令，将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的速成系学生一律撤职。刘湘是速成学堂毕业的学生，按说也是被撤职之列，但是旅长张华封站出来以身家性命担保。旅长张华封赏识刘湘，除了上述几条原因外，这时候又多了一条：刘湘作战勇敢彪悍，是他手下一名得力的虎将。经过仔细考查，师长周骏认定刘湘确实是一员忠心耿耿的虎将，不仅没免他的职，反而进行嘉奖，将他提升成了团长。
复杂的发迹史，曲折的登龙术1914年底，袁世凯先是率百官到孔庙祭祀，又到天坛祭天，穿古衣冠，行大拜礼。祀孔和祭天活动，都是他复辟帝制的预演。果然，此后不久，为控制西南计，袁世凯委派他的心腹陈宧为四川军务会办，率北军伍祥之、李炳之、冯玉祥等3个混成旅入川。陈宧抵达重庆后，即被袁任命为四川巡按使，督理四川军务。
陈宧到四川后即着手整编川军。以周骏为第一师师长，刘存厚为第二师师长，黄鹄举、钟体道分别担任第一、二混成旅旅长。刘湘仍在第一师任团长——此时他的顶头上司旅长已经换成了熊祥生。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熊祥生被任命为旅长后，刘湘手下的部属多不服气，认为以战功论，应该由刘湘当旅长。熊祥生是湖北汉阳人，是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论带兵打仗，能力不及刘湘。但是刘湘颇有大局意识，列举了左宗棠部将杨遇春不与满人争功的故事，对手下那些部属进行劝说，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下去。
1915年，蔡锷在云南竖起讨袁大旗，率滇黔军分几路入川，与陈宧统领的川军在泸州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几次战役中，刘湘作战极为勇敢，屡建战功。清末李鸿章大办洋务，除了修建船只外，还制造军械枪支。曾仿照德国毛瑟枪的样式，生产了一批别致的手枪，命名为“自来得”。刘湘专门训练了一支精兵队伍，用“自来得”手枪武装，每逢战斗的紧急关头就让这支精兵加强进攻，屡屡奏效。刘湘本人曾经很得意地将这种战术比作岳飞破金兵拐子马的钩镰枪。当时的四川报纸上，多次发表团长刘湘作战勇敢的报道。
因为战功显著，没过多久，刘湘被师长周骏提升为旅长。
正当这时候，川军内部发生了一些变故。
第一个变故是陈宧迫于各方压力，宣布独立，调转枪口对准了袁世凯。陈宧（1870～1939），字养钿，号二庵，湖北安陆人。有一次他向袁世凯汇报工作，对时局侃侃而谈，被袁世凯看中，收作了干儿子。北京帝制活动闹得正火热时，陈宧自请出镇四川，要为袁皇帝效力。出京前一天，袁世凯亲自设宴饯行，陈宧跪伏地上三拜九叩，又膝行到龙椅前，抱着袁皇帝的脚亲吻了几口，正色说道：“大总统明年如果不登基帝制，一统中国，我陈宧此去，死都不回！”然而正是这位如此肉麻的干儿子，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1916年4月22日，四面险境的陈宧为了自保，终于出卖了袁皇帝，宣告四川独立，签下了与袁世凯绝交的通告。在通电的最后他写到：“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袁世凯收到电报时正在吃早餐，一看通电内容，眼神木然，什么话也没说，仰面望天一叹，拂袖而去。从那以后，他就食量渐减，精神不振，吃不下东西，慢慢地恹恹成病，第二年就吹灯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干儿子陈宧成了袁世凯的催命苦药。
第二个变故，是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四川纳溪宣布独立，称护国川军总司令，与蔡锷率领的护国军联合会攻泸州。刘存厚（1884～1960），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清末秀才。日本陆军士军学校毕业后，回国任四川武备学堂堂长，是川军武备系的重要人物。刘存厚宣布独立，并不意味着他有抵制帝制的政治觉悟，只是顺风使舵的一次墙头草行为。此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态度一贯反复无常，先归附蔡锷，后投降张勋、段祺瑞等，谁有权势就投奔谁，人们送他外号“刘厚脸”。不过，刘存厚宣布独立投奔蔡锷后，川军支持袁世凯的军队实力大大地打了个折扣。
尽管出现以上变故，刘湘依然没有动摇，还是带领他的军队忠心耿耿地为袁世凯卖命。为此，袁世凯曾特地发来电报，对刘湘进行嘉奖：“刘湘率队追剿滇寇，在况场、南丹、四方山、白沙场等处激战，毙寇夺械甚多……刘湘奋勇督战，连克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喜，着授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刘湘只是一个军阀，他的政治立场也并不是多么“坚定”。只不过是他现在的政治资本还不够多，条件还不够成熟而已。在大浪淘沙的时代，他仍在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刘湘早年的发迹，与另几位四川军政界头面人物颇多牵连。要了解刘湘其人以及他的经历，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先说刘湘与熊克武的分分合合，既相互利用又彼此防范，最后兵刃相见的错综复杂关系。
熊克武（1885～1970），字锦繁，四川井研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在重庆、泸州等地发动武装斗争，积极组织起义。其先后发动了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但每次都因事机泄露、叛徒出卖、众寡悬殊等原因而失败。
1917年，由于北京政府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东等地筹组非常国会和广州军政府，宣布护法，下令讨伐北京冯国璋、段祺瑞的非法政府，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当时的四川，成为南北政府争斗的焦点之一。
实际上在此之前，四川一直便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护国战争结束后，四川的政治局面极其复杂。就政治而言，由北方北洋政府的统治转变为滇、黔人的共治，四川省的地方势力并没有掌握自己的省政；就党派而言，由原来帝制派陈宧的独掌大权，转变为以罗佩金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戴戡为首的进步党的分权而治。罗与戴背后都有后台老板，罗佩金的后台是唐继尧，戴戡的后台是梁启超。
为了争夺四川的军政大权，督军罗佩金与旧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成都展开过激战，打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最后的结果是罗佩金退出了成都。战争结束后，罗、刘二人均被北京政府免职，责令听候查办，由省长戴戡兼任四川督军。
