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自然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经典里的经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动摇。但在它的“身份”界定方面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意见认为它是第一部农民起义题材的小说，也有人说它是部“英雄传奇”类作品。而笔者更倾向于孔庆东等学者的看法，将其归为杰出的武侠小说。
其实将《水浒传》纳入“武侠”范畴并非什么新观点。早在1903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的“小说丛话”专栏中，谈及古代名著时便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愚以为，说《水浒》是武侠作品，不仅因为全书充满了江湖侠义和武术技击，具备了武侠文学所应有的一切基本要素，更由于该书对后世武侠创作的影响也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
首先，《水浒传》第一次鲜明地彰显了武侠的人民性和正义性。在它之前的武侠作品常有是非模糊、正邪不分的情况，有的是为帝王歌功颂德（如《虬髯客传》），有的是为官僚看家护院（如《聂隐娘》）。而施耐庵则是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讴歌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其敢于和黑暗世界抗争的革命精神。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一大批经典的侠客义士形象，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行侠仗义、扬善抑恶、扶危济困、重义轻生等精神与观念，都成为了后世武侠文学所反复表现的重要主题思想。
其次，《水浒传》采用的传奇性与写实性相结合的写人叙事手法，也是此后一般武侠小说严格遵循的创作原则。鲁智深能倒拔垂杨柳，武松能徒手打死老虎，戴宗的神行术可日行千里，还有像张顺高超绝伦的水性、时迁蹿房越脊的轻功，被描写得无不具有诱人的传奇色彩，但作者并没有将他们塑造成“神”，而是赋予了他们“人”的性格情感，读起来既生动有趣又真切可信。还有作者善于将人物放在尖锐斗争中的生死关头来进行刻画。林冲具有耿直侠义的性格，但又是个安于现状、忍辱负重之人，作者描写他是在屡遭迫害且退让无路的情况下才奋起雪夜杀敌，奔赴梁山的。武松出身城市贫民，好打抱不平，报杀兄之仇后还会投案自首，是后来在一系列血的教训面前才最终觉醒过来，坚决造反的。这不仅增强了人物经历的传奇性，而且深刻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现实的残酷，人物也更加真实。施耐庵这种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高妙手法，无疑大大增添了梁山好汉们的“魅力”，引得后继的武侠作家无不效法，而真能做到像《水浒传》这般恰到好处的却是寥寥无几。
再者，《水浒传》具有一种豪放粗犷的阳刚之美和崇高之美，奠定了正统武侠文学的美学风格。作品是一部写男子汉的大书，没有丝毫阴柔的脂粉气息和缱绻的儿女情长。它整体上恢弘磅礴、回肠荡气，读着热血沸腾。其主要人物个个都是血性男儿，义薄云天、勇武豪壮，令人钦佩崇敬不已。这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此外，《水浒传》还提供给武侠文学诸多具体的写作技巧。比如作者注意将兵刃、武功与人物形象性格相对应。鲁智深的禅杖、林冲的花枪、秦明的狼牙棒、花荣的弓箭等，这些武器仿佛与人物自身已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了。我们不能想象将李逵的一对板斧换成宝剑会是个什么样子。而在拳脚功夫的描写上，武松的迅猛、燕青的轻巧、李逵的凶悍都是和人物性格密切相关。又如，作者给这些梁山好汉们各起了一个生动又恰切的绰号。像及时雨、黑旋风、豹子头、鼓上蚤等，这些诨名读者都耳熟能详，将其与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些具有形象性、趣味性的称谓，水浒人物似乎就没了情趣，没了江湖味。这些成功技法都被后来的武侠创作争相模仿。
当然，辩证地讲，《水浒传》在给后世武侠提供大量积极有益借鉴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消极负面的影响。尤其作品中宣扬的所谓“快意恩仇”，是当今文明社会所不能接受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虽是失手杀人，武松斗杀西门庆也属被逼无奈，但仍破坏了基本的法治秩序。诚然我们不能回避那个时代的局限，可“该出手时就出手”毕竟有崇尚暴力之嫌。俗语说“少不读《水浒》”，就是担心年轻人血气方刚，看了该书会更加好斗。
而更可怕的是，这种习惯性的以武力解决问题，发展下去就是轻视生命的嗜杀。武松在鸳鸯楼就大喊：“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于是他杀完张都监、蒋门神等人后，又杀了一大堆的仆婢。李逵更是嗜杀的典型，为了自己一时痛快竟滥杀无辜。三打祝家庄时，扈成及整个扈家庄都已投降了，而“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事后他也未得到甚重的处罚。还有更卑劣的是宋江，为了使秦明死心塌地地入伙，让王英、燕顺等带小卒化装成秦明的军马，在青州城外杀人放火。书中写道：“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记（计）其数。”第二日秦明回城时，一家老小就被慕容知府都杀了，妻子的首级让军士挑在枪上。秦明无奈，这才投奔了宋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已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岂不令人毛骨悚然，这还是梁山好汉吗？而作者却将此描述为收服秦明的妙计。
之后的武侠中这种好斗乃至滥杀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直到新派武侠宗师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金毛狮王谢逊为引出仇人成昆是大开杀戒，残忍至极，作者仍将其定性为正面人物。而《侠客行》里的丁不三、丁不四兄弟每天都要杀人，却被处理为喜剧角色。似乎侠客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好恶就可以为所欲为。
另外，《水浒传》中有着明显的轻视甚至歧视妇女的思想。我国封建社会本就是男人至上，而《水浒传》更是将其推到了极致。梁山上百的男性好汉中大都是独身，像晁盖、鲁达等许多人干脆不近女色，怕因此伤了真气，影响练功。梁山的女将只有可怜的三位：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她们不光是绝对的配角，而且也没有什么女性特征，有的比男人还要剽悍粗蛮。
书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则更加悲哀，不是荡妇就是恶婆，即便容貌姣好，但多心如蛇蝎。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已经成为了淫荡的代名词，而玉麒麟卢俊义的夫人、清风寨刘知寨的夫人、歌妓白秀英，甚至张都监府里的侍女玉兰都是歹毒女子或红颜祸水，而她们的结局也都是死于男人的刀下。这其中大约只有林冲的娘子算是个“另类”，不过也自尽了。至今“重男轻女”仍是武侠文学的痼疾，古龙、黄易等人作品中的大男子主义倾向都甚为突出。难怪女同胞多对武侠小说敬而远之。
由《水浒传》沿袭下来的另一陋习是，将义气看得高于一切，为朋友可以赴汤蹈火，两肋插刀。由此产生了对异姓兄弟的绝对信赖，以及对“大哥”的无条件的绝对忠诚。为了所谓的“义”能够抛弃亲情、不辨是非，甚至不顾别人死活。梁山好汉对宋江的唯命是从，最终给自身带来了灭顶之灾。但作者不仅没有对偏执的江湖义气加以批判，反而大加赞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悲剧性作品的思想深度，也给后世的武侠文学以不良的导向。
应当说明，施耐庵毕竟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旧文人，其作品在精华之外也无可避免会有糟粕。但总体上讲，《水浒传》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武侠巨著，而其对社会现实反映之广泛、对人性本质揭示之深刻，是迄今为止其他任何武侠小说所难于企及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梁山”是古代武侠小说中一座不可逾越的巅峰。