戴戡上任后不久，即与刘存厚发生了冲突。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之时，便是兵刃相见。在民国军阀割据的特殊时期，中央政权的命令往往会成为一纸空文，刘存厚虽说已免职，手上依然掌控有军队和武装。戴、刘的军队再次在成都展开激战。这次战争，仍然以刘存厚的胜利告终。戴戡在城破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向刘存厚交出了督军和省长印，率黔军撤离成都。退至仁寿一带时，被刘存厚部重重包围，走投无路，拔枪自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个年代，谁掌握有重兵，印把子就是谁的。刘存厚手握兵权，眼看着即将登上四川省军政权力的最高峰。可惜刘存厚是当兵出身的军阀，极度欠缺政治家应有的眼光和大局观，政治态度反复无常，蔡锷率领的护国军攻克泸州后他投靠蔡锷；后来张勋、段祺瑞的北洋军阀势力得势，他又改投北洋政府。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要打刘存厚，这是个再好不过的理由。此时北洋政府刚刚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遵循孙中山的指示，原任川军第五师师长的熊克武在重庆宣誓，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会同滇黔军大举向刘存厚进攻。一场以护法战争为名的四川靖国战争爆发了。
靖国之役开始时，刘湘是旧川军第一师的一名旅长。第一师站在刘存厚这一边，阻挡靖国军西进。在四川内江的田家场、一泗堆、椑木镇、东街子、白马庙等处，刘湘率领的部队与滇黔军展开了激战。等到刘存厚的军队战败溃退，国民党人熊克武等乘胜追击之时，旧川军第一师、第二师等立即倒向熊克武一边，即日发出响应护法的通电。
一场轰轰烈烈的靖国之战，便以这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收场了。刘存厚见在四川再无立身之地，只得率部退往陕南。
1918年4月，孙中山发来电报，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省长。
旧川军原第一师师长是徐孝刚，自觉无颜见熊克武，便发了封电报，请假回乡探亲，师长一职交由刘湘暂时代理。有人说，刘湘的官运真好，靖国之战一役，刘湘完全是站在敌对面带兵作战的，及至刘存厚战败后，不仅没人追究刘湘的责任，反而获得升迁的机会，由旅长升任成了师长。
1918年6月，熊克武在成都召开整军会议，将川军整编为7个师。由但懋辛任第一师师长，刘湘改任第二师师长，向传义为第三师师长，刘成勋为第四师师长，吕超为第五师师长，石青阳为第六师师长，颜德基为第七师师长。上述七个师中，唯有刘湘这一师历史悠久，训练有素，并且比较完整。此时，原刘存厚师的廖谦团，经刘湘速成系同学乔毅夫拉拢，也被刘湘收编过来，扩充为一个独立旅。这样一来，刘湘这一师的兵力更见增强。
以前，刘湘只是一个职业军人，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升任师长后，熊克武为了拉拢这名职业军人，将四川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等七县划归刘湘管辖，刘湘从此有了固定的立足地盘。随之而来的，刘湘学到了一些翻云覆雨、尔虞我诈的政治手法。一批速成系的同学簇拥在他的身边，初步集结成了一股能左右四川政局的政治势力。
西南著名军阀唐继尧，一直对四川这块“肥肉”念念不忘，他要做西南王，第一个目标就是吞并四川，先做“四川王”。1918年5月，唐继尧来重庆召开滇川黔豫鄂五省联军会议，公开提出所谓“准备北伐案”，试图假北伐之名以达到其公开控制四川军队和财政之目的。在这次会议上，熊克武与唐继尧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唐继尧回到了云南，从此将熊克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去之。此后不久，唐继尧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联络了倾向黄兴的吕超、石青阳、卢师谛、颜德基、黄复生等四川国民党各军头领，秘密酝酿倒熊行动。
有人帮唐继尧出了个主意：旧川军中，身拥重兵的刘湘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能将刘湘争取过来，始可稳操胜券。于是，由省长杨庶堪亲自赴合川，与刘湘进行了一次密谈。
省长杨庶堪亲自登门拜访，刘湘心中得意洋洋。他在暗中思索了一番，如果说熊克武代表的新川军能够团结一致，那么旧川军就少有存在的余地。熊克武能有今日，全靠的是滇黔军和民军（辛亥革命时期反抗清政府的起义军队通称为“民军”，此处指四川起义部队）的支持，如今滇黔军和民军皆与熊克武为敌，那么熊实已陷入孤立，倒台是迟早的事。以熊克武为代表的新川军一倒，自己图谋发展的大好时机就到了。因此刘湘满口答应了杨庶堪希望合作的要求。
嘴上虽说是答应了，但在行动上刘湘却并不积极。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还必须得“一看二慢三通过”。
熊克武对刘湘这支力量也一直给予密切关注。熊克武多次派但懋辛秘密来合川与刘湘交往，联络感情。但懋辛说，滇黔军自从入川以来，引起多次战祸，为川人所深恶痛绝，极欲去之而后快。但懋辛这套充满乡情乡谊的说辞，对于刘湘来说，既中听也十分管用。
有一天，但懋辛向刘湘密报了一条消息：驻重庆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正与刘湘手下的独立旅旅长廖谦勾结，廖谦极有可能投奔滇军。刘湘听了密报，表面上不为所动，暗地里请求速成系同学、时驻隆昌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的杨森协助。挟霹雳手段，刘湘举全力围攻廖谦，廖只身逃往重庆。刘湘另派速成系同学李树勋、杨子彩为该旅旅长，将廖谦所部全盘接收。
有了这么一系列事件，刘湘与熊克武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1920年5月，倒熊派在四川顺庆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吕超、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还有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的代表以及黔军王文华的代表。刘湘也派出幕僚李树勋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三省联军总司令，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吕超为川军副总司令。会后，刘湘派代表到重庆，领取倒熊经费20万元现洋。
这之后，吕超、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等人移樽就教，密商于潼南双江镇，并邀刘湘参加。当时，刘湘部下有人建议，将吕超等人当场扣留。刘湘摇了摇头说：“不搞阴谋诡计。”表面上，刘湘仍然虚与委蛇，甚至嘱部下制定了一个倒熊作战计划，又与吕超、石青阳等人喝血酒，结盟为拜把兄弟。背地里，刘湘早已派参谋长胡春田到成都，将重庆这边发生的一切报告给了熊克武。
等到双方正式开火交战时，刘湘派人给吕超送了一封信，明白告之“我已加入熊方，吾弟好自为之”。吕超看着刘湘的这封亲笔信，仰天长叹，哭笑不得。
1920年8月24日，熊克武下令反攻，由刘湘担任前敌各军总司令，指挥各部由阆中向三台地区战略开进。短短几天内，吕超、卢师谛等部全线动摇，与滇黔军退踞龙泉驿。9月8日，刘湘率部成功攻克成都，基本定下了熊克武一方的胜局。
1920年10月4日，由刘湘领衔，率各军师旅长，向全国发出了一道通电。电文中说：“川人屡年受制，束缚于滇黔军暴力之下，受痛如山，积怨成海……湘等对于川局，（所）幸已告一度之结束。但历年川事不统一、中华不统一之害，我同胞父老子弟游离徒徙，死亡枕藉之苦状，罄纸难书。为目前计，湘等非促进川政统一、国家统一，万难解同胞之倒悬，救生民于涂炭，而挽救中国之危亡。要之此役征战，牺牲无数头颅，非系权利之争，实伸统一之义。湘等认（为）促进统一，为救国不二法门。”这封电报是刘湘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在不同场合不同地方，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归纳起来的意思就是：川人治川。
刘湘率部攻克成都后，随之刘存厚的靖川军也进入成都。刘存厚一扎下营盘，便把北洋政府任命的，早已不复存在的四川督军公署招牌挂出来。此后不久，熊克武也在重庆恢复了广州军政府任命他的四川督军公署。一个四川省，同时有了两个督军，看上去荒唐，但却是当时占山为王的真实现状。
刘湘此时并没有歇着，在各路俊杰紧锣密鼓纷纷登上四川军政舞台时，他也在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
靖国之役前，熊克武曾有过一番表示：战争结束，滇黔军退出川境后，即自行引退。等到刘湘帮他取得了胜利，熊克武不便食言，于该年年底通电宣告去职。职位虽说辞去了，却又将心腹知己但懋辛扶上台，熊克武退隐到幕后，操控但懋辛，当起了后台老板。
此时的四川，无论哪个党派和政治势力，最热衷于讨论的是四川自治问题。
1921年1月8日，刘湘和熊克武的代理人但懋辛联名，发表了四川自治的宣言：“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图振兴实业。并对南北任何方面，决不为左右袒（护）。对于大局当主持正义，拥护法律。对于各省，继续搞亲睦之谊，永不许外省军队侵入本省境内。务期顺应民心，完成民治，地方团体益臻巩固，国家基础得以确立。庶几真正之统一可期，国法之效力可复。有渝此言，与众共弃。特此奉闻，幸垂鉴察。”联省自治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在学理上是政体问题。它所要解决的是中央与地方、国宪与省宪的关系，在中国采取联邦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在当时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刘湘支持这个政治主张，并不代表他有怎样高的思想觉悟，而是利益驱使的结果，说穿了，是他实行封建割据的一个借口。果然，过了不久，当国民党人吴玉章在重庆成立有一百多个县市代表参加的全川自治联合会时，刘湘敏感地意识到自身利益受到了威胁。之后，一些社会团体纷纷通电要求自治，自治呼声，弥漫全川。刘湘感到自治对他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成了他称霸四川的一道障碍，于是撕开面具，抛弃“自治”旗号，下令通缉吴玉章，镇压自治运动。
又因熊克武已经通电自行解除四川督军职务，四川军政无人主持，经各军将领会商，一致赞同在重庆设立各军联合办事处，暂由川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各军总司令刘湘主持其事。在不久后的善后会议上，刘湘又被推举为川军总司令兼理民政。
随着刘湘权势的日益提升，他与熊克武之间的矛盾再一次显露出来。
一天，刘湘得知了一条消息：他手下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陈能芳以及第二旅旅长张秉升、参谋长张凤鸣、第八团团长兰文彬等人，在熊克武、但懋辛的唆使怂恿下，联合了一帮保定系（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组合成的政治派系）出身的军人，意欲伺机脱离刘湘，独立成师，约定阴历除夕在重庆举事。
开始，刘湘佯装不知。到了除夕日清晨，刘湘突然召集第二师全体官兵开会，偕同陈能芳一起走到台上。按照规矩陈能芳礼貌地请刘湘先讲话，刘湘清了清嗓子，将手中的一张纸片在空中抖了抖，说道：“有人要带着队伍离开我，大家同意吗？”听了这话，底下的士兵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旁的陈能芳脸色早已吓得惨白。接着刘湘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宣读了那份举事通知，读完之后问台下的士兵：“有愿意跟陈参谋长走的，请举手！”当然没有一个人举手。又问：“愿意跟我刘湘干的，请举手！”全场立即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臂。刘湘回过头来，对参谋长陈能芳说道：“看来，这些官兵都不愿意跟你走呢！那就请你休息吧。”陈能芳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不过刘湘对陈能芳还算客气。派人在泸州为他购置公馆，并赠予现款1万元，暗示他辞职。陈能芳果然乖乖地去了泸州，以后再也没有和刘湘作对。
但是这桩公案使刘湘与熊克武之间潜藏的矛盾暴露无遗。
1921年夏天，因直系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横征暴敛，触犯众怒，原鄂军总司令李书城和鄂西总司令潘正道特致电川湘两省当局，请求出兵支援，协力驱逐王占元，以便湖北实行自治。熊克武、刘湘经协商后，决定出兵援鄂。熊克武原想以援鄂军总司令的身份出征，可是刘湘不同意，不愿意把自己的部队交给熊克武。结果只能由刘湘任援鄂总司令，但懋辛为副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唐式遵任前敌总指挥，刘湘把掌管部队的权利牢牢握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次劳军出征，结局并不怎么美妙。当时四川地方主要军事力量的两大派别，分别是由熊克武、但懋辛掌控的第一军和刘湘掌控的第二军。熊克武、但懋辛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政治见解和主张与刘湘大不相同。在援鄂问题上，他们和刘湘之间早先潜伏的一些分歧迅速暴露出来。随着刘湘援鄂战事失利，第一军与第二军相互攻击得更厉害了。四川省内的舆论也纷纷站到熊克武、但懋辛一边，对刘湘群起而攻之，指责刘湘“宰割他人，擅开战端”，旧川军中的各部也见风使舵，和熊克武、但懋辛套起了近乎。一时间，刘湘陷入极度孤立的状态。
为了缓和四面楚歌的局面，也为了减缓各军之间的宿怨，刘湘决定以守代攻，遂于1922年5月14日发表通电，宣布辞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职务，回故乡大邑安仁休养。
再来说说刘湘与杨森的关系。
在四川军阀中，杨森是与刘湘名声相当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杨森（1882～1977），原名杨淑泽，四川广安县龙台寺人。其父当过清朝典史，是广安县当地有名的一个地主，有租谷100多挑。杨森兄弟姐妹5人，他是老大，二弟杨淑身（字懋修）、三弟杨淑实（字传三）都在他手下任事，分别担任过杨森部第四师师长和第九师军需处长。杨的两个妹妹后来也都嫁给了杨森的部属。因此可以说，杨森家族也是一个特殊战乱年代产生的典型军阀世家。
杨森幼年就读于广安紫荇书院，后到顺庆府（今南充市）联合中学读书。1906年，杨森从联中毕业，适逢清四川总督锡良扩建新军，成立四川陆军学堂弁目队，杨森考入该队接受军事教育。1908年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巽将原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杨森再次考入该学堂接受军官训练。从履历表可以看出，杨森早年有着与刘湘相类似的人生经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同学还有鲜英、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等。这些人后来以刘湘、杨森为首，成为速成系这个军阀集团的核心人物。
虽说是同学，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今天是朋友，明天又会成为政敌。正如一句政治格言所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比如说，在川人自治运动中，刘湘、杨森就是目标一致的朋友。其时，刘湘为熊克武任命的四川陆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为第九师师长，唐继尧领导的滇黔军部署倒熊克武军事活动之时，刘湘、杨森二人手中掌握有兵权武力，位置显要，因此成了唐继尧和熊克武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杨森早年曾在滇军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靖国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手下担任过参谋长，深得赵的赏识。在赵又新看来，滇黔军与川军交战，他昔日的部下杨森必定会站到滇黔军一边。心里搁着如此胜算，赵又新交给杨森一个重要任务，派杨森到合川去劝说刘湘倒戈。谁知杨森到合川后，在与老同学刘湘的密谈中声明，自己也是主张“川人自治”的，并且拍着胸膛表白“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愿意让外来的滇黔军继续宰割四川老百姓。
杨森由滇黔军转投川军后，还托人给赵又新捎带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为川人，今以川人治川，舍公而去。今后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当避让，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又新依然对昔日的部属杨森赏识有加。他将杨森这封表白信遍示部属，笑着说道：“杨森的这种感情应该理解，我若为川人，亦当如此。”其言辞之间对杨森毫无怨恨之情。
纸上谈兵不妨谈笑风生，但是到了真枪实弹相争的战场上，就远不是那么轻松愉快了。杨森深知滇军内部情况和各部作战能力，加上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他所率领的川军很快打到了泸州。在攻打泸州一役中，守护泸州城的是他以前的老上司赵又新。此时，赵又新正蜷缩在床榻上抽大烟，听到外面急促的枪声，这才如同大梦初醒，问跑进来的卫兵怎么回事？卫兵神情慌张地告诉他，杨森率领的川军已经从浮桥上打过来了，现在离城区只有半里多地。赵又新仓皇失措地奔上城墙，举目一望，黑压压的川军正像潮水似的涌来。肥胖的赵又新慌不择路，逃跑时不慎扭伤了脚，只好由几个卫兵搀扶着走，行动更加迟缓。
再说杨森部进入泸州城，见赵又新卧室床榻上的烟灯未熄，知赵离去不久，随即追上城墙，正好看见四个卫兵扶着一个穿黄呢子军服的胖子在往城外逃窜，大声喝令了几声，然后开枪射击，赵又新和四个卫兵应声倒地。等到杨森赶到时，赵又新只剩下一口气了。
杨森脸色凝重，吩咐士兵赶紧抬回泸州盐局抢救。到了盐局，赵又新依然昏迷不醒，杨森站在那张医疗床前，低声道：“军长，我对不起你，请军长放心。”赵又新睁开眼睛看了杨森一眼，此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赵又新毙命后，杨森安排备棺厚葬，为昔日的老上司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并写了一副挽联：“夺主厌喧宾，从来论事诛心，毕竟伊谁推祸首；私恩殉公义，回忆深情夙契，不忍将军上断头。”
话头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现说刘湘与杨森之间的关系。
刘湘援鄂失败之后，与熊克武的矛盾急剧升级，相互指责推诿，各不买账，最后发展到兵刃相见，结果导致刘湘下野，回到大邑安仁老家去过闲云野鹤似的日子。刘湘退居幕后留下的川军第二军军长一职，则交给了刘的老同学杨森接替。
不料杨森刚一上台，就拨起了他的如意算盘。杨与速成系老同学王正均、曾述孔、吴行光、喻孟群等人，密谋组织新二军系，企图从真正意义上取刘湘而代之。为更加稳妥起见，杨森与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暗送秋波”，表示愿意合作，由两军分掌四川军民两政。但懋辛对杨森丢来的这个媚眼颇有兴趣，但是又认为，杨森刚刚接掌第二军军长一职，屁股还未坐稳，根基不牢，未必能够对整个第二军全盘控制，倘若此议一成，酿成它变，反而对自己不利。但懋辛思考的结果，是推掉了这次合作的机会。
杨森上台后，一方面迅速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方面积极寻找政治靠山。民国初年政坛新星吴佩孚威望渐高，人气见涨，杨森很快巴结上了吴佩孚。眼看与熊、但的合作不成，转过身便是刀枪相见。此时杨森自持重兵在手，又有吴佩孚作政治靠山，他自信有必胜的把握。1922年7月9日，杨森正式向川军第一军宣战，为激励士气，还发出了《告二军将士书》，文中写到：“田横五百，尚强海岛；少康三千，启夏中兴。本军有士十营之众，岂有不能消灭长衫军人乎！”所谓“长衫军人”，指的是熊克武、但懋辛为文人掌军，不堪一击。其骄狂之态，溢于言表。
杨森决定向第一军宣战，在作战命令已经下达之后方始报告刘湘。刘湘闻之大惊，急忙召集部下幕僚商量应对办法。刘湘的部下和幕僚对此事有两种意见，政务处长李公度认为：“若任由杨森骄横行事，必败无疑，应立即予以制止。”另一位军官李树勋却笑着说：“杨森是在为你打天下，如果战胜自然归功于你，如果战败，后果则由杨森承担。这是难得的一桩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刘湘静心一想，李树勋此说确实不无道理。为了彻底推脱干系，刘湘还是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杨森跋扈，不听命令”，发动战争并非己意。这样一来，这桩难缠的公案便被刘湘处理得天衣无缝了。
此次川军第一、二军交战，以杨森的惨败而告终。8月20日，狼狈不堪的杨森沿长江逃到湖北宜昌，寄住在日清公司买办魏宗涟家中，此时落魄的杨森已身无分文，衣兜里就仅剩一枚“杨森之印”的牙章了。
之后，杨森去洛阳叩见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出于全盘战略考虑，决定援助杨森回川。吴任命杨森为第十六师师长，并拨了二百万元经费和部分枪支弹药。杨森领兵卷土重来，这一次竟是出奇的顺利，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接连攻克了万县、重庆等地，再往西进，又攻克了简阳等地，兵临成都城下。熊克武、但懋辛见无力回天，只得率领残部经贵州方向向湖南、广东撤退，从此淡出了四川政坛。
川军第一军被逐出四川后，吴佩孚操纵下的北洋政府对有关人员论功行赏。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相当于督军一职），田颂尧为四川军务帮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这一任命将刘湘置于杨森之下，颠倒了刘湘杨森二人原有的位置，使得他们之间原先潜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刘湘拒不就任新职，以表示对吴佩孚操纵的这一任命的不满。在重庆，刘湘仍然打出了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任命他的四川督军的招牌，对外办公，与成都杨森的督理公署公开唱起了对台戏。
杨森先是通过吴佩孚的关系，被北洋政府任命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所有川军受其节制。接着北洋政府又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这一任命，将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人置于杨森职位之下，刘、邓、田等人自然不会服气，因此这个任命成了“四川统一之战”的导火索。刘、邓、田等消极待之，极不配合。杨森认为军政大权在握，背后又有吴佩孚撑腰，他试图以武力扫灭群雄，统一四川。1925年春季，正当四川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饥饿之后，杨森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再次点燃战火，下令讨伐赖心辉和刘成勋，所谓“四川统一之战”，自此拉开序幕。
从战术上看，应该说杨森的“四川统一之战”相当成功，从4月12日下令讨伐起，到6月上旬击败赖心辉、刘成勋止，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杨森的作战计划即已基本完成。但是从战略上看，杨森此举并不成功。
此际四川大小军阀集团不下20多个，其中刘湘、杨森为两大巨头。刘湘因援鄂失利后回老家休养了一年多时间，重新出山时人员仅有1.5万人左右，而杨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已有16个师、11个旅，共约十五六万人。除了这两个军事集团外，还有袁祖铭3万余人，邓锡侯1万余人，刘文辉1.3万余人，刘斌1万余人，陈洪范1.6万人，陈国栋3.2万人，唐廷牧1.7万人，刘存厚1万余人，魏楷6000人，吕超5000人以及陈遐龄的川边军、王鸿恩的陕军、周西成的黔军等。
尽管四川军事集团众多，但各个集团的力量均很有限，且有的军事集团为了保存实力，或巴结刘湘，或附从杨森，或保持中立。唯有刘湘、杨森、袁祖铭这三个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各自皆有野心，互不相让。于是，围绕刘湘、杨森、袁祖铭之间的又一场军阀混战即将接踵而至。
正当杨森犹豫着下一步是联刘（湘）打袁（祖铭），还是联袁打刘举棋不定之时，处于弱势的刘湘未雨绸缪，及早进行了军事部署，同时施展政治手腕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军。
刘湘从杨森军队内部获得了一个消息：原刘湘部下第二师师长李树勋，率领他的部队到成都改换门庭，投靠杨森。没过几天，杨森提拔李树勋为军长，其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对此极表不满，曾借着酒醉一连摔了三个酒杯。为了将王缵绪拉到自己这边来，刘湘先后派了陈铿、颜仲卿、鲜英潜赴遂宁，策动王缵绪。鲜英与王缵绪既是同乡，又是速成学堂的同学，有这种双重关系，谈话无形中少了许多障碍，鲜、王两人的一番密谈十分投机，王缵绪敞开胸怀说话，认为“杨森为人，不足以谋大事”，表示自己早已有意投依刘湘，希望鲜英能向刘湘转达他的心意。
拉拢了王缵绪，刘湘觉得尚无胜算把握，又想方设法去收买另一个军阀邓锡侯。这一次，刘湘使出的杀手锏是高官厚禄，向邓锡侯赠送了30万元现金，3000支步枪和30万发子弹，又对邓锡侯说，已经向段祺瑞执掌的北洋政府极力推荐，将来由邓锡侯担任四川省省长，并且当场亮出了发给段祺瑞的那封电文底稿。邓锡侯大喜过望，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屁股很自然地坐到了刘湘一边。
对于黔军军阀袁祖铭，刘湘尽量满足他的各种要求，答应每月拨给军饷四十万元，等到推倒杨森以后，由成都兵工厂资助袁祖铭步枪二万支和大量子弹，帮助袁祖铭打回贵州，驱逐滇军，夺回他失去的地盘。
相对于刘湘纵横捭阖的大手笔来说，杨森在拉拢人心上则处处显得小家子气。在“有奶便是娘”的军阀游戏规则中，刘杨大战尚未打响，杨森就先输了一着。
很快，川黔倒杨联军便组成了，由袁祖铭任总司令，刘湘任副总司令，邓锡侯为前敌总指挥。四川几个军阀巨头，几乎清一色站到了杨森的对立面。1925年7月1日，倒杨联军总部下达总动员令，以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等部沿东大道向西进攻；以邓锡侯部和黔军主力王天培师集中铜梁、大足、璧山地区作为战略主攻部队，歼灭杨森的主力军；刘湘则指挥他的部队沿长江北岸进攻泸州、富顺，并与黔军一部扫荡长江南岸杨森军队，会攻泸州。
几个回合的战役打下来，杨森军队全线动摇，倒杨联军乘胜追击，全面发起进攻。很快，杨森的部队节节败退，士气一蹶不振。为了挽回颓势，杨森一面抽调部队从安岳、乐至地区向邓锡侯部作正面攻击，一面以王缵绪率第一师从遂宁、潼南地区进行夹击，试图一举歼灭邓锡侯部。
然而在这个时候，刘湘原先安放在杨森内部的定时炸弹准时爆炸了。他手下的师长王缵绪发出通电，指责杨森排除异己，声称要“武装调停，听候甫公（刘湘）命令。”杨森在资中听到王缵绪倒戈的消息，立即召集各部头目开会，他神情黯然，脸色铁青，开口便说道：“王缵绪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在场的军官默然，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的杨森已有穷途末路之感，在他左思右想仍然走投无路之际，只好无奈地给刘湘、袁祖铭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愿意完全解除兵权，只身出川游历。刘湘、袁祖铭允许杨森只身出川，通令各军对杨森的生命安全予以保护。杨森这才带着少数随员由江安乘“金沙江”号轮船沿江东下。上船之前，杨森脱下军装，换上一套便服，表示今后不再当军人。当然这只是做姿态而已，几年后杨森东山再起，仍然是以四川军阀的面目出现的。
刘湘早年的几个重要幕僚春秋战国时期才识之士游说四方，他们挟术怀策，而被名门贵族及公卿将相争相罗致，以为智囊，参与政事，此乃幕僚的发端。从幕僚到幕府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到了近代，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幕府。其首创者为曾国藩，继之者有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新型幕府的共同特点是，幕主都拥有一支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为指挥和管理这支军队，幕主延揽各式各样的人才，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幕府班子。
在护国之役之前，刘湘是一个职业军人，只知带兵打仗，极少关心政治。随着其地位日益提高，他也学会了一些翻云覆雨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他身居四川省督军等职的高位之后，一批以速成系同学为主的幕僚班子迅速云集在他的左右，为其出谋划策，纵横捭阖。因此，如果要全面认识刘湘，有必要梳理研究一下刘湘的幕府和那些幕僚们。
在刘湘幕府中充任过重要幕僚的，有张斯可、乔毅夫、傅常、鲜英、潘文华、王陵基、龚缉熙（能海法师）、杨芳毓等。
鲜英（1885～1968），字特生，四川西充县人。他与刘湘是速成系同学，曾在北京充任过袁世凯的侍卫官，护国之役爆发，鲜英毅然南下参加讨袁军队。1921年，刘湘以川军总司令身份驻守重庆时，经张斯可牵线介绍入刘湘幕，刘委任鲜英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任重庆铜元局局长。1925年，刘湘升任他为陆军第十师师长兼江北、巴县卫戍司令，1928年改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
在刘湘纵横四川政坛的全过程中，经常闪现出鲜英的身影。比如前边章节中提到的鲜英帮刘湘拉拢王缵绪一事，即为一例。鲜英与刘湘既是速成系同学，又是上下级，又有幕主和幕客的关系，两人长期共事，鲜英对刘湘的优缺点都看得比较透彻。
据鲜英在《刘湘早期二三事》一文中介绍，刘湘为人宽厚仁爱，做事有大家气派，但是处理事情也有犹疑不决的毛病。在文章中鲜英讲述了一桩陈年往事。1924年7月，鲜英代表刘湘到天津向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汇报四川情况，段祺瑞问鲜英：“四川人才以谁为巨？”鲜英回答说：“川中人才实多，但如刘湘之大度包容，仅此一人。”段祺瑞听后笑了笑，随口说道：“能容不能断，是此人一大病。”看来，连远在天津的段祺瑞都知道刘湘的这一毛病。虽然鲜英在段祺瑞面前极力为刘湘辩解，但内心也不得不承认：刘湘确有此病。
1935年，刘湘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随即将全省划为18个行政督察区，各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区保安司令），鲜英被任命为四川省第十三区（绵阳）督察专员，一直任职到1939年。此后鲜英不再入仕，常年居家于重庆上清寺特园，追随在民主爱国人士张澜先生左右。
提到特园，与鲜英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关系密切。早年金竹生女士以废弃的煤渣打成煤砖售卖，积得资本建房出租，积年发展，修建了鲜宅，后来逐年发展，成为西南地区闻名遐迩的特园。鲜宅始建于1929年，1931年完成，大小房间36间，其主体工程“达观楼”，是三层楼的青砖建筑，即为金夫人亲自设计。
1941年2月，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人在特园召开了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从此特园便成为中国民主同盟活动的中心。据许多社会名流回忆，当年贵客盈门，车水马龙，堪称盛况空前。鲜英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则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到特园的客人更多，少则数百，多时上千，在特园用餐的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
1945年8月，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曾多次造访特园，会晤张澜和鲜英。据说，重庆谈判的许多细节就是在此形成的。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共高级干部也常到特园参加各项政治活动，董必武曾赞誉特园为“民主之家”，这四个字后来分别由冯玉祥和郭沫若题写成匾额，匾额现收藏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1949年中共建国后，鲜英曾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首届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鲜英被周恩来安排到北京加以保护。1968年6月8日，鲜英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鲜英所珍爱的那座特园，在他逝世前几个月毁于文革的武斗中。
“甫系三老”是刘湘幕僚集团中的小核心。刘湘字甫澄，因此他的军事集团势力被人称作“甫系”，三老指的是张斯可、乔毅夫、钟体乾。
张斯可（1882～1961），又名张再，四川资中人。1906年考入四川弁目队，1908年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是当时班上最小的同学，张斯可经常给刘予辅导，彼此感情深厚。辛亥革命后，张斯可离开军队，经西藏赴印度、南洋、香港等地游历考察，回川后刘湘已经升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张即前往投靠，其时刘湘在军阀混战中初露头角，官运亨通，值此青云直上的黄金时期，正需要有人辅佐，张斯可的到来，使刘湘大喜过望，依靠张斯可为左右手，辅佐刘湘蒸蒸日上的事业。在张的罗织下，乔毅夫、钟体乾、王陵基、杨芳毓、罗纬、傅常、郭文钦、马嗣良、鲜英、张必果等人纷纷被收入刘湘的夹袋之内，为刘湘成为“四川王”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人始终布衣微行，不计名利，低调做人做事，深得刘湘倚重。张斯可一直长留四川，建国后，张曾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1961年病逝于成都。
乔毅夫（1886～1967），此人也是刘湘速成系的老同学，长期为刘湘掌管机要，是对外联络的高级参谋。他原是同盟会会员，曾与刘湘有过小小的过节。癸丑年讨伐袁世凯之役，乔毅夫在永川县当知事，刘湘俘获了大批同盟会员，关进永川县监狱中。乔毅夫当面指责刘湘，言下之意是让他不要和革命军过不去，把刘湘搞得很没面子。因此，张斯可来劝说乔毅夫辅佐刘湘时，被乔毅夫断然拒绝。及至川军驱逐滇黔军后，刘湘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张斯可又三次到成都相邀，乔毅夫为之感动，不计前嫌，终于答应出任刘湘的驻省外代表。
川军援鄂之际，虽说刘湘在此役中折戟而归，但是，此次出川援鄂也并非一无所获。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时任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孙传芳，为刘湘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在这其中起着穿针引线作用的人就是乔毅夫。
川军败退以后，北洋军阀直系枭雄吴佩孚（时任两湖巡阅使）改任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负责办理善后事宜。此时战事虽已停止，但社会各方深恐川鄂军队再次兵刃相见，呼吁和平的声音不绝于耳。孙传芳顺水推舟，给刘湘发了封电报，请刘派代表到湖北宜昌议和。经过慎重考虑，刘湘派出了擅长言辞、外交本领颇佳的乔毅夫前往。
没想到孙传芳和乔毅夫一见如故，交谈十分契合，当场便达成了四条和平协议，后来经过充实修改，成为七条和平协议。孙传芳托乔毅夫带话，愿意与刘湘长结盟好，刘湘听说后异常高兴，此后便安排乔毅夫常年驻在宜昌，加强与孙传芳的联络。
孙传芳手下有个幕僚叫陈席珍，浙江宁波人，早年经商，后改为从政，成为孙传芳的幕客。乔毅夫在宜昌期间，和陈席珍结拜成了盟兄弟，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后来，在乔、陈的牵引下，孙传芳和刘湘也结拜成了盟兄弟。双方约定，如果孙传芳遭受攻击，刘湘出兵支援；如果四川发生战争，孙传芳也以兵力和械弹援助刘湘。后来，刘湘不仅向汉阳兵工厂购买武器弹药，受到孙传芳的格外照顾，还通过孙传芳结识了湖北督军肖耀南，在肖督军的支持下，刘湘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驻汉代表自然非乔毅夫莫属。这对以后刘湘政治上的发展，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
钟体乾（1879～1962），字筠友，四川成都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6年回四川，在四川陆军弁目队和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教官。辛亥革命后，应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阎锡山之邀，赴山西任高级幕僚。以后又到北洋政府陆军部任职。张斯可到北京为刘湘援引俊杰，因早年的师生关系，经常到钟体乾家请教。钟体乾年岁稍长，又在山西大军阀阎锡山手下当过幕僚，官场经验丰富老道，再复杂的事情到了他手里也能迎刃而解。1924年，钟体乾回川后，便一直在刘湘幕中襄助，刘湘统一四川出任主席，钟体乾任成都市市长。建国后，钟体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62年在成都病逝。
刘湘早年的幕僚成员中，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
此人俗名叫袭缉熙（1886～1967），即著名高僧能海法师，四川绵竹人。其父是古董商人，在成都开有一家古董铺。能海法师幼年时，其父送他到成都北门大街钟姓绸缎店当学徒，这家绸缎店的少东家是钟体乾、钟体道，与袭缉熙相处融洽。1906年，龚缉熙考入四川陆军弁目队，后来又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刘湘、杨森等人成为同学。
龚缉熙青少年时期比较热心于政治，在陆军速成学堂读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川军中担任下级军官。辛亥革命前后，他被任命为川军第四镇管带（营长），驻防成都。一个偶然的机缘，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1914年，龚缉熙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听到佛源法师讲经，听后大受启发，慧根萌动，醉心不已，一连听了三天后，遂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从此开始认真研习佛法。
龚缉熙由一名军官骤然变为佛门弟子，据说与他的家庭生活有关。龚的原配夫人庄氏，和龚缉熙感情笃厚，却因一场重病香消玉殒，使得龚缉熙极度伤感。一遇到“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佛家妙旨，便豁然开朗。龚缉熙既皈依了佛门，又是军人的身份，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想而知。1920年，龚缉熙不愿再带兵打仗，遂来找到刘湘，述说了他的苦恼。刘湘沉思片刻，提出了一个建议，让龚缉熙担任他的顾问，到北京等地办理相关外交事务。龚缉熙一听，觉得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欣然领命。从此，龚缉熙以刘湘顾问的身份经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并且还去了一趟日本。
回到国内，龚缉熙求佛心更加迫切，每闻寺院钟声，辄动出家之念。他将自己的这种心情与刘湘交流，刘湘表示理解，并支持他去走求佛之路。龚缉熙又将这个念头对他姐姐说了，他姐姐以他婚后仅有一女，龚家无后为由而不许。龚缉熙只好暂缓其事，以待机缘。但是龚缉熙仍然辞去了刘湘处的外务顾问，专心致志在成都少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
后来，龚缉熙的续弦有了身孕，翌年生下一子，取名龚述成。1924年春正月，儿子满月后，他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取法名“能海”。这一年他39岁。引领师是法光老和尚，传戒和尚是新都宝光寺的贯一老和尚。因此，能海剃度后即到宝光寺去接受贯一老和尚传授的戒律，此后又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里住了三年，潜心学习藏文藏语。
听说能海要到西藏去学法，刘湘表示极力支持，馈赠给他十多万元经费，又派人护卫能海到了拉萨，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萨仁晴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佛法长达十年之久。当时的西藏僧众，对于肉食均很随便，而能海法师却始终坚持吃素，当地僧众惊叹道：“能海法师一点肉星也不沾，简直是个活佛。”
1936年，能海法师离开西藏，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绕道上海到达四川。回川后，即就成都石羊场附近的近慈寺加以修缮，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僧人闻讯前来学习者众多，如他的弟子中普超、妙轮、仁修、隆莲等著名僧尼，就是当时前来听经而结识的。
1950年初，为和平解放西藏，能海法师派了能懂藏文的弟子随军进藏，承担翻译及与藏方人员接洽工作。1951年10月，能海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10月赴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次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能海任副会长。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开始上山，除对僧人进行批斗外，还宣布僧人回乡，寺庙解散。能海法师认为大愿难满，再住无益，即于1967年元旦清晨，端坐而化。终年81岁。
奇才管家刘航琛刘湘升迁高位之后，带的兵多了，管的事多了，身边云集的高级幕僚多了，需要的银两也多了，那笔巨大的财政开支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这时候王陵基向刘湘推荐了刘航琛。
刘航琛（1896～1975），四川泸县人。其父刘子休是一个天主教徒，也是一名商人，继承祖辈的基业在泸县开有“爱人堂”药店和酒厂，跻身于当地富商之列。刘家财富庞大但人丁单薄，为使子女将来平安享受荣华富贵，祖辈立下了一条家规：子孙不许做官。
刘家不许子孙做官的道理似乎也很充足。他们认为，做官之人卑躬屈膝，俯仰由人，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只要有钱，不做官同样也会有幸福的一生。家规之外，刘家还有一系列附则，比如，家中生下一个男孩，由“爱人堂”拨出一千两银子，存在店内，给予月息一分五厘的高利息；生了女孩拨给五百两银子，亦存在店内享受高利息。到子女满20岁时，男孩可得本息3.2两，女孩可得本息1.6两。这样一来，子孙便可终生丰衣足食，不必为谋求一官半职仰人鼻息，看人脸色。
这一家规后来给刘航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刘航琛18岁时结婚，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桩大事。妻子叫李世芹，是泸州富豪、中孚公司董事长李春潭的女儿，也是一个才女。婚后第二年，刘航琛考入北京大学。他不仅带着新婚不久的娇妻赴京陪读，还带了书童、保姆、厨子等一大帮佣人，在学生宿舍旁边租了几间私房，舒舒服服地过起了少爷大学生的生活。刘航琛还十分迷恋赌博，其寓所里经常牌友满座，吆六喝九，麻将声不断，常作长夜之赌，非至散场不离。除此之外，刘航琛对北京八大胡同也兴趣浓厚，隔三差五邀约朋友和几个红粉女子品茶唱曲，吟诗作联。但是到了考试的时候，这个平时似乎沉沦于吃喝玩乐的刘大公子却又名列前茅。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有“货币学”课程，平时经常缺课的刘航琛对这门功课情有独钟，逢此课必到。但是，马寅初对这个学生却有点头痛，在他的课堂上，刘航琛特别喜欢举手发言，经常爱挑牛角尖，闹得马寅初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多年以后，刘航琛的长女刘敬容也成为马寅初的学生，马老曾以开玩笑的口吻对刘敬容说：“你爸爸当年上课爱挑眼，我看见他来上课就伤脑筋。”
八年的北京大学生活，开阔了刘航琛的视野，也为他以后在财政、金融方面大展才干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到了晚年，刘航琛仍充满感情地回忆道：“北京大学八年，是我平生最欢乐、最充实的时光，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1926年农历九月初八，是刘航琛的30岁生日。几个泸州的商界朋友在重庆有名的川东番菜馆为他摆了一桌盛宴，庆贺他的生日。可是，小寿星刘航琛却没有心情。
原来，几天前，四川公署新成立了“机制酒类征税处”，由但懋辛的参谋长兼任副官长王旭东之兄王用九任处长。王用九上任后，给刘航琛的“爱人堂”酒厂送来一纸公文，说“爱人堂”产销的各种土酒皆为玻璃瓶装，且装璜精美，应该按洋酒税制缴税。粗略一算，每年需要多征收税金纹银20多万两。
看着这张措辞生硬的公文，刘航琛气愤不已，第二天便来到“机制酒类征税处”，理直气壮地说：“我收到贵处的公文后，专门查了一下材料，按照北洋政府的有关条例，只有三种酒才属于洋酒征税范围：第一，外国运华之洋酒；第二，外国人在华制造的洋酒；第三，华人仿造的洋酒。‘爱人堂’生产的百花酒，与上述三项风马牛不相及，不该按此例缴税。”
谁知刘航琛刚申诉后不几天，有一天去店堂，发现情况异常。门口交叉贴着一个大封条，店中一片狼藉，橱柜里的各种瓶装酒被砸得稀烂，满地遍撒着玻璃碎片和浓浓的酒味。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伙计向他哭诉道：“少爷，尹经理被他们抓走了，关在巴县大牢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刘航琛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竟会是如此结局。
第二天清晨，刘航琛就去找他的老同学巴县县长何北衡。听了刘航琛的讲述，何北衡叹了口气，说他爱莫能助，不能放人。何北衡摆的理由也很充足：“人不是我抓的，是机制酒类征税处抓了人，寄监在我这儿的，我哪有放人的权利？”
刘航琛颓然坐在凳子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过，还有个办法。”何北衡问：“你认识王陵基吗？”
刘航琛点点头，回答说：“认识是认识，可是并没有什么交情。”
何北衡沉吟片刻，说道：“这样吧，我去帮你说说，眼下只有求他出面了。”
几天后，刘航琛来问结果，何北衡神秘地一笑，说道：“王陵基托我问你一句话。”
刘航琛问：“什么话？”
何北衡慢慢说道：“王师长很欣赏你这位北大的高才生，问你愿不愿意帮他的忙，去他那儿做事，机构随你挑。”
1927年，刘湘委派心腹王陵基兼任铜元局局长，对王寄予厚望。但是王陵基带兵打仗还可以，投资理财却是门外汉，短短一年多时间，账上的银两非但未见增加，反而闹得亏累不堪，一塌糊涂。
这样的结局大大出乎刘航琛的意外：“这个……我得想想。”过了两天，刘航琛来向何北衡回话，答应了王陵基的邀请。通过这场酒税风波，他想清楚了一个道理：只有钱财，没有政治势力作靠山，同样也要受人欺负。
刘航琛一到任，就帮助王陵基办了件漂亮事。
原来，听说办报纸赚钱，王陵基也赶潮流，在重庆办了家《大中华日报》，可是由于经营不善，月月亏损，职工发不出工资，人人怨声载道。王陵基请刘航琛出面整顿，刘航琛问王陵基有什么要求，王陵基摇晃着脑袋说：“你只要今后莫向我要钱就行了。”
结果，三天后，刘航琛就变戏法似地拿了张4.5万的银票，交给了王陵基。王陵基不相信这是真的，问他钱从何来？刘航琛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经过，王陵基才恍然大悟。当初报社创办时，刘湘就答应每月补贴经费两千元，而报社原任的社长竟不知道有此事。刘航琛只须一查帐，就发现了这笔款子共有6.3万元，于是，除了给职工发齐工资外，还剩下了这张4.5万元的银票。
这件事，给王陵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航琛做事精细，并且靠得住。
帮助整顿报社成功后，王陵基又提出请他帮助整顿铜元局。为此，王陵基还专门办了一桌宴席，推心置腹地对刘航琛说道：“随便哪个来做铜元局局长都发财，偏偏我来做却赔本，已经亏损了45万两银子了。”
王陵基请刘航琛帮助整顿铜元局，给他三个月时间。刘航琛想了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全权交给他铜元局的大权，且王陵基平时不要过问铜元局的事情；第二，王陵基在铜元局的所有亲朋好友一律要服从刘航琛的指挥。王陵基自然满口答应。
刘航琛到职后，仍沿用收旧铜元铸新铜元的办法，不同的是，把市面上流通的当二百文的铜元以大改小，改铸成“新二百文”，体积减小，重量减轻，货币市值相对提高。由此迅速由亏损转为盈利，深得王陵基赏识。
此时，刘湘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为了扩充武力，争夺地盘，急需要大量军费。而当时刘湘的财政支出异常紧张，常常入不敷出，负债达八九百万元，负责筹办经费的财政人员一筹莫展，刘湘为此也焦急万分。于是后来在这么一种背景下，王陵基推荐了理财奇才刘航琛。
时间是民国十八年（1929）元月中旬，刘湘约请刘航琛到督办署谈话。除了表示对刘航琛的欣赏以及对其工作成绩的肯定外，还聘请他担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财政处副处长一职，并称不用到署办公，只需挂名即可，意在进一步加深两人间的幕僚关系。
过了几个月，刘湘再次约请刘航琛到办公室谈话，这次是让他出任财政处处长。刘航琛以资浅力薄，不堪胜任为由推辞，刘湘沉默一会，摈退左右，态度诚恳地对刘航琛说：“我请你担任财政处长，并非是请你来作官，乃是请你来共事业。应该做的事业，能力有余自然顺理成章做去，如能力稍嫌不足，亦应尽力为之，做到成功为止。”刘湘的话感动了刘航琛。接着，刘湘又向刘航琛坦诚心迹，推心置腹：“我们所共的事业就是统一四川。因为自民国六年（1917）以来，四川督军署就无力负担川军军饷，下令各军就地筹饷，以后遂形成割据的局面。近年来群雄竞争，此起彼伏，此进彼退，毫无统一的迹象，老百姓的痛苦与日俱增。我随时都在希望有个人出来完成统一四川的局面，对于国家民众都是非常有利的事。但是等了十二年，仍没有人来做这件事。因此我想，我应该当仁不让，尽力为之。此即我心目中的事业。如果你认为值得从事，我极端欢迎你来与我共事。”刘湘这番话，说得刘航琛热血沸腾，当即点头称是，遂决定追随刘湘，共同奋斗。
在二人这次单独的谈话中，除对有关财政的事权与责任问题加以区分澄清外，刘航琛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刘湘不对财务事宜下手令（即不批条子）；二是执行预算不受任何牵制。两点要求的中心内容是放权。刘湘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多年后刘航琛回忆说：“自此日起，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甫澄先生病逝汉口时止，前后将及十年间，宾主相处甚欢，因为甫澄先生始终恪守诺言，他不干涉我干任何事与如何办事，也从来未真正下过一张动支财务款项的手令。像这样信任不疑，彻底授权的情形，在中国官场上可说是难能可贵的。”刘航琛承办二十一军财政，一变过去强索硬派的军阀式掠夺方法，从捐税、发公债、发行钞票等方面入手解决。上任不久，便在重庆成立了税捐总局，请刘湘兼任总办，即使二十一军各部属不敢恣意藏留税款，又把当时关卡林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合并稽征，受到了较为普遍的欢迎。有人将刘航琛的这一做法称为“苛而不扰”。
刘航琛当上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后不久，发生了两件事，使他名声大振，不仅令金融界人士刮目相看，也让军政界人士对他再也不敢小看。
第一件事是挡回刘湘的手令。
一天，一个小科员拿着一张条子来找刘航琛支款。刘航琛一看，纸条上写着“支政委会8万元”，落款处虽然写着刘湘的名字，旁边的括号里却注明“李大钧代”。李大钧是公署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湘是主任委员，这种在刘湘应允下代他写的条子，从来都被视同刘湘手令，畅通无阻。
但是到了刘航琛这里，他不仅没有支款，还顺手把那张纸条撕得粉碎。
李大钧听到这个消息，气得脸色发青，拍桌子骂娘。他去找刘湘告状，刘湘为了安抚他，二话没说，拿出一张纸，同样写下了“支政委会8万元”几个字，并且端端正正地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